引言

秦朝是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國家形成的先驅，在它之后，中國社會開始了二千余年的大一統格局，期間雖屢遭變亂，而“分久必合”終成大勢。秦國能夠一躍而顯身七雄之列，繼而縱橫押闔，滅六國而獨掌華夏，這與它的法治變革脫不開關系。秦施法治促其由弱而強，由強而霸，方能統御宇內，這是六國所不具備的特點。

一、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窮終始

盡管秦歷二世即亡主要源于法之濫施，鮮仁寡恩，慶賞失當。但是，秦代法治對整個中國傳統社會中法治地位確立的奠基之功是無法抹煞的，從文化學角度觀之，秦法非但未隨秦亡而盡逝，反而在有所損益的基礎上，更深地融入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中。

秦國的變法先驅商鞅曾經領導了一系列的社會變革，其中包括以“內務耕稼，外戰死之賞罰”為核心的“變法修刑”活動。這些變革的目標是為了實現慎密而公正的法律原則，后來被韓非和李斯等人進一步發展為法家學說，成為秦國的國家治理準則。

法家學說是春秋戰國時期眾多學派之一，它的產生和發展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在西周末年，王權逐漸衰落，諸侯國紛起，政治上出現了“禮崩樂壞”的現象，天命的信仰受到了嚴重挑戰。以周王為核心、以天命為紐帶的“天人合一”的信念受到了重大沖擊，周王對天命的獨家解釋特權，以及王權即天命的理念受到了廣泛質疑。

天命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屬，而是成為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權威象征，它逐漸失去了純粹客觀的色彩。

《周禮》記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在早期的夏、商時期，人們對天的認識是朦朧的，認為天是一種超自然的存在，與人有某種聯系。這種聯系最初是通過巫師來實現的，后來則通過祖先和王權來建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開始逐漸從附屬天命的虛幻地位中解放出來，開始認識到天命是一種具體存在，可以被互相分享和理解。

在這種天人關系的認識中，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理解和把握。儒家重視道德和人倫關系，認為天理應該符合人倫，在這種思想中，天、人、道三者相互協調，體現了“中庸”的特點。而道家則更加強調天人合一的理念，棄絕人倫規范，追求自然的無為而治，崇尚“小國寡民”的理想世界，它認為這根本上是以天理釋放人性。

法家學說是一種典型的政治理論，它主張強調政治統治的權威和效力，是為統治者個人服務的。與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天道觀不同，法家對天道進行了極端的解讀，強調了天道對自然萬物的絕對支配力量。

在政治理論中，法家突出了人力對天道的絕對主導作用，將天道作為人們行為的參照系，其作用僅限于證明王權不可侵犯，并有時成為王權行使的客觀依據。

表面上看，法家學說的哲學基礎似乎是對周人“天人合一”觀念的倒退，但實際上并非如此。關鍵在于此時人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充分肯定。為了維護王權的永久性，法家賦予皇帝任意變通的權力，將自己的意志客觀化，通過法律和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地位，以免被他人剝奪。

二、生既若此苦，死當一切平

法家學說將天命與自然萬物的關系比作主仆關系，將皇帝與百姓的關系比作隸屬關系，強調了彼此之間的對立與生存。它突出了律令的無情性格，強調了律令的威力來自于其無形且不可知的強大。

因此，法律是最高的權威，法律的基本原則是不可改變的，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行事。法律與具體個人是分開的，它具有客觀的意義和價值。隨著人們對自然的認識不斷深入，對法律的理解也越發深刻。

到了漢代，“神道設教”進一步將天變成了皇權的象征，皇帝被稱為天子，幾乎被視為天的化身。這樣一來，所有打著“奉天承運”旗號的詔書和法令，實際上只是皇帝個人的意志而已。

法家的本質是以人的欲望為準則，以皇帝個人的意志為天意。為了實現皇帝的利益，人們被允許放縱追求功利的理想，同時，為了滿足皇帝的私欲，人們的最基本需求也可以被隨意剝奪。

在這樣的社會中，百姓只是滿足皇帝瘋狂欲望的工具，人性被壓縮到了與野獸僅差一步的狹小空間。文化的發展變得無關緊要，一切都變成了要你順從我。當然，“焚書坑儒”在這樣的社會中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可以確定的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代皇帝中，秦始皇可以算是權力最大的。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集權體制變得更加完善，中央集權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但與此同時，對皇帝的限制也變得越來越多。

隨著土地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地主階級的勢力在封建社會后期變得日益成熟，這本身就對皇權構成了潛在的制約力。與秦代法治背景下的始皇帝可以為所欲為相比，地主階級的約束力更為復雜。

《史記》記載：“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

秦朝滅亡后，漢代對秦代法治失敗的歷史教訓，進行了深入總結和反思。賈誼在《過秦論》中指出，秦朝的滅亡主要是因為“仁義不施，攻守之勢不同”，靠霸道蠻橫雖然可以建立國家，但卻不能長久地治理國家。如果想要穩定國家和安邦，就必須倡導有德行的仁政，將天人關系中過分強調皇權的偏激觀念，糾正回到相互協調的軌道上來。

雖然秦朝的滅亡起因于陳勝、吳廣的起義，但其根本原因滅亡于新興地主階級的力量，秦朝的暴政發展到了讓新老貴族都無法忍受的地步。劉邦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力量，最終戰勝了項羽代表的六國貴族集團，這標志著秦帝國的結束。

秦朝的滅亡讓皇帝從“天”的寶座上被拉了下來，但這并不意味著皇帝與天完全斷絕了聯系。人們的反思結果是，皇帝只是因為自己傲慢無度、得罪了眾怒，皇帝要重新得到尊寵，只需要在這兩個方面做些調整：與上天保持一定距離，不要越界，要學習順應自然，追求無為而治，這是道家學說的核心。

同時，也要注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關心民情往往會帶來大災難。因此，在保護皇帝自身利益的同時，盡量照顧地主階級的普遍利益，同時也要盡可能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條件，注重“義利和諧”非常重要。因此，道德的約束就出現了，這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原則。

秦代的法治文化引發了人們對政治制度的反思，導致他們轉向儒家和道家的學說。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天和人是相互融合的，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實現這兩種學說的合流并不困難。

從秦朝開始的中國封建傳統政治，雖然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與完善，但仍存在三個無法解決的核心問題：改朝換代、王位繼承和宰相地位。

這三個問題的焦點在于皇帝所代表的“政權”，始終沒有一個客觀的法制來規范它。盡管秦代的法治在道家哲學的影響下與儒家學說融合，但這并不意味著封建法治從為一人統治服務轉變為為整個統治階級服務，并且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央集權統治的本質。

事實上，在儒家政治取代法家政治成為主導之后，皇帝仍然擁有立法、司法和執法的權力，沒有任何外部力量對皇帝的權力進行約束。唯一的不同是增加了一些道德的勸諫，但很明顯，這種勸諫是無力的。

中國傳統政治缺乏限制君權的律法，盡管秦代的法治在儒家的影響下與儒家學說融合，但仍無法改變封建法治的本質，皇帝的權力仍然無法受到有效的約束，只是增加了一些道德的規范。

三、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

皇帝是否會過度運用法律，取決于他對自身私利、地主階級利益和農民階級利益之間關系的把握。這對于維持封建統治的穩定非常重要，以至于封建官制中出現了御史大夫、諫議大夫等專職官員，負責提醒皇帝時刻反省這個問題。

然而，掌握這種關系的“度”非常困難，因為皇帝完全依靠自己的主觀判斷，需要依賴地主階級自身的道德思考。一旦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使他們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及生產發展和百姓的生活需求，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濫用法律的情況，導致農業無法持續發展，百姓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由于皇帝處于天人關系的中介地位，民意即天意，而天意主要是通過皇帝自己的認知而來。更多時候，天意表現為皇帝的意志，皇帝的利益被視為代表百姓的普遍利益，國家就是皇帝的家，封建國家就是皇帝的“家天下”。

實際上，皇權沒有受到監督，一旦皇帝在運用法律時超過了“天”的限度，也就是破壞了公平和利益的平衡，這意味著道德制約的失敗。結果就是社會陷入惡性循環的動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潛臺詞就是傳統政治中的“一治一亂”。

王朝頻繁更迭導致歷經艱辛積累的文明成果毀于一旦。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宮廷內訌，起因都是地主階級的私欲膨脹。所謂的政府由宰相領導，實際上他并沒有決策權，大多數情況下只是皇帝推卸責任的替罪羊。

稍微分析一下就會發現，自秦朝以后，中國傳統社會無數次的更迭，幾乎都重演了秦亡的悲劇，即歷代王朝的滅亡幾乎都是因為法律失序，人民背離，

這確實讓人深思。另一方面，皇權可以獨斷專行，使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總給人一種因人廢事的感覺，就像有句諺語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可以稱為“人治”的一個顯著特點。

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一直缺乏規定人民權利和義務的立法，人民與皇權之間的關系一直沒有明確。嚴格來說，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總是以整體的身份存在的，每個人的價值都限定在“家”、“家族”的范圍內。

廣義上說，每個人的利益都體現在大家的領袖——皇帝身上。人們一直被教導將“忠誠”和“孝順”視為崇高的境界和追求，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普遍社會意義。

既然皇帝是群體利益的代言人，那么他所做出的任何決策，百姓都應該不折不扣地去執行。由于天子之下的臣民，他們在事實上并無任何政治和經濟地位，那么他們與皇帝之間也就不存在任何可比較的利益關系。

這使得他們不可能一條渠道來正確反映自己的意愿，并以期改變皇帝的不合理決定。在困境中，他們唯一的希望便是在人倫道德的領域與皇權對話，遂產生出對“圣明君主”的祈盼和對“青天大老爺”的愛戴。

結語

倘若這種對話都變得無望，便別無他途，只能充當“覆舟”之水，并用這種辦法來達到與繼任的統治者重開對話的目的。而道德在當權者那里從來都被當作統治手段，它們更看重道德背后的法治，這種對話本質上是不真實的，如此，緣法而失德也是必然的。

參考文獻：

《史記》

《漢書》

《考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