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農業生產離不開土地，傳統中國每一次社會裂變皆與人地矛盾突出息息相關。可以說，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古代中國，土地資源是最根本的資源，是一切財富的源泉。

坐擁千畝土地的物產，其資產就可與千戶侯等。且依靠土地資源致富，而禁苑之設，無疑占有大面積土地，尤其是秦漢禁苑，更是大面積土地資源的占有者，這也意味著以土地為依托可衍生出諸多資源，產出巨額財富。漢禁苑本身就蘊藏巨大的經濟效益，并在諸多方面發揮其至為重要的經濟功能。

一、國家財政經濟的重要來源

漢代財政經濟體系可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大司農掌管的“國家錢谷租稅等財政收入和支出”，即所謂“天下之經費”；二是山川、苑囿園池、市井、口賦、公田的租稅所得，以及獻物酎金等，用“以奉養天子”，即所謂“私奉養”。前者為政府公共費用，后者為天子私用收支，兩者是互不統屬的國家財政系統和帝室財政系統。

戰國秦漢時期公田收益（包括禁苑假田）亦是帝室財政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宮廷消費，與國家財政有別。不止獨兩漢財政體系如此，秦時財政體系亦是如此：政府和宮中的收支體系是各自獨立的。

就所謂帝室財政體系來說，秦時禁苑隸屬少府統管，漢武帝及之后禁苑分屬少府和水衡都尉統管。秦時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禁苑收入是帝室財政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揚雄言，在“二帝三王”時期，“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就“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

秦漢禁苑的規模及經濟產出能力遠非“二帝三王”時期的“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所能匹敵，其經濟能力早已超出“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的范圍。如，秦漢公馬牛苑的產出，就支撐了這一時期戰爭對馬、牛的征用。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畝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漢承秦制，雖在武帝時期少府的很多權限，諸如上林等主要禁苑的管理權、鑄錢等皆劃歸水衡都尉統管，但并沒影響禁苑作為帝室財政經濟主要來源之一的存在狀態。因此，秦漢禁苑是支撐帝室財政經濟的重要組成。就此而論，其時禁苑的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當不可小覷。

在戰爭等緊急狀態下，秦漢時帝室財政與國家財政的分野，可能就不是很明晰，帝室財政也可支援國家財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秦漢禁苑是當時財政經濟的來源之一。在國家經濟構成中，秦漢禁苑的經濟收入應占一定比例。

二、物資儲備基地

秦漢禁苑所蘊藏的各種資源異常豐富。秦昭王時，秦大饑，應侯請開五苑，僅“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就足以活民。就這些植物的成分論，亞熱帶成分約占一半，出現了大麻、貲苜蓿、救荒野豌豆等典型的中亞植物類型，甚至出現了典型的南亞熱帶、熱帶成分。

《三輔黃圖》卷四《苑囿》“漢上林苑”條載：“帝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余種種植其中，亦有制為美名，以標奇異。”

有人根據古籍文獻記載和今人的研究資料，統計出秦漢上林苑的動物種類多達120余種。此外，東方朔對漢武帝的諫議中說，上林苑所在地區“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萬民所卬足也”，且有“陂池水澤之利”。僅秦漢上林一處禁苑就有如此豐富的資源，若算上秦漢時期的大小禁苑，其資源的豐富程度當超乎想象。

此外，《史記·貨值列傳》言西楚之地“東有云夢之饒”。司馬相如《子虛賦》對楚之云夢的豐富資源有傳神的描述。遠離京師重地的云夢禁苑，其資源也異常豐富。總之，以上林苑、云夢苑為代表的秦漢禁苑蘊藏著豐富的生物資源、礦產資源、水利資源、農業資源等多種資源，可謂秦漢時國家的物資儲備基地。

三、供水與賑災

《三輔黃圖·雜錄》云：“關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

秦漢上林苑水利資源非常豐富。以此，保障了關中地區的居民生活用水、農業用水，甚至軍事演習用水等。漢上林苑昆明池的修建，一開始雖出于軍事目的，為漢廷的水軍操練提供寬闊的水域場地，但也為漢長安城內外的居民提供了足夠的生活用水。昆明池，是都城長安的蓄水庫。

秦漢上林苑、宜春苑等禁苑所在的酆鎬地區“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適宜農業生產。關中之富，秦漢之強，得益于關中地區農業經濟的發達。而農業的發展離不開水利建設，關中地區自秦以來，就修建了諸多水利設施，著名的如鄭國渠、成國渠等。這些水利設施皆與上林、宜春等禁苑的水資源連為一體，為關中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豐富的水利資源。

云夢禁苑所在地區，春秋時期即由楚令尹孫叔敖鑿“云夢通渠”。歷史上，云夢通渠西通漢水，東溝江淮，極大地便利了楚地與外界的水運交通，灌溉了江漢平原上的良田沃野，繁榮了楚地經濟。總之，秦漢禁苑或與所在地的水渠互相勾連，或多蓄水陂池，為當地的水運交通、居民生活和農業生產提供豐富的水資源。

秦漢時期，特別是漢昭宣中興和東漢立國以來，遇有饑饉水旱，多開放禁苑，以之活民，或許民禁苑假田，或任民樵采、放牧，以達到賑災的目的。楚漢相爭時，漢王為籠絡人心，亦為儲備軍糧，“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

秦苑囿園池皆開放任民耕種。但好景不長，漢朝建立，“諸故秦苑囿園池”皆為漢廷承繼，蕭何為民請田上林，即被劉邦下廷尉，“械系之”。至武帝時更是占用酆鎬間膏腴之地擴建上林。然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如漢武帝，在其即位之初，也曾“罷苑馬，以賜貧民”。漢武帝時，貧民一度可進入公馬牛苑采樵。

秦漢時規模最大的關中上林至東漢時多已開放，賦與貧人，任其樵采、放牧、耕種。非但如此，東漢京師上林、廣成等諸苑囿亦或被減省，或被賦與貧人、流民。東漢時豪強興起，朝廷禁苑除賦與貧人，功臣地主亦上書請苑屯墾。光武帝時，馬援居洛陽“數月而無它職任”，遂“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兩漢朝廷多次假禁苑之田等公田與貧民，某種程度上確實暫時達到了賑濟災民，緩解社會矛盾的目的，但“因缺少配套的監督機制和對貧民利益的保護措施”，最終“不僅沒有起到應有的積極作用，反而助紂為虐，因豪民侵凌，使‘分田劫假’變相地成為豪民兼并土地的一種形式”。豪民“分田劫假”最終削弱了朝廷開放禁苑賑濟貧民的成效。

結語

總之，秦漢除始皇、二世、漢武帝時期廣興苑囿之外，兩漢諸帝多在水、旱、蝗災饑饉之時，開放禁苑賦與貧人、流人，賑濟不虞，以減緩社會矛盾。雖有豪民“分田劫假”，但起初因朝廷掌握有大量的苑囿園池可賦與貧民，禁苑賑濟的效果尚可，緩解了社會矛盾。

只是隨著王朝末期，社會矛盾加深，豪民土地兼并加重，朝廷苑囿賦與殆盡，假無可假，禁苑賑濟的舉措才被迫停止。而當這時，“皇權存在的經濟基礎也就喪失了”。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

[2]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