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統一后建立起來的皇帝制度、中央與地方行政制度、職官制度等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意味著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構建起來的一套政治文化，和政治話語體系的失效。如何建立起新的政治文化體系并為黔首所認同，是秦始皇在推進文化統一和移風易俗進程時，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

一、“焚書坑儒”與“孝治天下”

秦的天下通過武力掠奪而來，秦始皇意識到建立一個和平穩固的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文化的精神支持。證明統治的合法性和權力的正統性，是政治實體必須解決的問題。秦始皇議帝號、崇水德、尚黑、數以“六”和“十二”為尊，都是確立法統的手段。“焚書坑儒”和祠廟祭祀是秦始皇在禮俗方面強化皇權、證明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清末以前，“焚書坑儒”一般被視為秦始皇實行暴政的重要表現，也是秦王朝遵循法家、滅絕儒家與其他學說的“鐵證”。但秦始皇沒有焚毀全部的書籍，也沒有禁儒。秦王朝統一之初并未禁絕諸家學說，吏學教材《為吏之道》和《為吏治官及黔首》中，雜糅了不同流派的思想，甚至在一段時間內，儒、道等思想影響著行政運作。

秦刻石銘文反映出秦政治文化系統，納入了儒家的倫理秩序，表明秦事功型政治傳統出現向倫理型政治轉軌的跡象。的確，秦王朝的政治文化雖以法家學說為主流，但不免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尤其秦始皇多次到齊地巡游，未嘗不是一種主動吸納儒家文化、展示文化整合意識的方式。

不過，秦王朝初期和末期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區別，以秦始皇三十四年為界，秦王朝的政治思想由儒家思想，仍具影響力向法家思想占絕對統治地位轉變。從刻石文辭上看，這種轉變可能在秦始皇二十九年就已經開始了。

《岳麓秦簡（伍）》有律文規定： “黔首或事父母孝，事兄姊忠敬，親弟茲愛，居邑里長老黔首為善，有如此者，牒書。”

秦統治者為了建立統一穩定的政治文化秩序，將一般認為是儒家所強調的“孝道”倫理納入法家體系，用法律的形式推行“孝治”，與“忠君”屬于相輔相成的一套倫理體系。秦王朝“孝治天下”的政治實踐，孝道倫理法律化的舉措與儒家提倡的孝道有很大區別，片面強化父方權利，弱化血緣親情，不利于人倫秩序的構建。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岳麓秦簡（伍）》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共有的侵犯尊親屬法令，相同犯罪刑罰越來越重，保護的尊親屬越來越多，律文有逐漸加重的趨勢。此外，秦王朝不止重視父子關系，還重視構建兄弟關系、鄰里關系，不僅有刑罰懲治“不孝”的行為，也會一定程度上獎勵遵守人倫的黔首。

為什么只有秦王朝法家治國與倫理道德的結合失敗了呢？歸根到底，是因為秦法單純強制運行上對下、君對臣、父對子的強權，采取壓逼性的法律來構建政治文化秩序，不顧人情人性與地方習俗。秦文化缺乏的是“制衡君權的政治倫理規范及相關的制衡實踐”，這也是秦政兼容倫理的局限所在。

秦始皇為樹立統治合法性和構建新的政治文化秩序做出了努力，但這種努力因為偏重“法”的一面導致的僵化而宣告破產，雖為漢朝政治文化重構奠定了基礎、提供了經驗教訓，但其形象在傳世典籍中都比較負面，秦王朝統治的基調也被定性為“暴政”。

二、祠廟祭祀

祠廟祭祀是秦王朝政治文化禮俗方面的具體表現和措施，大致可分為官方祭祀和民間祭祀。官方承認的正式祭祀包括“王室祠”與廣泛設于郡縣的“公祠”，其中，縣級官祭是秦王朝官祭的最低一級，包含社、五祀、先農和縣道宗廟。秦始皇的巡游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整合宗教信仰體系，建立官祀系統，進而實現文化的統一。

宗廟祭祀在祠廟祭祀中具有獨特地位。秦始皇十分強調宗廟的重要性，認為宗廟是實現統一的一大前提。刻石中亦將“昭明宗廟”作為秦始皇的功德之一。秦統治者認為宗廟對政權有支持、保障和護佑的作用。正基于此，秦王朝在新設縣道廣置宗廟，并用法令形式規定行廟制度與對宗廟的常態維護。

《岳麓秦簡（肆）·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記載：“如下邽廟者輒壞，更為廟便地潔清所，弗更而祠焉，皆棄市?！?br/>

對于“弗更而祠”采取“棄市”的重罪，足見秦王朝對地方宗廟祭祀的重視程度。里耶秦簡中亦保存“令史行廟”和徒隸“作廟”的實際文書記錄，對宗廟的巡視和修繕都是為了加強吏民對秦皇室的認同，進而樹立和維護秦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統性。

秦二世元年，下詔“議尊始皇廟”，秦二世初初即位，就進行宗廟改革，確立始皇廟的至高地位，相應降低先王宗廟的地位，乃至軼毀秦襄公以下宗廟，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鞏固自身繼承大統的正當性，客觀上完成了宗廟制度與郡縣體制的真正適配。

然而，宗廟祭祀對于政權合法性的樹立，和吏民認同的強化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打一個問號。這未必對六國故民產生強有力的實際心理影響。秦二世宗廟改革之舉更被賈誼形容為“壞宗廟”，《趙正書》亦云“滅其先人”，至少從漢人言論看來，秦二世軼毀宗廟的行為并不為人接受，反而動搖了他皇位的正統性。

除建立官祀系統，秦王朝也推行打擊淫祀的政策。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秦代應當已有《祠律》來規范祭祀活動。秦王朝舉行祠廟祭祀的目的是建立政權合法性，增強吏民認同，構建與郡縣制相匹配的政治文化。

秦始皇和秦二世表面繼承西周和六國的祖先祭祀傳統，似乎仍舊看重禮制，內里卻以法為核心和手段，服務現實政治，改造原有的天子—諸侯—大夫的廟制體系，形成和鞏固皇帝—郡縣的宗廟系統。賈誼對秦王朝“遺禮義”的評價雖然失當，卻也有一定道理。

三、秦王朝的法律與吏治

《商君書錐指》記載：“今先圣人為書傳之后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圣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

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奏請“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與“焚書坑儒”同時頒布，正式把這一制度推行開來。從《周禮》來看，至晚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形成“以吏為師”的法令傳播體系，這并非秦制獨有，而是有一定歷史實踐基礎和其他六國制度設計來源的，后被漢代統治者延續改造。

“以吏為師”學習的內容即法令，官吏群體需要學法、懂法并依法辦事。內史所轄各縣中，都官所在的縣要去抄寫遵行的法律，即學法。廷尉每年要到御史處校對刑律。地方上，主要由令史負責核對律文，校核律令的基礎就是懂法。

官府文書格式中，經常先擺出依據的律令內容并寫明“以律令從事”或“它如律令”，這是官吏須得依法辦事的一個表征。所以官吏——尤其是官府負責處理文書的屬吏，就必須識字，且有一定的書寫能力。秦王朝開辦了專門教育“史子”的學校——學室。里耶秦簡中的大量習字簡，即官吏識字和練習書寫的實證。

官吏的自律和秉公無私是能依法辦事的基礎，也是吏學教材強調的重點之一。荀子認為秦國的官吏都能奉公為政。事實上，無論法律如何禁止，吏員仍會有私下人情往來。通過私下交辦、請托公務、關照私事、禮節性問候以及禮物的致贈，總會建立起地方社會政治聯系的紐帶。

結語

從秦始皇采取的諸種舉措可以看出，秦王朝的政治文化重構既一定程度上繼承延續西周的一些政治文化活動，又將重點放在秦國固有的政治文化推廣上，在禮俗、法律和吏治等方面既“破”又“立”，以樹立政權合法性和正統性為核心，推動政治文化由服務于王權向服務于皇權、服務于宗法分封制向服務于中央集權制轉變。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

[2]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