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健康組織宣布我們陷入了同時發生的第二場災難之中：一場信息疫情（infodemic）。這場全球危機的特點是虛假或錯誤信息的迅速傳播，主要集中在數字空間。令人擔心的是，不準確會讓公眾迷失在虛假的海洋之中。最終，這種大規模的迷失會導致人們傷害自己和他人。

為了遏制不斷上漲的錯誤信息浪潮，一些機構已投入大量資源來量化錯誤信息在網絡上的傳播和影響。一些相關的報告產出已催生立法，旨在限制網絡虛假新聞。

但是，一些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并不相信錯誤信息有如此大的威力，或者認為與過去相比錯誤信息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事實上，他們認為，我們可能過早地陷入了一場錯誤信息的道德恐慌之中。

“在我看來，似乎我們是從‘存在問題’的結論出發，”倫敦國王學院的心理學家、因果關系研究員克里斯托斯·貝克利瓦尼迪斯（Christos Bechlivanidis）談到，“但我認為，在驚慌失措之前，我們需要更仔細地思考。”

研究錯誤信息特別棘手，部分原因是語義上的，對于什么構成了錯誤信息，即使是科學界也沒有形成很好的共識。

劍橋大學認知心理學家瑪格達·奧斯曼（Magda Osman）說：“這是個非常模糊的概念。” 錯誤信息通常被定義為事實上不準確但無意欺騙的任何信息：換言之，人們說錯了。然而，它經常被稱為虛假信息和宣傳信息，前者是惡意傳播的不準確信息，后者是為了在政治上影響人們的、充斥著偏見辭藻的信息。盡管奧斯曼對錯誤信息與定義更清晰、明顯更有害的宣傳信息做出了明確區分，但有些研究將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與其它形式的故意誤導信息混為一談。而這就是事情開始變得棘手的地方了：即使在通常定義下，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被視為錯誤信息。

例如，一次天氣預報稱某一天會達到55華氏度的高溫，如果這一天到來時溫度高至57華氏度，這則天氣預報能否被視為錯誤信息？沒有準確報道某人襯衫顏色的新聞故事呢？又或者，就像是新冠疫情期間實時上演的，那些曾被人廣泛接受但后來被更好的新數據更新的科學假設呢？問題在于，試圖量化或測試人們對錯誤信息敏感性的研究往往會同時包括相對無害的不準確信息和危險的陰謀論。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如何定義，錯誤信息都已經存在很久了。自從人類語言誕生以來，我們就一直生活在一個充斥著謊言、荒誕故事、神話、偽科學、半真半假和完全不準確的信息的世界里。例如，歐洲中世紀的動物寓言故事中，除了獨角獸和螳螂，還描繪了熊和黃鼠狼等動物。反疫苗團體已經存在了超過200年，遠在互聯網之前。在20世紀初，“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年代，不少記者編造故事。

*注：黃色新聞指在報紙出版中使用聳人聽聞的特寫和新聞來吸引讀者并增加發行量。

“我不喜歡‘我們正生活在后真相世界’這種論調，仿佛我們曾經生活在真相世界一樣。”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邏輯學歷史與哲學研究員卡塔琳娜·杜蒂爾·諾瓦埃斯（Catarina Dutilh Novaes）說。

自黃色新聞年代以來，新聞和書籍的標準已經全面提升了。但日常交流不會遵循同樣嚴格的標準，你不太可能在和祖母一塊吃晚飯時拿出一本參考書目，開始核對她說的話是否是事實。當下，許多這樣的人際交流發生在線上。在一個給定的網絡空間內，簡單地量化錯誤信息的數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正如奧斯曼所說，“我們所說的一切都是不準確的”。并且，要證明錯誤信息對于個人行為會產生直接影響還會更加困難。

量化錯誤信息、確定誰容易受其影響的大部分理由都基于一個假設，即吸收錯誤信息會改變人們的信念，導致人們表現得不理性。最典型的例子是關于新冠疫情的錯誤信息，這被認為是許多人后來對于接種疫苗猶豫不決的原因。大量研究揭示了吸收錯誤信息和對接種疫苗感到猶豫之間的關系。但是，要證明二者的因果關系是非常棘手的。例如，有證據表明，早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前，許多對接種疫苗猶豫不決的人就對科學持懷疑態度，他們可能會搜索錯誤信息為已有的偏見辯護，但這并不意味著吸收不正確的信息導致了不信任。其他研究表明，諸如內群體團結和國家認同等因素是預測某人是否會接種新冠疫苗的更有力因素。

事實上，一項近期的研究表明，只是讓人們接觸新冠錯誤信息對于決定是否接種疫苗影響很弱或沒有影響，并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會讓他們的接種意愿略微提升。

不管是老年人、年輕人、窮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還是其他人，試圖找出最容易接受錯誤信息的特定群體往往也帶有居高臨下的意味。我們所有人都容易相信不真實的事情，這只是取決于信息如何呈現。

奧斯曼將這種恐慌與過去幾十年對暴力電子游戲的恐慌進行比較。盡管許多頭條和政客宣稱像《俠盜飛車》和《使命召喚》這樣的游戲讓青少年更具進攻性了，實際上沒有研究真正發現了二者的因果關系。

奧斯曼認為，我們對于錯誤信息的集體擔憂某種程度上是對互聯網的道德恐慌，結合長期歷史來看，我們對于每一種分享信息的新方法都有過類似的擔憂。幾乎每一種交流技術都遭遇過公眾反對。在15世紀中期的反古騰堡浪潮中，歐洲人摧毀了幾十家印刷店。20世紀30年代無線電興起，導致一些美國家長擔心它對于孩子有不良影響。即使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也不能免于那個年代的道德恐慌。“他一點也不喜歡寫作，這很可疑。”杜蒂爾·諾瓦埃斯說。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擔心完全合理。在我們知道一項新技術會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之前，謹慎使用是有道理的。而最近，我們幾乎沒時間這么做。過去的三十年里，信息分享技術飛速發展，從手機到電子郵件再到社交媒體，智能手機的出現更是使之達到了頂峰，我們能夠用一臺時尚且便攜的設備訪問所有信息。信息分享技術的發展勢不可擋，在許多情況下也令人害怕。

“我想，人們仍然在試圖意識到的是，初期人們對于互聯網是很樂觀的。”杜蒂爾·諾瓦埃斯說。我們期待，更加自由地獲得信息能帶來更大的透明和更少的混淆。然而，我們失望地發現，即使是在信息黃金年代，人們還是會犯錯。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網絡上錯誤信息的傳播總是良性的，或者說我們不應該嘗試以任何方式監管它。奧斯曼提到，如果我們要以全面推行新立法或讓科技巨頭們自己施加限制的方式加以應對，我們需要確定問題到底是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虛假新聞、虛假信念和道德恐慌并不是新現象，社會已經有數千年的經驗，無論經驗好壞。貝希利瓦尼迪斯（Bechlivanidis）說：“我認為，我們能很好地處理謊言。”

作者：Joanna Thompson

譯者：xhaiden

審校：EON

封面：Ibrahim Rayintakath

原文：

https://undark.org/2023/10/26/opinion-misinformation-moral-pa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