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在網絡上翻車的專家、高管、名人特別多，其實可以看作是“精英主義”沒有市場了。

作者 |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chuàng)文章，轉載請聯(lián)系后臺

這幾天商業(yè)圈持續(xù)發(fā)酵的熱點新聞就是百度“公關一號位”璩靜的“短視頻翻車事件”。

一個名為“我是璩（qú）靜”，在自我介紹中標注了“百度副總裁”“公關一號位”“華為前公關副總裁”諸多頭銜的賬號，五一期間不眠不休地連續(xù)發(fā)布了4條短視頻，漲粉近百萬。

然而，從事情的走向來看，這不是又一個企業(yè)高管在成為流量明星的故事，而是高管被洶涌而來的流量掀翻在地的故事。

璩靜在短視頻中的諸多言論，例如“員工鬧分手提離職我秒批，為什么要考慮員工的家庭”“不加班就沒法升職漲薪”“兒子上幾年級要偷偷問保姆”等言論引發(fā)了相當大的爭議，被大量網友吐槽“冷血”，加之后來被媒體證實璩靜的賬號系從他人那里購買來的，于是遭到了網友更猛烈的口誅筆伐，其平常粗暴的工作作風被扒出來，百度的價值觀也再次被公眾質疑。

公關作為輿論場的滅火人員，卻引來網友的怒火燒了自己家的房子。

沉默兩日后，璩靜于今天凌晨在朋友圈發(fā)文對此事致歉，表示深刻反省、虛心接受批評。

這幾天我也在關注這件事，看了各家媒體持續(xù)跟進的報道和網友評論，我想到的一點是，除了璩靜其實這兩年在網絡上翻車的專家、高管、名人特別多，往前就有直播時蹺二郎腿的哪吒汽車CEO張勇、爆料自己員工“連自己小孩子的出生都會錯過”的智己CEO劉濤、試圖給網友“開個會”并怒摔手機的前東方甄選CEO孫東旭、讓網友反思工作是否努力的李佳琦……

他們在面對廣大網友時有什么共同點呢？

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精英主義。

“精英”跟“精英主義”是兩碼事，我們去成為領域內的精英，這無可厚非。但“精英主義”更多是一種自我認知，社會地位或財富上有優(yōu)勢的人往往會認為，他們的能力更突出，觀點應當更被重視，也更適合充當管理者。

在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精英主義”大致有三種表現(xiàn)，先來說第一種，那就是喜歡在輿論場講道理。

廈門大學鄒振東教授在《弱傳播》里認為，輿論的本質特點就是不講道理，這是輿論的情感律。

傳播的情感律并非說傳播就是曲意逢迎，也不是說網友是不講道理的，而是道理是往往以沉默的方式起作用，以邊界的方式制約著輿論的走向，真正拿來交流的是情感和“人味”。

我剛入行時，直屬領導經常對我們講的就是，做傳播無外乎“情理”二字，但“情”在前，“理”在后。

在沒有了解到各方情感訴求，沒有把冷冰冰的粉絲數據對應到一個個鮮活的人之前，講道理毫無作用，可能還適得其反。

對于一些“精英主義者”來說，現(xiàn)實世界里感受到的是講道理帶來的所向披靡，他們往往是所在組織和團隊的規(guī)則制定者，用規(guī)則維持所在團隊的秩序。

但來到輿論世界后，原來的方式只會帶來口誅筆伐。

因為現(xiàn)實世界里，使人服從的三個要素無非恐懼、利益、信仰，因恐懼和利益而服從者占了絕大多數，而因信仰服從者少之又少。

打工人有擔憂失去工作的恐懼，在團隊里可能被孤立的恐懼，有賺錢養(yǎng)家的利益，所以選擇服從。

在輿論世界，這些要素都不存在，全靠網友感知到的情感和博主的個人魅力，跟不跟只在須臾之間，情感的弦沒調對，撥弄出再多道理也是亂彈琴，只會帶來網友的抨擊和嘲諷。

璩靜的視頻就是用一種“領導者”的姿態(tài)講了很多道理，怎樣用各種嚴厲的規(guī)則來約束自己的員工，怎樣在職場雷厲風行等，說來說去都是道理和規(guī)矩。

但長期浸泡在互聯(lián)網各種輿論潮之中的廣大網友誰還不會講道理，誰還沒有點理 性，紛紛發(fā)起回懟。

大家都會講道理，那就用各自認為的理性去碾壓對方的理性，璩靜掉入了輿論的死循環(huán)。

這像極了我們跟別人吵架吵得天昏地暗，各自都是高速運轉的理性機器，拋出各種足以證明自己論斷的證據，吵到最后發(fā)現(xiàn)沒有任何結果，而且越來越空洞，還有些巧言令色的感覺。

與之相比，在網絡世界有著相當號召力的雷軍始終表現(xiàn)出的就是謙遜，直播時的平易近人，首批SU7交付時給車主開車門、握手、揮手目送贏得了廣大網友的好感。

也沒人會覺得這是裝出來的，因為大家從知道雷軍這個人到現(xiàn)在，他就是這樣，從做平價手機時的親民氣質，到《Are you ok？》風靡網絡，再到小米10周年時他用20個故事回憶過去的挫折和艱辛。

雷軍跟大家講的是故事或段子，大家看到的卻是一個小鎮(zhèn)青年的一路走來。

前不久雷軍還對網上流傳的“雷軍的爽文人生”進行辟謠“我不是爽文男主，也沒考過700分，人生低谷時卡里也沒有40億”，生怕讓別人覺得他天賦 異稟。

“精英主 義”的第二種表現(xiàn)就是極力宣揚努力和內卷。

在一系列“精英主義者”的論述中，通常能發(fā)現(xiàn)這樣的言論“不加班就沒法升職漲薪”“兒子上幾年級要偷偷問保姆”“連自己小孩子的出生都會錯過”這么多年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有時候找找自己原因”……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斯前幾年出了一本書叫《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曾引起過廣泛討論。

這本書提到了一個核心概念“優(yōu)績主義陷阱”，就是社會與經濟的獎賞應當依據才能、努力和成就這些“優(yōu)績”來決定，人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公平競爭，成績優(yōu)異者獲勝。

在一些成功人士看來，成功都是自己“優(yōu)績”，而“優(yōu)績”的來源就是靠自己努力。

于是，他們也把這種價值觀傳導給團隊，以數據作為衡量績效的標準，加班多少小時、寫了多少PPT等，一切皆可用數字來量化。

桑德斯在書中列舉了美國技術官僚這個群體，他們都是通過激烈的“優(yōu)績”競爭遴選出來的，技術官僚體系里典型、影響最大的領域就是經濟領域，但在討論一些經濟政策時，都會被用數字進行量化，公共利益也等同于GDP。貧富差距大如果放到對GDP的貢獻，也被認為是合理的。

而培養(yǎng)公民之間的團結、加深公民關系等真正關系公共利益的領域無法用數字衡量，一般不再考慮之內，這導致了公共話語的貧乏和社會撕裂。

還有，這種模式下，成績更好的、學歷更高的、有資格證書的專業(yè)人士的聲望被大大提高，整個社會都去崇拜、想成為“優(yōu)秀的人”，普通人的貢獻被大大貶低，他們的工作甚至沒有尊嚴。

戴錦華教授曾提到，谷歌有一名高級顧問在一次采訪中被問“你認為現(xiàn)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時說，當然像任何一次技術革命一樣，就是發(fā)生了技術革命以后，人類社會要消化剩余勞動力。

然后記者就問，你認為這一次創(chuàng)造的剩余勞動力的比例有多高？他回答98%。

98%，然后如何消化它？我們怎么辦？

他的回答是：爭當2%。

個人追求“優(yōu)績”本無可厚非，甚至值得表揚，但當所有人都收斂掉自己的個性和稟賦，把追求單一標準衡量的“優(yōu)績”作為目標，就會出現(xiàn)“合成謬誤”。

“合成謬誤”是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來的，指對局部來說對的東西，僅僅由于它對局部而言是對的便說它對總體而言也必然是對的，這是一種謬誤。

最典型的就是“節(jié)儉悖論”，個人節(jié)儉是好事，但當所有人都節(jié)儉，把錢存起來不花錢，經濟就衰退了。

“優(yōu)績主義”就會讓大部分人成為工作鏈條上的零部件，淪為“工具人”。

極力宣揚努力，把努力跟成功牢牢掛鉤，看似宣揚公平，實則是把時代、運氣、出身、資源等統(tǒng)統(tǒng)剝離，這引出了“精英主義者”的第三個特征，忽略時代背景和個人際遇。

飄飄然的成功者忘記了那些成功路上的運氣因素和助力——家庭、社會階層、國家和時代。

我們在《》里曾談到，頂級成功人士背后有周期的力量，《異類》這本書里統(tǒng)計了一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富有的75人名單，既有古代國王、法老，也有巴菲特、比爾·蓋茨，結果是20%都出生在1831-1840年的美國。

這樣的集中度已經相當高了，搜集整個人類歷史上邊邊角角的擁有巨額財富的人，竟然2成來自同一國家的同一代人！

而美國造富的第二個高峰年代就是上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喬布斯、比爾·蓋茨、邁克爾·戴爾、拉里·佩奇等集體冒出來了。

中國造富浪潮也有那么幾波，比如80年代的“倒爺”；90年代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下海經商”；后來的制造業(yè)、房地產、互聯(lián)網崛起。搭上這些紅利，就等于搭上了迅速疾馳的快車。

很多“精英主義者”往往把當初的成功歸結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把當代年輕人積累不到財富、找不到好工作認為是不夠努力，自然招致網友的白眼。 只能說，有的人被紅利保護得太好了。

當面對一個轉型的時代時，之前一些大佬的戰(zhàn)略，一些高管的才能，一些大廠的方法論就像撞上了一堵堅硬的墻，不能再推動組織勢如破竹般前進，自顧不暇。

“精英主義者”也失去了宣講成功經驗的合理性和底氣，但他們被“精英主義”的認知禁錮，不能放低姿態(tài)為大眾帶來情緒價值，還容易因為過于自信的發(fā)言觸怒到大眾。

于是，“精英主義”沒有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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