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論及秦代法制化的管理軌道，其設立與施行的背后必然建立在集權一統的政治環境中。當秦人之商業活動一旦運行至此時，多元化的管理措施必然也就影響其運行的軌跡。在諸多的政策因素中不乏有規范幣制；計量之規；質與價的相應相合；商賈的編戶制度等四大重要法制化管理之措。

一、不同貨幣的合一

春秋戰國時期，周室王權旁落，各地諸侯割據稱雄，一時間硝煙彌漫，戰馬嘶鳴。誠然，政治上的分裂獨立就必然導致了各區域間經濟上的分割，若反映在貨幣體系上便是各國在其統治區域之內，各自鑄造著帶有自身特色的貨幣，在其發展的進程中逐漸確立了“四大貨幣鑄造與使用區域”，即：布幣區、刀貨區、蟻鼻錢區與圜錢區。

這四大貨幣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與穩定性。但是，它們的使用區域并不是孤立絕緣的，而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軍事戰爭的步伐，而不斷運動與彼此滲透，漸自形成了相互交融的復雜貨幣體系，更有甚者，在本國的貨幣使用區域內，竟然出現了異國貨幣流通的客觀形勢。

戰國時期中國境內的諸多方國之間，并不是孤立而獨專其政，反而一種跨越國界的經濟文化交流，在關塞壁壘的不利影響下積極地涌動著。三晉固有的“布幣區”在戰國時期已經擴展到了楚、燕等國，反之燕、齊等國的主要“刀貨區”，也逐漸在三晉地區推演開來，此時秦國之“圜錢”異軍突起，逐步在關東諸國的商品交換領域普遍使用。

如此交融的貨幣體系，充分佐證了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規模與整體水平，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戰國時期固有的貨幣體系，已經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與商品交換規模的擴大，而不再適應本國固有經濟體系的良性發展，這樣一種全新的能夠在諸多方國之間共用的貨幣形式，也就有了創生的萌芽。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

公元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在咸陽頒布了秦國歷史上重要的經濟法令，秦始皇在一統寰宇周天之前的秦國就曾使用“半兩錢”，故秦惠文王的“初行錢”很可能鑄行的就是半兩錢。“半兩”圜錢呈方孔圓形的造型可使其重量適中，使用方便且易于隨身攜帶，較好適應了大規模商品流通的需要，因此在其鑄造之初就成了關東諸國所效仿的對象。

秦國統治者的此番政令，目的不僅僅是將此“半兩”圜錢，作為秦國之主要貨幣而廣泛流通，而其更是要把貨幣的鑄造權，牢牢地握持在王室與官府的手中，嚴禁因民間私自鑄造貨幣，而引發的在圜錢流通過程中的混亂局面。

二、秦始皇時期的幣制改革

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中所出土竹簡中《金布律》之條令，可以視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錢幣鑄造法，該法規對于貨幣流通過程中的收納與核算，都有著詳盡而明晰的規定，同時它也是集權帝國時代在型制、重量、鑄造方面一統幣制的根基所載。

作為官府統一鑄造的貨幣，因其整體批量鑄造，難免會造成錢體質量、大小方面的不盡相同，一些細微之差也就在所難免，但是為了維護官府鑄幣的權威性，故民眾在使用之時應不拒美惡，盡取而用之。公元前221年，秦序六世之馀烈，一統關東諸國，中國的貨幣體系自此多元歸一，而此番之“一”乃是多元演進的共同結果。

《漢書》記載：“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謚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此條記載可見禮儀所需與大宗販運交易，同民用的直銷與零售之間的分區。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的幣制改革決定了上幣的使用區域，自然會游弋于上層統治階層之間的各項活動往來，其間包涵貴族之間的聘禮，與帝王之間的獻功或賞賜，亦或是大宗的販運交易，其所需貨幣之巨足可想象，以“金幣”用之就節省了交易過程中的諸多不便。

而下幣主要用于民間的小型交易，因在其過程之中所需之貨幣數量不大，故多用圜錢，方便而快捷。在此還應提及的是，此時的黃金為稱量型貨幣，有別于銅錢的只鑄幣值。黃金一謚為二十兩，而圜錢半兩則重十二銖。

除此之外還可以發現飾與幣的區分。隨著珠玉、龜貝、銀錫之屬被列為器物裝飾用品之日起，其作為商品的等價物時代就一去不復返了。從此也使春秋戰國以來因貨幣的多元形制、輕重大小不等而造成在市肆交易中，混亂局面被法制化的律令有效地抑制。

溯源上古三代，多元的貨幣材質并存而造成的混亂局面長期并存，一方面是由于當時的商品經濟發展尚處于萌芽與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在當時社會生活中，市肆交易還遠未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隨著戰國時代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多元的貨幣體制也就成了阻礙市肆交易規模化發展的桎梏。

總而言之，秦始皇帝的一統幣制，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新時代，以黃金為本位的價值意識在此被詮釋到極致，圓形方孔銅錢作為商品交換的等價物，歷經數代而終始不輟。

然而在這些積極因素背后已然留存了諸多隱憂，諸如秦半兩的減重問題、民間私鑄的屢禁不止現象，甚至包括秦二世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所施行的“復行錢”的舉措，都從側面反映出了秦代的一統幣制的政策執行，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曾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但仍然不能否認，始皇時代的幣制改革實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次較大級別的跨越。

三、價、質相合——法制化的質監體系

《工律》記載：“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長、廣亦必等。”

秦代法制化的質量監督，首先就是嚴控商品生產過程中的質與量。同類型產品的規格與標準，從質量監督到市場的管理，都已經融入到了國家的法律與法規之中。與此同時對于在市肆中出售的商品，除去不足一錢的小型商品外，其余必須標明價格，從而使買方明了價格，賣方也不能坐地起價，更有利于市肆管理監督價格機制體系的形成。

秦代法制化的質監體系中，針對商品的定價機制采取了嚴格的“平抑”之策。細究起來其大抵有三大基本出發點，其一，雖然平抑物價是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待市肆中商品價格的慣用之法，但是多集中在對關系國家命脈之糧食作物的價格控制之上。自秦始，政府監管的立足點，就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糧食的價格，反而將其擴展到了商品生產的各個領域。

其二，言及平抑物價，其立足點是要促進社會生活之中各產業部門的協調發展，從而防止“棄本逐末”的社會現象，以建立起有序的商品交易體系。秦代官府的抑價之策旨在限制私營工商業的發展，強化官府市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主體地位，通過嚴厲的打擊商賈們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等欺詐行為，來緩和社會供求之間的矛盾，從而維護集權帝國下的社會穩定。

其三，復觀物價平抑之手段，先秦時期的諸國采用的皆是純經濟的手段，國家利用市場供需的變化來調控市場內商品價格的變動。至秦時，政府的平抑之策除了運用相應的經濟手段之外，還附加以強硬的法制律令，將市場的價格運行機制，完全納入進了法制化的框架之內。

結語

秦代商賈市肆經營的編戶制度，完全是基于法制化框架之下的政令實施，從客觀上推動了市肆貿易活動的規范化，同時也為后世之市肆管理制度的日臻完善，做出了先驗性的嘗試。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

[2]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