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高考結束了，按照教育部教育考試院的統計，今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達到1342萬人，不可謂不慘烈。

但對廣大考生及家長而言，煩心的事還在后面。

上個月，智聯招聘針對2024屆畢業生的一份就業報告顯示：

今年普本院校的碩博畢業生offer獲得率為33.2%，較去年下降了17個百分點，同時也低于普本院校本科畢業生的offer獲得率（43.9%）。

在財經類媒體中享有盛名的《經濟觀察報》做了一個頭版頭條的重磅文章，標題赫然是：

《研究生就業難于本科生》。

很顯然，這篇文章直接把高考學子及家長們干懵了。一個顯然易見又不可名狀的重要問題涌上大伙兒的心頭：

高考，還能給普通人提供階層跨越、逆天改命的機會嗎？

這個命題過于宏大，我們三天三夜都談不完。但我們可以選擇從某個角度探討：

在“高考改變人生”的黃金時代里，佼佼者在大學生涯中學到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機會？

這方面，新東方創始人、2020年身家超過200億元的俞敏洪，其實有很多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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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過去40多年了，俞敏洪仍然拒絕承認自己是高考的幸運兒。

盡管當時他考入了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最好的專業（西語系），但他固執地認為，自己的高考經歷：

過于崎嶇坎坷，過于黑色幽默。

1962年，俞敏洪出生于江蘇省江陰市夏港街道葫橋村，他的父親是木匠，母親是生產隊隊長。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他都是標準的農家娃子。

但俞敏洪有著謎一般的志氣。

1978年，16歲的俞敏洪首次參加高考，報考的是69公里外的常熟師專，這很正常。

但俞敏洪報考的是該校的英語系，這就很不正常。

見多識廣、作風強硬的俞母曾一再勒令兒子改報中文系，因為畢業了可以給單位的領導當秘書，快速坐上“升職器”，這不比勞什子英文專業強？

但自家兒子有自己的理解。

俞敏洪認為，自從尼克松訪華后，報紙和廣播上長篇累牘地探討中美關系的新時代，未來的英語專業必定“大有作為”。所以，哪怕當前自己對英語的理解保持在26個字母的階段，哪怕英語口語全憑自己琢磨…但未來可期啊。

于是，年輕的俞敏洪就這樣順利地：

落榜了。

原來，1978年的高考中，英語只是參考科目，如果選考的話，成績以30%計入總分，但考生一旦報考，則需要滿足單獨的分數線。

這一年，俞敏洪的英語考了35分，英語最低分數線是38分。

第二年，“虛心接受意見，私下屢教不改”的俞敏洪奮發圖強。他考出了55分的好成績，但英語單科分數線陡然提到了60分，這是誰也沒預料到的。

不，俞敏洪其實已經預料到了。

他在名為《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自傳中說：

1979年1月中美建交，2月小平同志訪美，3月中美直飛航線開通…所有關心國家大事的人都知道了，英語的前景看好。這讓英語底子很薄的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和緊迫感，我開始整夜整夜的失眠。

既然不能利用“信息差”打開局面，失眠的俞敏洪只有沉下心來，用別人睡覺的時間死磕英語。

1980年第三次高考，俞敏洪考出了95分的好成績，被北京大學西語系錄取。

（1980年，北大新生俞敏洪在頤和園）

很多年后，俞敏洪曾自嘲說，在漫長的高考經歷中，他被英語專業傷得很深，但當時能堅持初心，主要也是沒得選了，一大半的精力都用在了英語上，報其他專業感覺更虧。

其實，作為一個沒見過世面的農村孩子，他能通過廣播、報紙，模糊地感覺到國際大環境下，學英語具有很好的性價比。但將來怎樣吃上英語飯，對職業生涯的規劃是什么…

他真的不知道。

若干年后，俞敏洪的一位老鄉曾詩意化地概括了年輕人“急于改變什么，但又不知道后果”的決策行為：

一個人的命運啊，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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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如果你以為，本文是在灌輸“考得好不如眼界高”，那就錯了。

俞敏洪的精彩人生，這才剛剛開始。

到了大學之后，俞敏洪才發現，全班50個同學，除了他之外的皆非富即貴，各個都是人才，說話又好聽，還特么多才多藝…

激動之下，俞敏洪在第一個學期給同班的二十多位女生表達了善意：

他給每個女生都寫了情書，然后單身了四年。

話說，誰看得上圡圡的、8個學期都是倒數第一名的俞同學??？

大二時候，俞敏洪抑郁了，他休學了。

那時候，北大最diao的是中文系，而會寫詩的中文系大學生，那一定是diao中diao。

懵懂的俞敏洪跟著大伙兒謀求詩意與上進。他住在北大校醫院里，憋著勁寫了600多首現代詩，遺憾的是：

一首都沒發表。

但在這座醫院，俞敏洪結識了一個北大的病友，并在機緣即會之際拜讀了對方的詩，然后就默默地開始另謀生路。

他在自傳中不無感慨地說：

看到查同學的詩以后，我對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認識，我也許具有詩人般豐富的情感，卻沒有詩人般優美的文筆。

俞敏洪說到的這位病友，就是79級北大法律系的查海生，其筆名為：

海子。

（我堅持認為，海子、北島、顧城，是中國現代詩的巔峰）

見識過天才人物后，內心糾結已久的俞敏洪徹底釋懷，三觀有了積極向上的改變。

他認為，幸好有了高考，讓他有機會在陌生的環境感受到認知的碰撞，并有了眾多學習的對象。

既然自己不是幻想中的王，那就踏踏實實地汲取周圍師生的優點、解讀他們的想法，模仿他們的足跡。

正所謂“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人生中的所謂成長與機會，就是不經意地習得的。

這是俞敏洪從北大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

1985年，休學一年的俞敏洪從北大畢業并留校任教。如果套用現在的就業觀，這是“俞家的墳山冒煙了”，得有多大福報才能在TOP2大學謀上編制內的工作？

但當時的俞敏洪蕭索又落寞，因為全班50位同學，有49個都陸續出國留學了，他是唯一一個留在國內工作的。

這讓一心模仿優秀同學的俞敏洪急了眼，為了追上全班同學的奮斗足跡，俞敏洪開始在校外搞英語培訓班：

掙來的錢少部分補貼家用，大部分都存起來，為規劃中的美國留學攢學費。

當然，風趣幽默的俞敏洪對培訓班學員用的是另一個說辭。

俞敏洪說，其實他也不明白，北大西語系的學生為什么都要去英美等國工作呢，是為了證明大家的英語說得比土著還好嗎？我俞老師難以理解這個問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們（托福培訓班學員）身上，希望你們深入大洋彼岸，加大了解力度，深批狠揭。

俞敏洪還說，有一次，在美國留學的班長回國了，在北大餐廳與他吃飯，并對俞敏洪說了一個笑話：

知道為什么美國科技這么發達嗎？因為那里的人有著國際視野，連三歲小孩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在培訓班的講堂上，原本只想賺個留學學費的俞敏洪以幽默自嘲的授課方式、透徹易懂的應試思路深受培訓學生的喜愛。

后來，新東方辦出了多個分校，成為業內第一。

急于做大做強的俞敏洪深感人才匱乏，于是去美國會見了他的北大同學，邀請他們加入新東方，共襄盛舉。

1995年，俞敏洪學生時代的班長王強、輔導員徐小平回國，成為新東方的兩位聯合創始人。

很多年后，在參加一期電視綜藝性節目時，王強揶揄俞敏洪：

我也沒想到他（俞敏洪）能發財，還開培訓班，看他木訥的樣子，我覺得他才是要被培訓的人。

俞敏洪笑笑，不放在心上。

這可能是出于對優秀同學的真誠欣賞，也可能源于他自身的豁達品質。

很多時候，出身草莽、起點較低的年輕人對未來并沒有太宏偉的規劃，他們只是虛心地向周圍的同學和朋友學習，然后笨拙地模仿，不知不覺間就把路子走寬了。

當然，“干中學”的俞敏洪可能也在打拼過程中強化了他的自信——他覺得在自己笨拙的模仿過程中，誤打誤撞地找到了自己的財富密碼，以及自己的人生新道路。

他不屑于口頭的爭辯。

（參加節目的俞敏洪、徐小平、王強，當時他們還沒有散伙）

讓我們回到俞敏洪挖到“第一桶金”的特殊時期。

開班第二年，俞敏洪開始用書包收報名費，而且一次就收了：

5書包。

這讓北大外語系的領導很頭疼。

因為當時的北大外語系也辦了個出國英語培訓班，可惜用得還是大學里“單詞+語法+句法”的常規套路，講授內容不太生動有趣，培訓方法也不簡潔實用，結果就是：

堂堂的正規軍干不過俞敏洪的野路子…

眾所周知，治療頭疼的辦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如紅皇后的口頭禪一樣：

Off with his head（砍掉他的頭）.

（《愛麗絲夢游仙境》中的紅皇后，是一個“善于解決提問者”的人）

北大外語系直接給了俞敏洪一個“警告處分”，并在學校閉路電視上循環播放。

據說，半個北大的學生都通過餐廳里的電視機得知，有個叫做俞敏洪的青年教師太不像話：

打著北大的名義私自辦學，嚴重影響了教學秩序 。

為了避免“吃飯砸鍋、端碗罵娘”之類的虎狼之詞，俞敏洪離開了北大，辭職單干。

但他依然對同學心存善念，對學校更是感恩。因為他明白：

如果沒有突破高考的門檻，連普通話都說不明白的俞敏洪，怎么有機會來到群英薈萃的北大，與大家愉快地玩（xue）耍（xi）？又怎么有機會以北大的聲望為自己的培訓班背書，打開事業的最初局面？

2018年4月，俞敏洪以新東方董事長的名義向北大捐贈5000萬元，為北大120周年校慶獻禮。

他在致辭中說到：

此次捐資是希望支持北大外國語學院吸引和發掘具有獨立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學者，讓他們得以專注于思想和研究的發展。 同時，讓具有突破性才能的學生能夠有機會接受世界上最優秀、最頂級的人文教育… 以我在北大學習、工作的親身體會，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他還坦率地說：

既然自己不能成為思想的大廈，那么我愿意成為這個大廈下面的一塊石頭，讓思想的大廈在北大的土地上更加穩健，更加長久。

（2018年，時任北大校長林建華向俞敏洪頒發“名譽校董”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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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學中，有一個叫做“社會關系”的重要研究方向。

通常而言，學者們按照當事人互動節點的層級，把社會關系分為“強關系”與“弱關系”。

例如所謂的“強關系”，是指雙方通過長期的合作、交流建立起來的，雙方之間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共同聯系人，具有高信任度特性的社交網絡。

社會學巨擘 Granovette通過小鎮找工作的田野研究，創造性地提出“弱關系”在信息傳播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篇文章被收錄在《社會與經濟：信任、權力與制度》一書中，成為弱關系研究的典范。

而國內社會學學者則更多地從國情出發，強調“強關系”對人際網絡與行為者行為決策的影響。

例如費孝通等人認為，封閉社會中的人際社會網絡存在著由近及遠的“差序格局”；邊燕杰等人則揭示出，強關系對經濟活動具有示范作用。

但社會學家對“強關系”的理解，與普羅大眾對“強關系”相差甚遠。

在無比油膩的成功學大師、職場大咖、某音博主…的理解中，“強關系”已經被粗暴地解讀為親親相隱，說白了就是“有好處關起門來分掉，有壞事關起門來隱瞞”。

按照這個邏輯，為了擠入“強關系”的圈子里，講格局、納投名狀、黨同伐異…完全是可以接受，且應當大力提倡的。

例如，為了建立起“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C”的鐵關系，就一定要從胎盤階段就開始內卷，因為上不了好的小學就上不了好的中學，就上不了好的大學，就會被低層次同學拉低檔次。

如果考上了滿意的大學，那從入學第一天起就要忠心護主，容不得一點半點關于學校的負面報道，否則就是嫉妒，就是別有用心。

至于同學關系，一定要拉攏，僅僅因為“他們是你將來創業的幫手、搞關系的抓手”。

總之，無論是市井小民、海淀大媽還是大學里的驕子，對“強關系”的理解就是這么庸俗、實用，充滿了狡黠的中國式智慧。

但其實，以校友關系為例，強關系對人的塑造，遠不止蠅營狗茍。它至少可以產生兩方面的強大激勵。

打個比方，劉邦與項羽在起事前都看過秦始皇出巡的盛況，《史記》中是如此記載的：

高祖常繇咸陽，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首先，對于教育背景相似，學習生活環境相近的大學生而言，很容易產生“大丈夫當如此”的學習效應。

以俞敏洪為例，同班同學的獨特氣質、人生經歷大大開拓了他的眼界，讓他明白這世界上居然還有這么優秀的人，這么豐富的人生規劃。

不說“境界提高”、“認知提升”這樣虛頭巴腦的話術，跟著優秀的人學習（考托福）、出國，想法受挫后開設培訓班賺點學費，然后發現這才是自己的事業…這不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嗎？

當然，你也許會說，不是同學也可以學習模仿啊，沒上北大也可以考托考G出國，也可以開培訓班啊？

這就不得不說心理學上的一個現象了，人們總是對“觸手可及的成功”有著強烈的學習熱情，而對“遙不可及的成功”缺乏長期的模仿動力。

試想一下，如果俞敏洪在1978年成功考上了常熟師專英語系，但大學階段沒有同窗有著出國留學的設想與嘗試，他想出國都不知道該怎么辦。

而如果感受不到“出國留學熱”的威力，不理解考托學員的真實需求，畢業后的俞敏洪就不會認識到“出國英語培訓”的風口，也不會意識到：

雖然自己是北大同學眼中“普通話都說不好的人”，但我其實是一名“口才絕佳且重點突出的培訓專家”。

很多時候，當事人成功的機會，出得很偶然，但其實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種必然。

其次，正因為通過了九年制教育的殘酷篩選，有心氣的大學生都有著一股“彼可取代之”的模仿替代沖動。

俞敏洪開辦培訓學校的時候，出國熱正值高峰。但即便如此，并不是每一所北京高校的學生都在忙著考托考G。通常而言，越是頂尖的大學，備考的學生越多，越是普通的大學，備考的氛圍越淡。

社會學借鑒了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對這樣的現象進行了解釋：

并不是好大學的學生天賦條件、家庭條件更好，也不是普通大學學子的主觀能動性更差，而是因為年輕人的行為與對命運的奮爭，更多地取決于生活環境的延展。

例如，普通高校的大學生，因為較少見到出國留學的示范榜樣，他/她即便在報紙、電視上了解到留學的好處，但很難下定決心、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承受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但對北大學生來說，每年都有很大比例的畢業生陸續出去了，他們留下很多考試準備的經驗，面試簽證的技巧，這些都是可以低成本模仿的。

更重要的是，學長學姐們留學之后的廣闊發展空間，又反過來激勵著學弟學妹：

都是考進同一所學校同一個專業的學生，這些成功的經驗，我也可以復制啊。

在成功學的宣傳邏輯里，這種最樸素的想法經過包裝，就成為“走出決策舒適區”、“提高認知格局”之類的心靈雞湯。

但成功學大師不會告訴你的是，大多數人成功的肇始，是因為他們近距離地接觸了成功的典范，知道成功者的經歷是怎樣的，然后才有信心跟進，取得成功。

大師們更不會客觀地承認，在分工、分層日益精細的現代社會，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真正“驚天駭世”的選擇很少，大多還是當時環境下你能作出的理性選擇之一，如果當時的環境沒有給出關鍵信息（critical information）、重要轉折點（milestone）的提示，你就很難找到成功的切入點。

其實，象牙塔里如此，草莽江湖亦是如此。

例如每個大學生在畢業答辯前夕都會意識到，中國幾乎所有高校周邊的打印店老板，都說著同一種晦澀難懂的方言。

是的，高校復印打印這塊業務，幾乎都由湖南省新化縣的老鄉們壟斷，而地處湘中群山中的新化縣，其實是一個極度封閉的國家級貧困縣。

200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馮軍旗因為《中縣干部》一文為人所知，這篇25萬字的論文中，列出了161個副科級以上干部的訪談實錄，記錄一個縣城的機關人員組成、結構、晉升方式和相互關系。

然鵝，馮軍旗同學的畢業論文選的是另外一個課題“中國的產業擴散型經濟是如何產生的”。

他以大學復印店的訪談調查為基礎，描繪了湖南省婁底市下屬新化縣，如何仰賴血緣、地緣和社會關系，發展出遍布全國的復印產業網絡，并不斷將該產業推至新的高度的。

這些產業的高度有多高？馮軍旗把他的調查報告整理為論文《新化復印產業的生命史》時，一個數據尤其令人矚目：

新化縣常住人口不到百萬人，在全國各地從事復印相關工作的高達20萬。

訪談結果顯示，新化復印打印產業的肇始，源于1960年新化人易代興、易代育兄弟在四川涪陵偶然獲得機械打字機維修技術，兩兄弟把這份手藝傳授給了徒弟袁錫楚及徒孫鄒聯經。

改革開放后，新化縣打字機維修廠任命鄒聯經為業務廠長，新化縣的打印機維修業務進入產業化階段。

新化人在維修過程中逐漸發現，當時的打印機品牌以美國（惠普）、日本（愛普生）為主，價格昂貴，還各種小毛病不斷。但如果掌握了維修技能與備件網絡后，打印機的日常運營成本將大幅度下降。

新化人鄒聯敏就形象地描述了他進入復印打印產業鏈的過程：

1992年我在廣東開打字機維修店，最開始打字機上面的小滑輪（一種耗材）要去臺灣調換，價格蠻高的。但后來過年時候和老鄉說起這個事，發現什么型號、多少錢，他說都可以做。于是我鼓起膽子用3000塊錢買下了一臺多次維修的老舊打印機，開了第一家打印店。

新化打印店的優勢是價格戰，“復印5分、打印1角，量大從優”的招牌掛出來后，市場上的各路競爭對手根本無路可退。

而新化打印店的價格戰底氣源于兩個核心競爭力。

一方面，新化打印店最初的機器是二手設備，均來自于日本、美國淘汰的復印打印機，打印店老板都有一手維修的絕活——這是通過老鄉介紹，拜師三年學到的核心技術。因此新化打印店的固定運營成本降到最低，很多時候就只有紙張的成本，外人模仿不來。

另一方面，在數十年的傳幫帶過程中，新化人擁有了“國際貿易+專業市場+專業店面”的完整產業鏈布局，在復印設備、耗材、紙張等環節都有壟斷性地位。因而打印機及耗材的價格，對于外人是黑箱，但對于新化人而言是透明的，都可以拿到“成本+固定比例利潤”的超低價。

新化人嚴格地維系“內外有別”的產業體系，固然與窮山惡水、人多地少的鄉土格局有關，但也不乏灰色甚至黑色的代價——例如從八十年代起，幾乎每一年，新化人都有因為在復印打印設備的走私活動而被判刑的。

這種類似于血酬的殘酷現實，彌合鄉土中國的潛規則，形成了打印產業鏈中牢不可破的“強關系”。

想像一下，如果你不是一個新化人，哪怕知道開打印店很賺錢，甚至清楚打印店設備與耗材的進貨渠道，但你有信心把店開起來嗎？

相反，即便你只是一個小學文化的新化人，哪怕知道打印機價格昂貴（上世紀90年代，一臺全新打印機價格高達數萬元），哪怕知道需要到外地去開店。但你還是義無反顧。因為你知道：

你可以從老鄉那里買二手打印機，可以從師傅那里學到維修技術，還可以從新店所在的那個城市找老鄉，解決店面租賃、進貨渠道、第一批客源等問題。

毫無疑問，哪怕是在遙遠的異地，但你的內心充滿信心，相信明天會更好。

這，就是復印店老板多是新化人的秘密。

施耐庵在《水滸傳》中說過：

母弱出商賈，父強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貧走他鄉。

對社會關系（尤其是強關系）有著庸俗化理解的人，通常只把眼睛盯著前兩句，哪怕是自家孩子去到外地上大學，本質上還是離不開私下勾兌的小心思。

但我希望一批批的高中畢業生保留著“家貧走他鄉”的銳氣，離開自己生活環境的舒適區，去更廣闊的外地院校見到各種各樣的同學，見證認知之外的可能性，在看得見成功的地方學習、模仿成功。

這份膽識與見地，才是當前環境下“高考改變命運”的一個時代注腳。

羅曼·羅蘭說：

我欣賞年輕人嘩眾取寵的沖動，特別是在他們無足輕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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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un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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