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因抵擋不住英軍攻勢，清廷被迫派出欽差大臣與英方媾和。在南京談判期間，清廷最反感的既不是賠款、也不是割地，而是現今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基礎性行為 – 公使駐京。

數千年傳承下來的價值觀和天下觀里，皇帝是天下之主，他的皇朝也以“正統”自居。所以歷朝歷代均自視為天朝上國，不承認有與己平等的國家。“中國”之外不是臣服的藩屬，就是需天朝討伐或教化的蠻夷。

外藩使官只有在天朝的恩許下才有資格赴京覲見皇帝，并短期居住以瞻仰天朝威儀。從明朝開始的閉關鎖國，又讓朝廷愈發排斥與外藩接觸，即便是前來朝貢，也會讓其很快離京。英人不稱臣、不入質，還要常駐京師，難道是要監視天朝？這對清廷而言無疑是種冒犯和羞辱。

另外使官覲見皇帝時，該行何種禮儀呢？

天子之下皆為臣屬，而作為臣屬覲見皇帝的正式朝禮只有一種 – 跪拜。因此不用此禮不僅是對皇帝的怠慢，還是對禮制的破壞，而在傳統中“禮崩樂壞”一向被視為皇朝衰敗的標志。

注：當下一些人認為只有滿清才流行跪拜叩首，這種觀點很不準確。實際從西周開始，臣屬朝覲王、皇帝就必須跪拜叩首。而且從周至清，臣屬需要跪皇帝的場合是越來越多，自元朝開始臣子在君前奏事時就已經不能站了。

所以乾隆朝馬戛爾尼使團的禮儀之爭，就不單單是面子和膝蓋的問題，還是攸關國體和禮制的大事。理解了這些原由，就能明白為何南京談判時，英方剛提使臣入京覲見一事，欽差大臣耆英立即以“此事應俟屆期再議”關閉了這個議題。

雖然戰場上制服不了英夷，但清廷也接受不了英夷踐踏天朝的禮制和皇權的尊嚴。為防英國再提駐京或以外交事務為由進京，道光甚至頒下諭旨將大清的外交權授予了兩廣總督這個地方官。

耆英現已調任兩廣總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該督辦理。著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遇有辦理各省?？谕ㄉ涛囊剖录?，均著其鈐用，以昭慎重。
注：此后兩廣總督例行加“管理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職銜，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英國最初并未在意清廷不許公使入駐京師和覲見皇帝，將駐華公使館設在香港，日常也是通過廣州總督署交涉兩國事務。但不久后英國人就覺得“兩廣總督”是他們與大清溝通的障礙。

首先，英國和耆英、徐廣縉、葉名琛三任兩廣總督洽談十年，也無法派官員入駐廣州。其次，隨著十二年修約期的臨近，葉名琛表現出非常明顯的拒絕姿態。這讓英、法、美三國感覺難以和兩廣總督署溝通，也無法實現他們擴大在華市場的核心述求。因此三國均有了向北京派駐公使，直接和清廷溝通、洽談的意圖。

此次重訂條約，朕意以為應須明立一款，使合眾國駐扎中國之大臣，得以居住北京輦轂之下，而貴國不論何時簡派大臣，亦可駐扎合眾國華盛頓都城之內。

1856年美國新任駐華委員伯駕正式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修約談判和入京遞交國書，而且國書中也明確提出了駐京的要求。

葉名琛沒有理會伯駕，后伯駕改至福州通過閩浙總督王懿德向朝廷遞送了國書。結果咸豐大怒，退回了國書并要求王懿德轉告伯駕，“此事應歸欽差兩廣總督具奏辦理”。葉名琛的強硬以及清廷的態度，讓大清和諸強的溝通基本處于斷絕的狀態。英、法兩國遂認為唯有武力才可以打破僵局。

1858年4月，不僅英、法、俄、美四國聯合向清廷發出修約照會，英法聯軍也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海。面對列強的壓力，清廷雖然松口愿意就修約各條與各國展開洽談，但對“公使駐京”咸豐堅決反對。

可告中國與外國往還，總在邊界，惟有屬國，始行進京朝貢，亦無欽差駐京之事 … 至通商地方各有大臣，該夷既來貿易，即當遵照中國章程 ……

從咸豐對協商原則的批復，可以看出他將大清和英、法、美、俄等國之間的關系解釋為簡單的“貿易關系”。這樣既回避了諸國不愿意臣屬大清的尷尬，也照顧了諸強的貿易獲利的述求。

只是咸豐的“兩全其美”，列強接受不了。他們覺得這是“天朝上國”居高臨下的蔑視，進而讓他們愈發的想把大清拉下神壇，所以更加堅持“公使駐京”。

5月20日咸豐再次頒下諭旨，要求清廷代表（譚延襄）轉告美方駐華委員伯駕“駐扎輦轂（公使駐京），礙難允準 … 天朝體制，凡外國人許其進京者，皆系朝貢陪臣”。當天英法聯軍攻占大沽炮臺，并于26日進抵天津。

迫于聯軍的軍事威懾，咸豐任命桂良、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前往天津與英、法兩國正式談判。同時咸豐又重新啟用耆英參與談判，幻想靠他的經驗回避公使駐京，“該夷猶未滿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準幾條。或者該夷因耆英于夷務情形熟悉，可消弭進京之請 ……”

注：耆英在1847年承諾兩年后對英人開放廣州城，咸豐登基后對此大為不滿將他革職并降為五品員外郎。

然而英國在“公使駐京”這一條上毫不退讓，被夾在中間的桂良只得求助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居中斡旋，俄方乘機開出條件《中俄天津條約》。咸豐為免“公使駐京”，不僅同意與俄簽約，甚至愿意接受之前黑龍江將軍奕山私自簽訂的《璦琿條約》以示好俄國。

本日據奕山奏，已會同夷酋木哩斐岳幅，將烏蘇里河至海口等處分界、通商事宜，合約定議。桂良等即可借此一事，告知俄酋 … 今俄國已準五口通商，又在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理應為中國出力，向英、佛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 ……

這又是咸豐的一廂情愿，因為《中俄天津條約》賦予俄國片面最惠國待遇。俄方更愿意英、法等國能獲取更多的條約權益，這樣自己也可以通過援例更多獲利。鴉片戰爭最慘重的國土損失，也就此被埋下伏筆。

由于此后的談判中英國仍然不放棄“公使駐京”，6月20日咸豐主動做出了一點讓步。他指出桂良如果英國堅持公使駐京，那就的按俄國成例（俄國駐京教士團），“但能派學生留駐，不能又欽差名目”。

說到底列強如果不愿“臣屬”大清，那么大清就不能以“國”待之，或者說攸關國體必須全力抗爭。

由于英方不接受，無計可施的桂良只得逼問朝廷和皇帝，英、法不肯改變要求，是姑為允準？還是通知僧格林沁開戰？咸豐既不下令開戰，也不下旨允準，只是施壓桂良，如果他同意了公使駐京必將從重治罪。

注：這次談判桂良不僅是欽差大臣，還被授予了“便宜行事”之權，原則上是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簽約的。

于是被逼得焦頭爛額的桂良給咸豐出了個后患極大的主意，先簽約讓英、法退兵，然后把鍋甩在他們這些談判代表身上，不承認和約就行了。這個方法好不好，大家就各抒己見吧。

此時英、佛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咸豐以御批“已覽”的方式默許了這個辦法，并決定“先禮后兵”。英法聯軍撤退后咸豐就命令桂良和兩江總督何桂清在上海談判（關稅細則談判）時提出相關修約要求，并愿意以“全免關稅”為交換條件。

由于清廷與諸強簽訂的條約中均有最惠國待遇條款，這近乎于完全放棄關稅。已是戴罪之身的桂良不敢反對，但何桂清不能不勸諫皇帝。他上折陳述已定條約不宜修改以及全免關稅的厲害沖突，建議皇帝“暫緩宣布”。

咸豐反而夾槍帶棒訓斥何桂清是怕免稅后無法借機中飽私囊了，“何桂清受朕厚恩，斷不致別有他意，特恐屬員慮及免稅后，無可沾潤，因而設詞淆惑”。

好在英國非?！肮！?，堅決不同意放棄公使駐京。也好在何桂清也非?！肮！保慌录づ实劾^續上折勸諫。真要是賣掉關稅，大清怕是難以活過同治朝，后續中國的境遇也將更為艱難。

但是咸豐并未就此放棄“公使駐京”上的斗爭，他又在換約上做文章。

咸豐先是要求各國入京換約使團規模不得超過十人、不得攜帶武器、坐轎等，更重要的是“換約之后，即行回帆，不許在京久駐”。后又要求桂良安排各國使團在上海換約，并繼續嘗試修約。

諸強使臣是不是理解咸豐的真實用意，現在已很難考據，但英、法、俄、美四國均不接受在上海換約。只是俄、美兩國的態度行為相對平和，英、法則非常強硬。

其實從那條線路入京換約，都不影響英、法兩國已獲取的條約利益。兩國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執拗，除了清廷在談判中的反復導致的不信任，咸豐在“公使駐京”一事上的偏執，也激起了兩國的傲慢。

例如《中法北京條約》第一條就是“大法國欽差大臣于己未年五月進京換約，行至大沽，該處武弁攔阻前進，大清國大皇帝甚為悔惜”，于其說是“事后解釋”，不如說是報復性羞辱清廷和皇帝。

第一次大沽之戰就由此爆發，接受不了失敗的英、法兩國，隨后組織了更大規模的報復，即我們熟知的八里橋慘敗、火燒圓明園、京師淪陷 …… 而“北狩”咸豐仍舊對抗著公使駐京，方法是非常“鴕鳥”的駐蹕熱河至死不返京師。

最后替咸豐解釋幾句，他強烈抵制公使駐京的行為，并不是他愚昧、昏聵看不清局勢和輕重，而是他的職責 – 他是皇帝。

由于千年來的傳統和觀念，朝廷上下基本都反對公使駐京。眾意匯集到皇帝案前，他能視而不見或者撂挑子么？即便他強壓群議，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如御史尹耕云所奏“臣不知進京之后，我皇上以何禮見之？使竟不出京，又當以何法逐之？”

想讓各國使臣三跪九叩，前提是能打贏他們，然而事實證明這不可能。讓他們以西禮覲見，那么皇帝還是那個至高無上的天子么？大清還是握有正統的天朝上國么？咸豐不敢想、更不敢去嘗試。

所以他只能盡他所能去阻止或者說換取諸強放棄公使駐京。這個時候不要說什么“為國為民，犧牲小我”，古往今來所有的皇帝沒有一個有這個認知和覺悟，他們有的只是“為自己、為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