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就試圖與清朝最高層建立聯系，但在當時的清朝體制下，西方還不具備與清朝平等交往的資格。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方就要見咸豐，結果咸豐跑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列強都有把國書遞交給皇帝的訴求，這讓當時的咸豐是不能接受的。蠻夷之人，還想見大皇帝，怎么可能。于是打打停停，英法聯軍進北京的時候，咸豐已經跑到熱河去了。到了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在條款了加了要在京駐公使。這樣才有機會見大皇帝了。

1861年清政府說皇帝太小不方便見

1861年3月，西方各國公使陸續進入北京，但覲見皇帝之禮一直未能實現。當時的理由是咸豐在熱河，不便舉行。后咸豐帝去世，新皇帝同治帝太小，太后不便見外人。駐京的公使想親遞國書也不可能，一些公使將國書副本遞交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要不要讓西方公使見皇帝，封疆大吏討論后，還是認為不遵守清朝禮治就不行

1867年，《天津條約》換約時間快到了，奕?讓沿海疆吏提對策。下發的圣旨第一條就是覲見之禮，“自古兩國修好，使臣入覲，載入史冊…今夷并未進入中國，而必以中國之禮繩之，其勢有所不能”。意思是不能像以往一樣，還要以中國之禮約束西方使節。

這種現在看起來并不是特別重要的事，奕?一個人都不敢拿主意。沈葆楨、劉坤一等大臣，均不同意改變清朝的覲見之禮，甚至要備兵與夷人打仗。曾國藩、李鴻章等重臣均委婉表示不能改廢禮儀。只有左宗棠表示可以以西方禮儀覲見。

如此大規模的討論覲見禮儀，足見覲見之禮對朝廷的重要。沿海疆吏與西方已經交往這么多年，對覲見之禮還是固守傳統。

1869年，修約時，因同治帝年紀尚小，沒有覲見。

同治帝結婚后，清朝再次討論西方公使見皇帝的問題，1873年終于實現了

1872年，同治帝大婚，意味著親政。第二年，日本來中國換約，提出皇帝親政，我們要去送書，恭賀。李鴻章上奏皇帝，西洋各國要覲見皇帝，讓皇帝定奪怎么樣的方式。

1873年，同治帝親政。西方五國向總理衙門提交照會，要覲見皇帝，以表祝賀。總理衙門與五國使節進行了談判，可以見，但要下跪。西方使節當然不同意。

此時，李鴻章負責籌議，他已經改變了1867年時的態度：“彼求之十數年，迄今仍不準一見…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甚至議戰議和”一個覲見之禮十幾年還沒有實現，甚至引發戰爭，所以拖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應該想怎么見的問題。

與西方各公使前后談判3個多月，最后確定各國公使不行跪拜禮，他們覲見本國君主行三鞠躬，覲見清朝皇帝改為五鞠躬。奕?自然知道禮儀變動，是朝廷的要事，因為覲見之禮已經多少年討論。他把與各國公使談判的文本上奏同治帝，同治下旨，同意各國公使覲見。

1873年6月29日，五國公使在紫光閣覲見同治帝，持續時間半個多小時。紫光閣并不是皇宮，而是皇家花園，以往是接見藩屬國的地方。清朝一直耍這種小聰明。

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接見西方公使的實現，用了33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