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創立的脈絡，通過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的邏輯梳理以及出土青銅器銘文的佐證而得以清晰，即：上古時期頻發的大洪水，成為華夏各大氏族部落共同的威脅，而大禹治水的成功，為其積累了空前的權力和威望，最終成為夏朝的建立者。

而意外發現的西周中期遂國制作的青銅禮器遂公盨，又成為大禹治水的實物佐證，其底部銘文上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關大禹的記載，與《尚書》《禹貢》這些書面資料驚人相似。

但是，圍繞在大禹和夏朝之間的諸多疑點，卻越來越多。

疑點一：博覽古代典籍的司馬遷用4000字寫成了《夏本紀》，但其中卻有3000多字在說大禹，而記述從啟到桀的夏朝16位君主的不過區區數百字，一度簡略到“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這樣的流水賬，我們甚至無從得知某位君主在位時究竟發生過哪些事件。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關于大禹的記載，居然詳細到連大禹和堯、舜等人的對話都有。我們都知道，在商朝的甲骨文出現之前，夏朝以及早于夏朝的歷史時期，只發現過零星的字符，并未發現能夠連字成句的文字系統。

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夏朝沒有文字，但至少說明夏朝的歷史并未通過文字記述的方式完整保留下來（可能是文字載體不易保存，也可能是夏朝還沒有形成著史的傳統），以至于孔子都感慨地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

相比之下，詳細到連大禹做了什么說了什么都能完整記錄下來，就顯得十分可疑了。

疑點二：大禹的事跡存在一個時間越晚越詳細的反常情況。比如，最早的西周中期遂公盨銘文以及《商頌·長發》只提到大禹是受天命敷土、浚川；春秋初年曾國的嬭加編鐘、春秋中期秦國的秦公簋、春秋晚期齊國的叔弓镈銘文，開始把自己所統轄的地域叫做“禹跡”。

到戰國早期，禹開始與堯舜產生聯系，原本的“受天命”改成了受堯舜之命；而到戰國中期時，包括楚簡《榮成氏》以及《尚書》在內的史書，將大禹與夏朝建立了直接的聯系，認為是大禹治水成功創立了夏朝，《夏本紀》中大禹和舜、皋陶的對話內容，就源自《尚書》。

在缺少新出土資料佐證之前，這種時間越晚內容越豐富的現象，本身就帶有“層累說”的可能。（層累說是指歷史在流傳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傳說中的古史期會變得越來越長，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也會越來越大）

而這其中，最大的疑點就是大禹治水。

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金文歷普和天文推算把夏朝的始建年估定在公元前2070年，而根據現有的考古學搭建的年代框架顯示，被古史稱之為禹都陽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絕對年代是公元前2200-前2020年。

被認為是大禹和涂山氏聯姻并且會盟諸侯之地的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大型祭壇，碳14測定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印證了禹征三苗事件的河南龍山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發生時間是在公元前2000年。

這些不同地域的“禹跡”，都將大禹的生存年代框架指向了公元前21世紀。按照古史的觀點，大禹治水是夏朝建立的先決條件，即治水時間應當在公元前2070年之前。

然而，北京大學的張弛教授通過對龍山-二里頭時段文化變遷的研究后發現，在公元前2300年到前1500年間，共出現了兩次因水環境變化而導致的大規模人口銳減和社會倒退：

第一次是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到晚期的劇變，屈家嶺-石家河文化被諸多考古學者判定為三苗遺存，這一巨變剛好對應了史書記載的三苗遭遇了“夏冰，地坼及泉”等特大自然災害，這讓大禹認為“天命殛之”，發動了對三苗的戰爭。

第二次是山東龍山文化早中期到晚期的劇變及岳石文化的衰落，總體規律是距離洛陽盆地越遠，文化越衰落。

顯然，古環境證據表明，大禹所在的豫中、豫西并不是大洪水的受害者，這些地區黃土臺地分布廣泛，特定的地貌條件可以讓先民們就近選擇新的棲息地，遷徙的成本遠遠低于治水的付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洪水對敵對勢力的削弱，反而成就了大禹。

同樣，鄭州大學張莉教授的研究也發現，晉南、豫西一帶的考古學現象明顯與文獻中的洪水事件對應不上。

公元前1900年左右，黃河流域出現了洪水引發的社會大崩潰，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聚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但這場洪水發生時間并非在夏初，且洛陽盆地依然是洪水的“受益者”。

就在這次大災難之后，二里頭文化在洛陽盆地強勢崛起。考古研究顯示，二里頭文化一期時，遺址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到二里頭文化二期時已擴張到300萬平方米，這種擴張速度意味著人口出現了高速膨脹，換言之，有大量周邊人口向二里頭遷徙。

由于二里頭文化被普遍認為是夏朝中晚期遺存，那么這也就意味著，從大禹時代到二里頭時代，夏族群并沒有受到洪水的直接威脅，這種情況下大禹治水的動因也就不復存在了。

事實上，在二里頭文化出現之前，中原地區依然是古國林立、相互對抗，并不具備統一的權力秩序。那么，面對共同的威脅，由大禹通過統一調配不同部族的人力、物力資源繼而建立領導秩序和絕對威望，豈不是順理成章？

良渚文化的考古案例，證實了這一推測存在邏輯上的Bug。

浙江杭州的良渚文化絕對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前2000年，被譽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而考古發現的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統，也是世界迄今發現最早的攔洪大壩工程。

然而，良渚的水利系統并不是良渚形成高度發達文化的前提，相反，良渚文化是在首先形成高度發達的國家文明之后，才具備了組織大規模人力開展水利設施建設的可能。

這不僅意味著修筑水壩的地方需要在良渚控制范圍內，同時也需要有一個絕對強權的政體來調配足夠的資源來供給脫離農業生產而從事水利建設的成千上萬名勞力。

而這些，都是大禹所處年代不具備的，換言之，水利工程導致夏朝國家起源的邏輯并不成立。此外，在所有和大禹有關的歷史遺存中，也均未發現類似良渚水壩一樣的水利設施。或許正是基于這一基本認知，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中并未對大禹治水做探討。

接下來我們還需要解釋另外一個疑問：既然大禹治水并非夏朝建立的先決條件，那為什么古人如此篤定大禹治水的真實性呢？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勝前認為，大禹治水故事的藍本可能發生在良渚，人們用竹筏運送草泥包堆成堤壩，古史傳說中的“息壤”原型可能就是草泥包。隨著中原勢力的興盛，這個本屬于良渚的故事被移花接木，這些工程都成了大禹的功績。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華中師范大學的宋亦簫教授，他認為大禹神話實際上是北遷的良渚人帶到中原去的，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描繪的正是大禹騎龜形象。

陳、宋二位教授的說法，不失為一種合理性的推測。中原龍山文化中頻現的諸多良渚文化因素，表明的確有良渚文化群體北上遷徙。不過，上文提到，治水并不會導致國家起源，但國家起源卻帶來了治水的可能。

如果我們把大禹的生存年代從公元前21世紀下探至二里頭文化一期（公元前1750年），將二里頭文化視為整個夏朝的遺存，那么大禹作為二里頭文化的創立者，構建了一個穩定發展了200余年的社會秩序。而夏朝200余年的國祚反倒比470年更符合14世17王的世系（參考商朝500余年國祚歷31王）。

后世先民在追憶這段歷史時，很自然的會將鐫刻在記憶里的大洪水事件與第一代圣王出現時洪水莫名退去（實際是氣候轉暖）之間建立某種關聯，認為是大禹對洪水的治理才終結了洪水，繼而將大禹從人王上升到神王予以崇拜和祭祀，這或許是另外一種可能。

如今，夏史的研究已經被納入到中華文明起源這一范疇做通盤考量，面對相互矛盾的史書記載和眾說紛紜的專家學者解讀，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究竟誰說的對的迷茫中。如果你也對中華文明起源這一話題感興趣，那么我推薦讀這本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勝前寫的通俗讀物《中華文明格局的起源 考古學的視角》，或許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這本書從考古學的角度，詳細梳理了中華文明從起源到發展的過程，為我們揭示了諸多歷史之謎。這本書今年3月剛剛出版，目前正是低價，可以通過下方特價鏈接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