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伊曼紐艾爾·盧瓦耶 著
列維-斯特勞斯傳:
我們都是野蠻人
俞俊 馬莎 譯
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冒險家的故事;
榮獲2015年法國費米娜散文獎;
首位獲得法國國家圖書館列維-斯特勞斯個人檔案查閱許可的傳記學者
編輯推薦
學者、作家、美學家
現代人類學之父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
不僅改變了人類學
還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看待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方式
★ 榮獲2015年法國費米娜散文獎、布朗利河岸博物館瑪蒂娜·奧布萊基金會獎。英語譯本獲法國聲音獎優秀翻譯出版獎,德語譯本獲德國愛因哈德基金會傳記文學獎。
☆ 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冒險家的故事,展現一個年輕、世故、富有魅力、英俊瀟灑的列維-斯特勞斯,他那令人難忘的聲音讓我們重新思考人類和進步的意義。
★ 首位獲得法國國家圖書館列維-斯特勞斯個人檔案查閱許可的傳記學者。
☆ 遍覽261箱珍貴文獻和資料,開啟深入了解這位結構主義大師工作和生活的嶄新視角。
作者簡介
伊曼紐艾爾·盧瓦耶(Emmanuelle Loyer),巴黎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當代史教授,研究方向為法國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化交流史。
著有《讓·維拉爾的人民劇院:戰后的烏托邦》(Le Théatre citoyen de Jean Vilar. Une utopie d’après-guerre,1997)、《流亡的巴黎:二戰時棲居紐約的法國知識分子》(Paris à New York. Intellectuels et artistes fran?ais en exil, 1940-1947,2005)、《歐洲文化簡史》(Une brève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Europe,2017)、《六八事件》(L’évènement 68,2018)等。
譯者簡介
俞俊
浙江杭州人,法國新索邦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譯有《數字與塞壬:解讀馬拉美》等。
馬莎
云南昆明人,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碩士,現為新索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候選人。譯有《形而上學與科學外世界的虛構》等。
內容簡介
在這本屢獲殊榮的傳記中,歷史學家伊曼紐艾爾·盧瓦耶講述了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人類學家之一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真正的知識分子冒險家——的故事。本書以列維-斯特勞斯生平的四個主要時期為線索,為我們開啟深入了解這位結構主義大師工作和生活的嶄新視角。
1908—1935年:在一個被同化的猶太家庭中度過他的童年、充滿希望的學生時代和他對政治與智識運動的首次嘗試。
1935—1947年:作為一名年輕的教授,他于1935年離開巴黎前往圣保羅教授社會學。他在巴西腹地進行了曲折的探險,在那里發現了作為他者的美洲印第安人,這使他成為一名人類學家。自1941年起,他在紐約開啟了新的學術生涯。
1947—1971年:二戰后,他回到法國,開始了他創作最偉大作品的時期。在數十年的緊張工作中,他重塑了人類學,將其確立為一門提供全新世界觀的學科。1955年,《憂郁的熱帶》一書向全世界提供了無可爭議的證明。在那些年,他成為法蘭西民族豐碑,也成為享譽全球的知識名人。
1971—2009年:他堅稱這個世紀已與他無涉,但與之相悖的是,這個距離卻允許他能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犀利和反叛風格闡明現代性。
我們中的許多人都習慣于看到老態龍鐘的列維-斯特勞斯的照片,或是他在亞馬孫河流域邋遢不堪、飽受文化沖擊的樣子,而本書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年輕、世故、富有魅力、英俊瀟灑的列維-斯特勞斯。與其說作者把列維-斯特勞斯描繪成一位現代人,不如說她把他描繪成一位偉大而不安的同代人。
目錄
縮寫表
致謝
引言
第1部分 緣起(1935年以前)
1 姓氏的傳承
2 啟示(1908—1924)
3 革命(1924—1931):政治與哲學的對決
4 救贖:民族學(1931—1935)
5 世界的迷霧
第2部分 新大陸(1935—1947)
6 圣保羅的法國印記
7 深入巴西
8 “馬斯默·列維”與南比克瓦拉人
9 危機(1939—1941)
10 紐約市的法國人:流亡生活中的偉大創造(1941—1944)
11 結構主義在美國
第3部分 舊世界(1947—1971)
12 馬塞爾·莫斯的幽魂們
13 成熟時期
14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懺悔錄
15 結構主義的結晶(1958—1962)
16 科學工廠
17 學術生活
18 審慎之心
第4部分 新世界(1971—2009)
19 不朽之人
20 變形
21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我們的同代人
列維-斯特勞斯法語作品列表
檔案資料
文摘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旅程
環游世界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的書房度過午后時光。書房位于巴黎十六區栗樹街2號五樓的家中。這間小巧且秩序井然的工作室憑其百科全書式的海量藏書、精選的擺件、種類豐富的礦石、“奇妙”的古玩以及精心收藏的藝術品重塑了世界。
讓我們懷著敬意走進這座神殿:房間四四方方,倒也寬敞;有弧度的墻面上開了一扇窗。墻上,書籍、裝訂整齊的期刊、百科全書和字典擺滿了擱物架。書桌被安放在房間盡頭,它置辦于紐約,是由深色木頭制造而成的西班牙家具。列維-斯特勞斯在這兒寫作,或者穩坐于安有滑輪的扶手椅之上,靜靜地閱讀,并一讀再讀。這把扶手椅讓他得以轉向塞滿文具的圓弧形活動面蓋寫字臺,或者“鎮守”于鋼鑄獨腳小圓桌上的打字機(德語鍵盤)。打開收音機,欣賞古典音樂的旋律,這也是必不可少的。列維-斯特勞斯在書房中坐定后,有時會將雙腳往桌上一擱,身體往后傾斜,這樣一來,他就面朝一幅偌大的多羅菩薩畫像。畫像采購自1950年代的德魯奧。這位綠色皮膚的神祇源自尼泊爾,沒有性別之分,它的畫像寄寓著莊嚴與安詳。一條泰國鱷魚、一尊龐大的中國樹根雕塑、一些日本木版畫和日本刀鐔增添了幾絲遠東氣息。幾件稀有的民族志物件,比如,海達人用來“打”魚的雪松木狼牙棒,把異鄉的風景帶回了他的寓所。狼牙棒還影響了作者創作《野性的思維》時美學思考的方向。書桌上擺著幾顆石子,其中有青金石一塊,匕首一把。不見植物的蹤影。這間書房介于古玩陳列室與藝術工作坊之間,其視聽環境是對美的贊歌。當我們沉浸于美的事物時,所有東西都能在下午沉悶的寂靜中產生回響,所有事物都能參與到對圖書館這個渺小、封閉處所的烏托邦想象中來。事實上,列維-斯特勞斯不邁出書房一步便可以環游世界:左面墻上是非洲、大洋洲、亞洲;正面是期刊與文獻索引卡;右面是南美洲;背面的角落是北美洲;余下的墻面留給了各種百科全書和辭典,因此,有了滑輪扶手椅的幫助,這些工具書觸手可及。薩米耶·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在其《在自己房間里的旅行》( 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一書中也展開了想象,他認為,這座紙張堆砌而成的廟宇就該是這樣的。“我的藏書堪比景觀。”他后來這樣回憶道。事實上,全世界都呈現在墻上,而每本書按其涉及的民族,像分布于地圖上一般整齊地占據相應的位置。列維-斯特勞斯按地理分布整理書籍(按大陸板塊),細致至極,造成了地圖與書房藏書之間比例上的失真。但這兩種表達方式十分相似,它們都展示了世界的完整性和豐富性。
盡管這個森羅萬象的“圖書館”得到了精心整理,但是它的重要特點并未消失:除了 1.2 萬冊書籍,它還收錄了一些國際期刊的完整期號,比如《人》( Man)和《美國人類學家》( American Anthropologist),以及數千本論文的單行本。這些收藏給學院式的研究提供了必需的素材。一旦失去傳遞這些“數據”的管道,就沒有知識可言。列維-斯特勞斯像他的同輩人一樣,大量分析這些定期從“數據”歸檔的文獻索引卡。要知道,這樣的文獻索引卡從 20 世紀初開始就已經成為所有比較研究的必需工具。他有一件存放檔案的辦公家具,其中收錄了戰爭年代里他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中寫下的讀書筆記,數量多達幾千份。“在某個時期,大約是1940—1950年,我幾乎通讀了民族學領域的所有出版物。”列維-斯特勞斯的圖書館環游世界,擁抱知識海洋,是求知的檔案館。它對知識無止境的追求精神至今仍未過時。1960 年代初,幾只鸚鵡自由翱翔在這片學識的“洞穴”里,那時,它們不過剛從亞馬孫流域來到這兒。多虧了法蘭西公學院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副主任伊薩克·希瓦(Isac Chiva)多次建言獻策,它們才勉強避開了法律的阻礙。希瓦知道他的同事兼好友熱愛動物,知道他曾與幾只從巴西運來的猴子相伴生活,更知道如果他堅持把貓貓狗狗帶在身邊,那么所有動物都會在他的書房安家,繼而把這間工作室變成動物園。哎呀,可這些就是實際發生的事:鸚鵡們常常偷走他的眼鏡,弄臟這里或那里。列維 - 斯特勞斯必須從這樣的生活中解脫出來,同樣他必須得從人類與動物共同生活的夢想中清醒過來。但那些美洲印第安人神話再次創造了動物與人類共同生活的世界,當陷入這個容許幻想的世界后,他又燃起了追夢的情懷。
列維-斯特勞斯之謎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書房是一個“文藝復興的工作室”,它不僅發蒙啟滯,也讓人目瞪口呆:它與結構主義開創者前衛的形象風馬牛不相及。人們常常將達到了相當高度的結構主義理論與 1950—1960 年的現代主義思潮聯系到一起。因為它借用比較這一新方法,致力于重新建立實踐符號思維(la pensée symbolique)的條件。事實上,他并不希望追尋和研究社會的各種變體,這是人們對他的誤解,他希望依靠不同社會間傳遞差異的聯系來探索被我們理解為變體的社會差異。結構主義從語言學發跡并逐漸擴散到人類學以及其他不同的知識領域(文學批評、精神分析、歷史等)。科學的成功和人類學的成功似乎都有它的功勞。20 世紀后半葉,列維-斯特勞斯在法國推廣人類學,最后將它帶入了社會科學的神殿。這就是結構主義的經典冒險故事。要知道,在這個概括為結構主義的故事里,有許多重要橋段都在這間書房里相繼展開,而它的主人是“文藝復興”的推動者……
所以,誰是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他是世紀之子,生于1908年的布魯塞爾,歿于百年后的2009年的巴黎。他成長在一個猶太人家族,這個家族從阿爾薩斯遷至巴黎,在法國的社會地位一路攀升,書寫著猶太人家庭的老故事。在這個深深扎根于19世紀的資產階級家庭里,克洛德以獨子的身份茁壯成長。家族漸漸沒落,將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令他備受寵愛。他的父親是一名畫家,叔伯中也有兩名畫家。當一人不醉心藝術時便另謀出路:他也是如此。這是一個熱鬧、團結的大家庭,家族成員們褪去猶太教外衣,戴上了愛國主義的桂冠。年輕的他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童年。他學習優秀,入讀了孔多塞高中的文科預科班,卻拒絕準備高等師范學校的入學考試,于是成就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轉折。他從未揭露轉折背后的故事,讓自己成了一個謎。此后,他自學法律和哲學兩門學科,最后參加了1931年的教師資格會考。在此期間,他還是積極的社會主義活動分子。在馬克思思想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FIO)的領導下,他渴望改變世界。但列維-斯特勞斯與許多同道朋友(譬如,他表親的丈夫保羅·尼贊)都不同,他始終未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既然不能改變世界,他于1935年離開了他的“世界”。一個去巴西教書的機會得以讓他到那兒研究印第安人,因為當時巴黎人認為印第安人聚居在圣保羅近郊……他拋棄了哲學這門傳統學科,投入年輕的民族學的懷抱。顯而易見,這是他生活軌跡和思想軌跡的岔路口,它決定性地開啟了他在新大陸的第二個人生階段:首先是去巴西,然后是在二戰期間遠赴美國。
這樣的生平使列維-斯特勞斯在20世紀的人生軌跡獨樹一幟。我們怎樣評價他前半生的雙重割裂?第一層割裂指的是,他與具有家族淵源的猶太教信仰保持了距離。在社會科學史上,列維-斯特勞斯絕非第一位與猶太教斷絕往來的知識分子。然而,他是怎樣把重建猶太人出身而非猶太人的身份與他闡述的那些嶄新的問題、理論銜接起來的呢?第二層割裂是,他遠離了歐洲這塊“舊大陸”,將“新大陸”旗幟下的巴西和北美對應“舊大陸”而劃入歐洲-南美-北美的三角關系中。這個三角關系是他結構主義思想誕生的真正契機。當這位法國范十足的知識分子離世時,人們祭奠他,敬他為國家英雄;而在偉大的知識分子誕生前,他長期在海外漂泊:在自愿或被迫的情況下,列維-斯特勞斯在 1935—1947年幾乎從未踏足故土;1935—1939年,他的足跡遍布塞爾陶(Sert?o)的荊棘叢;此后,在1941—1947年,他流亡紐約,先是作為社會科學家(social scientist)開展活動,之后成為二戰勝利后法國第一任駐美文化參贊。這般程度的社會化不曾見于法國其他學者。與他同期的學者被傳統的世界中心論束縛而自困于國門之內。毋庸置疑的是,新舊世界、法國傳統哲學教育、巴西民族學經驗與受到德國傳統滲透的美國人類學的融合,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創造了一位個性十分鮮明的偉大人物。
1947年他重返“舊大陸”,著手專著的創作。正是他跨越大西洋的人生經歷成就了這些作品。之后的十幾年內,列維-斯特勞斯潛心于密集的工作,然而,直至1959年就職法蘭西公學院前仍屢屢受挫。在就職法蘭西公學院的前幾年,也就是1955年,他憑著滿腔的寫作熱情,在幾周內奮力創作了400多頁,他眼中的巴西版《奧德賽》躍然紙上。這本《憂郁的熱帶》成為20世紀思想著作中的經典之作,更使作者一躍成名于世。正是在1960年代,已經成為法國知識界公眾人物的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將結構人類學推入學術與政治輿論的中心,把它定位成修訂馬克思主義與去殖民化之外的第三方案。在神秘與沉寂的個性光環下,這位嚴肅的學者養成了紳士的氣質,將他結構主義思想的結晶傳承給年輕的一代又一代,讓他們能夠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各自的美洲大陸。與列維-斯特勞斯為伴,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以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集結于一場“結構主義的盛宴”。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名聲因此登上頂峰。在《野性的思維》結尾幾頁精辟的論斷中,列維-斯特勞斯還試圖將哲學帶往結構主義之路,不過以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為代名詞的哲學并沒有對這些試圖改變它發展方向的新知識唯命是從。他具有論戰的熱情,這與他漸漸被人們接受的學者形象形成落差:作為學者,他深沉、優雅,唾棄政治對各個領域的過多干涉,醉心于培養各種“批判”情緒。雖然他的政治立場難以歸類,1968年后他仍被左派的學生們視作不可救藥的反動派。1973 年,列維-斯特勞斯當選法蘭西學院(l’Académie fran?aise)院士,他們才重拾理性。
65歲高齡的他還將迎接35年多的生活,但長壽帶來了變數:人們對他作品的接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幾十年間,結構主義陷入了滅頂之災,好在列維-斯特勞斯躲過了這場“人才隕落”的危機。1980年代,他成為法國學界的某種“禪宗”僧侶,哀悼這些紛紛離場的偉大角色: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羅蘭·巴特、讓-保羅·薩特、米歇爾·福柯相繼于1980—1985年辭世。一步步地,這位老人,他們當中最年長的老人,成為法國舉國的驕傲。他出生于有些遙遠的時代,卻一步步地遠離了他的20世紀。然而奇怪的是,他與20世紀保持的距離反而讓他能以一種最銳利、最顛覆的眼神反觀我們即將褪去的“現代性”(modernité)。他的年紀長了,他離當下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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