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傳播學研究的“物質性轉向”（material turn）背景下，媒介的定義已從傳統的信息載體擴展至一切具有物質屬性的社會存在。本文以中國西南某村莊為田野，通過民族志方法考察“糞便”這一特殊物質如何成為村莊社會關系的媒介，探討其物質性如何嵌入日常傳播實踐，并重構權力網絡與文化認同。研究基于為期半年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結合傳播學與人類學的交叉視角，揭示“以屎為媒”背后的傳播邏輯與社會意義。

一、理論框架：媒介物質性與民族志方法的結合

媒介物質性研究強調物質實體（如技術、基礎設施、自然物）在傳播實踐中的能動性。正如戴維·莫利（David Morley）在家庭電視研究中揭示的“客廳戰爭”，媒介不僅是信息工具，更是權力與文化的物質載體。而民族志方法通過“深描”（thick description）能夠捕捉物質媒介如何在社會情境中被賦予意義，例如格爾茨對“眨眼”與“擠眉弄眼”的區分，強調符號行為需置于具體語境中解讀。
本研究的田野點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村莊，糞便作為肥料、燃料和儀式象征物，其收集、分配與使用貫穿村民的日常生活。研究者通過參與施肥、觀察儀式、訪談農戶，記錄糞便從“廢棄物”到“資源”再到“文化符號”的轉化過程，揭示其媒介屬性如何構建社會關系網絡。

二、糞便作為媒介的實踐網絡

1. 物質循環與勞動協作

糞便的收集與施用是村莊農業生產的關鍵環節。村民通過“借糞”“換糞”建立互助關系，形成基于物質交換的傳播網絡。例如，某戶糞池不足時，需向鄰居“借糞”，這一過程伴隨口頭協議與非正式契約，強化了鄰里信任。研究者發現，糞便的流動不僅關乎資源分配，更是一種信息傳遞——誰家牲畜多、土地肥力需求大，均可通過糞量推測，成為村莊“隱性信息網絡”的一部分。
2. 權力象征與階層分化

糞便的持有量與處理方式反映社會地位。村中養殖大戶因糞便產量高，常被視為“資源中心”，其話語權在公共事務中顯著增強。而貧困戶則通過提供勞力換取糞便，形成依附關系。這種“糞權”的分配模式，與布迪厄（Bourdieu）的“象征資本”理論相呼應，即物質資源轉化為社會權力，重構村莊的等級結構。
3. 儀式中的符號化傳播

在村莊祭祀活動中，糞便被賦予祛邪、祈福的象征意義。例如，每年春耕前，村民將混合糞便的泥土灑于田間，寓意“穢去福來”。此類儀式通過物質操演傳遞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糞便成為連接自然與超自然、個體與共同體的媒介。

三、媒介物質性的沖突與調適

1. 現代技術介入的張力

隨著化肥普及，糞便的農業價值下降，但其文化意義并未消退。部分村民堅持傳統施肥方式，認為“化肥傷地，糞養人”；年輕人則傾向于使用便捷的化肥，形成代際觀念沖突。這一矛盾揭示了物質媒介變遷對傳統傳播網絡的沖擊，以及村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適應性策略。
2. 生態話語的重構

近年環保政策推行后，糞便處理被納入“垃圾分類”體系。政府推廣沼氣池，將糞便轉化為能源，賦予其新的媒介功能。村民在政策宣傳與實踐中，逐漸接受“糞便—沼氣—環保”的符號鏈，這一過程既是物質技術的馴化（domestication），也是生態意識的傳播。
四、結論：從“廢棄物”到“社會紐帶”

本研究表明，糞便作為媒介的物質性，通過其物理屬性、符號意義與實踐網絡，深度嵌入村莊的社會關系與傳播結構中。其媒介功能不僅體現為信息傳遞，更在于維系社區協作、象征權力秩序、傳承文化記憶。
研究同時提示，媒介物質性視角可為傳播學提供新的分析路徑：從技術設備到自然物質，任何具有社會能動性的實體均可成為傳播研究的對象。而民族志方法的“深描”優勢，能夠揭示物質媒介如何通過日常實踐塑造社會世界的復雜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