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千年里，受“蜀道難”的誤導，我們一度認為四川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然而，三星堆的考古發現卻用事實證明，早在4000年前四川就已經成為“國際”文化匯聚的前沿之地。

四川的對外交流通道，大體有三條。

第一條通道是西北的甘青。考古發現顯示，距今6000年前，位于黃河上游甘青一帶的馬家窯文化部分先民，因氣候變化原因南遷進入長江上游的岷江河谷臺地，以今天的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茂縣為中心，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營盤山文化。

距今4500年左右，嚴酷的氣候環境又迫使營盤山文化先民翻越九頂山進入成都平原，陸續修建了新津寶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等六座城邑，創造了成都平原最早的考古學文化—寶墩文化（也叫三星堆一期文化）。

堪為佐證的是，廈門大學古人類基因研究團隊在對高山古城遺址古人的DNA分析后發現，其成分有89.1-95.1%是從黃河流域遷徙而來的農業古人，印證了考古發現的結論。

然而，當寶墩文化向青銅文化過渡（即三星堆一期文化向二期文化過渡）時，意外出現了。考古發現的三星堆一期文化還完全停留在陶器和石器階段時，二期文化卻突然冒出大量工藝復雜制作精美的青銅器、金器和玉器，文化面貌截然不同，且完全找不到過渡期，三星堆先民似乎在一夜之間跨入了青銅時代。

為什么會這樣呢？這就不得提到四川另外兩條對外交流通道。

第二條通道是東邊的長江。三星堆文化二期（約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晚期到商文化早期）時，出土了大量非本地器物，比如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玉人頭像、城址規劃思路，以及二里頭文化的陶盉、牙璋、綠松石器等。

上文已經提到，三星堆一期文化到二期文化并不是自然過渡，兩者屬于不同的文化面貌，這也就意味著三星堆遺址中發現的大量外來器物，不是簡單的對外貿易的結果，而是有新的文化族群遷徙來到了成都平原，與寶墩文化先民共同創造了輝煌的三星堆文明。

比如牙璋的使用。牙璋最初起源于黃河中下游一帶，后經二里頭夏文化對其扉牙進行龍形化改造后，成為祭祀的重要禮器。然而，夏朝消亡后，牙璋在商朝淪為了普通擺件，但卻在三星堆延續了下來，三星堆人的祭祀場景中頻頻出現手持牙璋祭祀的場景。這種禮制認同，表明新遷入成都平原的外來群體有夏遺民的身影。

三星堆文化青銅器的礦源檢測結果顯示，三星堆出土青銅器所用的銅礦與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銅器具有十分明顯的淵源，與長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礦礦源一致。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對川東、鄂西同時期考古學文化遺址研究后發現，襄陽、鐘祥、荊州、宜昌、萬州、涪陵均發現了二里頭文化因素，上述遺址出土的陶盉、鬶、高柄豆等器物，最終出現在了三星堆遺址中。

這說明，催動三星堆由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突進的，是沿長江逆流而上的多支外來青銅文化族群。此后，商王朝與蜀地的交流，也是通過長江這條通道完成的。

第三條通道是西南蜀身毒道。除了青銅人像群所顯示的一些外來文化因素外，三星堆還出土了大量的海貝，經鑒定有貨貝、虎斑紋貝、環紋貨貝等，證實三星堆與印度洋一帶的文明存在著遠程貿易和交流。顯然，三星堆人并沒有局限在成都平原一隅，而是早已沿著云南、緬甸抵達了南亞。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遺址中還出現了大量異域器物，比如在中原地區從未出現過的黃金權杖、黃金面具等。這些外來文化因素的出現，其實并不奇怪。地處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又叫中國弧）的三星堆文明，可以很輕易地通過甘青、西南兩條“國際貿易”通道，與西亞近東地區、古代埃及取得聯系。

也正因為地處上述三條通道的交匯點上，三星堆文明呈現出既有華夏龍文化、玉文化的深深烙印，同時又帶著鮮明的地域特色的復雜面貌。

然而，正如三星堆文明的突然形成一樣，三星堆文明的消亡，同樣具有突發性。

當中原地區經歷商周王朝鼎革之時，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卻突然將宗廟和神廟拆毀，大量精美的青銅器被人為砸毀后，埋入了8個大坑之中。這便是我們后來所熟知的8個器物坑。經碳十四測定，祭祀坑測年數據在公元前1131年—前1012年，8個坑中文物可以跨坑拼接，意味著屬于同一時間埋藏。

從三星堆青銅器所塑造出的人物造型和描繪的宏大祭祀場景，我們可以看出三星堆是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政權，那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以至于讓極重鬼神的三星堆人做出自毀國寶重器的舉動呢？

就在8個器物坑之后，三星堆三期文化消亡，距離廣漢三星堆遺址4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突然出現了一支與三星堆高度相似的文化族群。

這處名為金沙遺址的地方，同樣出土了金面具、青銅立人像以及玉器中的玉璋、玉璧等等，還有大量的象牙。這些都說明，金沙遺址的創造者，正是遷徙而來的原三星堆族群，故而被歸入三星堆四期文化。此時，歷史的年輪已經進入西周紀年。

然而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金沙遺址的文化面貌卻透露出一種與三星堆遺址難以言狀的差異。

首先是三星堆中的青銅人像明顯分為辮發和笄發兩個族群，而金沙遺址中的人像卻只見辮發。其次是金沙遺址中發現了三星堆從未有過的全新內涵的金飾，如太陽神鳥金箔飾、金冠帶等。

此外還出土了扁壺、高柄杯形器座等一些較為特殊的陶器。似乎暗示，三星堆人從廣漢向成都遷徙時，似乎剝離了一部分群體，又似乎新加入一個群體。

而金沙遺址迄今也未發現類似三星堆一樣的古城遺址，考古工作者反倒是在四川的北大門廣元發現了被稱為“古蜀國第二城”的擺宴壩遺址。

根據出土陶片顯示，擺宴壩遺址年代晚于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同期，文化面貌與三星堆文化四期相似。此后，在陜西寶雞周原遺址中，考古工作者又發現一個自稱是弓魚的伯爵諸侯國。

這個史書上找不到任何記載的諸侯國，卻發現了三星堆文化的身影，比如與三星堆風格近似的青銅立人，與三星堆金杖紋飾相同的弓箭和魚形圖案。屬于三星堆文化四期因素的遺物如尖底盞、尖底罐等也常見于弓魚國墓地。

同屬于弓魚國墓地的寶雞竹園溝13號墓出土的“覃父癸”爵上的銘文無論行款還是字體都和四川彭縣一號窖藏出土的“覃父癸”觶完全相同，兩件器物時代相同，表明弓魚族的確是由四川遷徙而來。

更讓人稱奇的是，地處蜀身毒道連接中印兩大古文明的橫斷山區，也發現了三星堆后裔的身影。

《史記·三代世表》“正義”曾記載：“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立，封其支庶于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嶲等處”，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姚安、楚雄及四川西昌一帶。

漢朝時，為了打通蜀身毒道，漢武帝開始在西南地區大規模拓展，但此時，漢朝并不清楚這支生活在西南邊陲的族群究竟是什么人，只知道他們崇拜龍，自稱是龍的后代，口口相傳著龍生夷的九隆神話。

東漢時，漢史書將這支族群統稱為“哀牢”，頭領有穿耳習俗。由于漢朝并不知道三星堆的存在，所以對穿耳習俗感到驚奇。但實際上，三星堆青銅人像的耳朵上都有穿孔，且孔徑不小，表明西南地區族群的穿耳習俗早在夏商時期就有了，可惜只見耳洞，未見耳飾實物。

直到2022年，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8號坑中出土了一件名為“青銅持龍杖形器立人像”的文物，人們才明白三星堆人穿戴在耳洞里的耳飾居然是類似象牙一樣的器物。細思極恐的是，青銅持龍杖形器立人像在印度和緬甸找到了原型族群。

在印度東北部那加蘭邦山區與緬甸交界生活著一支黃種人族群，英國殖民印度時稱這些人為“那加”，緬甸文意思是“穿耳洞的人”。在那加人的傳說中，他們自稱“來自世界的東方”，是“龍族”后裔。

那加人成年禮的重要儀式就是穿耳洞，而耳飾無論是大小和形狀都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銅持龍杖形器立人像極為相似。史書中在梳理漢哀牢國時，曾留下這樣一條脈絡：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嶲等處，西漢時將這個族群泛稱為乘象國“滇越”，地在“昆明”以西千余里。東漢時改稱哀牢，哀牢人崇拜龍，自稱是龍的后代。

這種巧合不得不讓人懷疑，印度那加人是不是當年沿成都平原南下經蜀身毒道而來的三星堆人后裔？

這個問題，還需要包括DNA在內的更多證據予以驗證。不過，從已知的三星堆后裔分布來看，在三星堆文化消亡后，三星堆人及其后裔的逃亡路線十分詭異，幾乎是沿著三星堆文化形成的三條路線回歸原籍。

北向，三星堆人北遷廣元，留下擺宴壩古城后，又繼續北上，最終在寶雞渭水一帶創建了弓魚國；南向，一支三星堆人沿蜀身毒道進入云南，與這里的土著族群形成了哀牢國，印度緬甸一帶的那加族也極有可能是這支南遷三星堆人的后裔；東向，三星堆人沿長江東進，形成了三星堆文化鄂西類型。

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讓原本統一而又高度發達的三星堆文明分崩離析的呢？

從考古發現來看，留在成都平原的金沙族群，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三星堆人的祭祀原貌，器物性質與三星堆高度一致，但體型上卻袖珍了許多，這或許是族群分崩國力衰弱導致的，也可能是金沙人只是三星堆共同體其中一支，過去的大型祭祀活動已經不復存在，無需再鑄造大型器物。

北上的弓魚族群，文化面貌上缺少了濃郁的祭祀因素，反而更像是世俗權力族群，墓地出現了明確且豐富的氐羌文化元素，貴族常常隨葬青銅兵器。

而南下的乘象族群，更像是保留了習俗、信仰和圖語文字的貿易族群。位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縣的老龍頭墓地，是一處橫跨西周到西漢的文化遺跡，出土的海貝、費昂斯珠、靴形鉞及雙馬神信仰表明其與西亞、東南亞等區域青銅文化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系。

三星堆后裔這種分崩離析的詭異逃亡路線，很難用天災和外敵入侵來解釋。三星堆的瓦解，頗有點像當年的蘇聯一樣，是內訌導致的，這也解釋了為何逃亡的三支后裔各自保留了三星堆文化的拼圖碎片，卻又選擇南轅北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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