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肖磊看世界

作者：xiaolei

圖源：AI生圖

日元崩盤式貶值這事值得一說。純屬閑扯。

此前專門閑聊過關于前些日子日本央行加息的問題，里面說了一下日本此時加息意味著什么，為什么日本在2000年加息之后，緊跟著的是美國互聯(lián)網泡沫破裂，以及2007年和2008年日本加息之后，緊跟著的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

這里面其實并不是巧合，而是日本作為全球主要的經濟體，且很長時間里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就導致當美國市場風險增大，以及美國市場資產價格已經被嚴重高估的時候，日本市場就成了承接全球流動性溢出的單一避險性選擇。

但日本由于資產種類并不豐富，以及人口萎縮且文化單一，經濟增速又進入了非常低的階段等，無法可持續(xù)的承載和消化那么多突然間出現(xiàn)的流動性，就只能加息（多年低息后市場對一點點的利率波動都會很敏感），而當日本開始加息，就意味著當美國資產嚴重高估，日本資金成本高企之后唯一的大規(guī)模避險市場沒有了，美國的資產價格危機（因估值太高），以及資金的現(xiàn)金回籠危機（拋售日元），就會同時爆發(fā)，從而出現(xiàn)美國資產，以及日元等匯率的劇烈波動。

如果站在整個全球經濟發(fā)展的角度，尤其是站在大國經濟的內生性發(fā)展和外延性影響層面來說，由于二戰(zhàn)后崛起的美國，跟原來歐洲大國，以及日本在內的全球大國更迭并不是一個體量，這使得美國的崛起跟歐洲和日本等國家的強國更迭，也完全不是一個歷史規(guī)律和周期。

那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二戰(zhàn)之后，其他包括歐洲和日本等的經濟崛起，實際上會從最初的挑戰(zhàn)美國，民眾信心越來越強的模式，最后會淪落到絕望，從而變成只有兩種選擇，第一種叫“賣唱”型（只是舉例），比如日本，就是最后只能尋求給美國說好話（依附和支持美國），也就是給美國說好聽的，來尋求產業(yè)的施舍性和強制性分工配位，從而獲得發(fā)展的機會，但這也已經算是非常好的了。

另一種叫“乞討”型（只是舉例），也就是最終在經濟發(fā)展預期和現(xiàn)實層面全面崩潰和復蘇無望之后，絕望的變成對美國的“乞討”，比如如今的阿根廷等，實際上也曾輝煌過，也曾給美國等說過“不”，但目前已經只能變成“乞討”型發(fā)展了，比日本和東歐、北歐、南歐很多國家的“賣唱”型更慘。

因此，從目前的情況看，西歐幾個國家可能對美國還能稍微有一些態(tài)度，但那是基于整個歐盟的經濟體量，如果是單獨拿出來，可能也會逐步的絕望和無奈起來。

這里面，我們要基于此次日元的崩潰式貶值，來看看曾經日本是如何在挑戰(zhàn)美國方面，走入了死胡同的。

當然，從戰(zhàn)后美國整體性的接管日本，以及日本整體的體量差距等來看，都有著非常大的相關性，但這可能并不是原因的全部，其中日本在過去三十年里，很多錯誤的政策性理解和選擇，恐怕也助推了日本經濟在挑戰(zhàn)美國方面陷入絕望，最后走向“賣唱”模式。

這里面，我提出兩個方面的思考，供大家討論。

第一個是，日本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只關注了產品和資本的全球化輸出，而沒有創(chuàng)造出本國相應的回流和承載體系。

當日本產品走向全世界，以及所創(chuàng)造（積累）出來的資本開始走向全世界的時候，日本由于所創(chuàng)造的本土資產形式過于單一，只有房產和日元兩種大體量承載體系，就導致要么房產和日元突然飆升，要么就是突然暴跌，而無法將回流的資本分散到其他資產形式，大部分的資源回流，就變成了短暫的機會套利，而不是長期的資源吸附和共存。

美國的不同在于，美國的房產等領域，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的資源吸納，而不是簡單的資產形態(tài)，在美國買房子的人，大部分都希望長期住在美國，并將自己的消費和投資，甚至是工作等都放在美國，而當時在日本買房子的全球民眾，大部分是為了漲價后套現(xiàn)走人。

持有美元的邏輯也是如此，也就是說，當時全球投資者持有日元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在日元波動當中獲利，然后也是套現(xiàn)走人，從而將日元換成美元來長期持有，因為這些錢都要拿到美國去再投資和再消費，這里面包括買美國的房產、股票和居住在美國的消費等，所以你會發(fā)現(xiàn)，當時在日本的各類階段性國際投資，最終依然都是為了長期性的回歸美國。跟當下這一輪日本資產的崛起和調整在最終需求層面沒啥太大區(qū)別。

實際上大家說日本過去屬于失去的30年，但這里面中途也有好多次日本也出現(xiàn)了階段性的反彈，比如2000年美國互聯(lián)網泡沫破裂，以及2001年美國遭遇恐怖襲擊那會，也包括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還包括2010年那會歐元區(qū)爆發(fā)債務危機的時候。但這種資金和資源向日本的回流，基本上都是非常短期的，也可以說是“一日游”，這也是為什么我在此前的分析里面說，日本這次對全球資金和資源的吸引力不可持續(xù)的原因。

而從目前的情況看，也就是日元開啟史詩級貶值的速度看，此前推高日本房價和股價的資金也正在套現(xiàn)，導致日元被拋售，大家都換成美元了，日本可能什么都留不下來，其發(fā)展的信心可能會再次受到打擊。這就好比說，打擊一次還是可以重振信心，過去三十年里打擊了無數(shù)次了，如果再經過這一次，后面很有可能就會走向拉美模式，面對美國的時候，可能從“賣唱”直接走向“乞討”。

當然，兩者還是有區(qū)別的，前者也算是靠付出勞動（賣唱），還稍微有點尊嚴，后者就太可憐了（乞討），有點令人憐憫了，不過也都能理解，因為面對美國這樣體量和速度依然很快的國家，留給日本的客觀機會確實不多。

因此說，當年日本在國內創(chuàng)造資源和資產的可持續(xù)吸引力方面，并沒有做出更加重大和勇敢的布局，導致產品和資本等的國際化，并沒有創(chuàng)造出很好的回流和“留下”機制，這就導致被動的回流往往進一步的助長了下一個階段的流出，再一次打擊了接下來的發(fā)展和信心，就會變得更加保守和對國際化的抗拒，使其陷入發(fā)展的疲態(tài)和精神的迷失，也就沒有啥能突破美國體系的創(chuàng)造和貢獻了。

第二個是，當日本陷入衰退之后，日本最后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原始模式來解決日本的通縮和消費低迷問題，這反而導致通縮和消費低迷難以改變。

為什么說基于單純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來解決當時的日本通縮和消費低迷的問題會適得其反呢，原因是，基于這樣一個判斷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其總結出來的解決辦法難度太大，而且當這些解決辦法沒有見到效果的時候，會進一步的否定整個總體經濟發(fā)展體系，也就是會再次打擊發(fā)展的信心。

基于“資產負債表衰退”，最直接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降低利率，讓大家的負債成本降低，但當時日本面臨的問題根本就不是負債成本問題，而是大家對未來的收入和增長都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再負債了，跟利率的高低關系其實不大，所以才出現(xiàn)了無論利率降到多低，企業(yè)和個人都不愿意增加負債來投資創(chuàng)業(yè)和消費，反而是把賺來的錢都用來“償債”和“持有現(xiàn)金”（存款）。時至今日，日本的個人存款總額依然高達100萬億人民幣，是日本GDP的三倍。

另一個辦法是，既然企業(yè)和民眾都不愿意負債投資創(chuàng)業(yè)和消費了，把錢都存銀行了，那只能政府幫大家來花，否則經濟怎么辦？這就使得政府支出不斷擴大。其實這個辦法是非常好的一種辦法，但這一辦法里面，受制于兩種西方理論，一個是政府花錢太多，一定存在腐敗和低效等問題；

第二個是，整個美國等西方經濟學界對這種花錢方式非常的排斥，這就導致日本政府雖然在擴大財政赤字，但很多錢并沒有變成實際的基礎設施等建設，日本新干線（高鐵）、大飛機、芯片、對北海道等偏遠地區(qū)的開發(fā)，實際上都停滯了，最后的結果就是，其在教育等領域的投資，反而被美國收割，大部分人才最后都跑美國去了。

這不是說更多的財政投資教育等不好，恰恰相反，教育醫(yī)療等領域一定要加大投資，但問題的關鍵是，同時需要考慮最終人才的流向，而且還需要考慮，要對那些“搬不走”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更大的投資，這樣就會形成良性循環(huán)，有了這些基礎設施和不同地區(qū)的落差性和追趕性發(fā)展機會，就會有更多工作和機會選擇，在教育和醫(yī)療、養(yǎng)老等領域的人才投資，才會有更加廣闊的機會留在國內。

你去看美國，一會是五大湖區(qū)工業(yè)化，一會又是硅谷科技狂潮，一會是西雅圖起飛，一會又到了德州能源和制造，同時還來個邁阿密旅游等，更不要說什么拉斯維加斯之類的了。其實這些都離不開基礎設施等的投資，而日本開發(fā)一個北海道就已經很吃力了。

其實以上兩點里面，一些干擾性和判斷性錯誤，還不是日本“失去三十年”，也就是沒能解決“通縮”和“消費低迷”最根本的原因，因為從經濟學等理論，以及實踐來看，日本在面對挑戰(zhàn)的時候，采取的各類行動都非常“專業(yè)”，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

也正是因為日本的應對在既有經濟學等領域，挑不出什么“毛病”，那么整個日本經濟陷入通縮和消費低迷，而且無法再有更好的增長和創(chuàng)造力，為世界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以及可以跟美國競爭等，就變成了一種不可能的“宿命”，也就是無論是過去失去的三十年，還是將來失去的五十年，又或者說以后日本的逐步經濟性和發(fā)展性“消失”，都不再被全球所關注等，也是一種難以避免的“宿命”。

當然，我個人并不同意這種“宿命”論，因為假設日本當年在解決挑戰(zhàn)方面，多增加一些選擇，是否會好一些呢？是否會擺脫后來的絕望和“宿命”呢？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xù)閑扯一下，完全純屬閑扯。

我先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一個人，如果出現(xiàn)了“創(chuàng)業(yè)”型負債，導致其進入“死局”，也就是沒有人再給他二次創(chuàng)業(yè)的錢，同時呢，追債者每天都盯著該“創(chuàng)業(yè)者”手上的流動性資金，一有錢就不得不還債，這個時候，就算債權人完全免了這個“創(chuàng)業(yè)”者的負債利息，或者說國家出臺了一個什么政策，刺激這個“創(chuàng)業(yè)”者去二次創(chuàng)業(yè)，其實都很難“挽救”這個“創(chuàng)業(yè)”者，因為沒有人會再去投資這個“創(chuàng)業(yè)”者，債權人也不允許“創(chuàng)業(yè)”者擁有多余的“流動性”來干未知但擁有其他可能性的事情。

這個時候，給這個“創(chuàng)業(yè)”者的選擇就只有一條，即打工賺錢還債。這個時候，這個“創(chuàng)業(yè)”者的未來就已經被鎖死了，就是不可能再“創(chuàng)業(yè)”了，也不可能再有其他消費了，而有的只是打工賺錢還債。

其實日本社會三十年前遇到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的，那為什么“打工賺錢還債”就把整個日本經濟給搞到“失去的三十年呢”（當然，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原因是，日本作為二戰(zhàn)后全球最風光無限的“創(chuàng)業(yè)者”（高增長、創(chuàng)新多、高利潤），其此前的整個負債和償債預期，都是按照1990年前的平均兩位數(shù)增長來借錢和承諾對方的。

而按照1990年后開始的低增長，甚至零增長和負增長，原本需要五年就能搞定的債務和增長回報預期，從1990年開始，突然需要三十年了，甚至可能是一輩子了。這個時候，所謂“資產負債表衰退”對日本的影響，就不是一個名詞，而是拖垮了整個社會的發(fā)展活力，讓幾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再次活躍發(fā)展的機會，社會層面總體的信心被狙擊掉了。

可能大家還不明白我說這個的邏輯，其實從1970年至1990年這段時間，日本居民的債務規(guī)模從5萬億日元左右，增加到了接近300萬億日元，年增速層面的中樞超過16%。而到了1990年開始至今，日本出現(xiàn)了“暴力”去杠桿化，居民債務增速突然懸崖式下跌，甚至出現(xiàn)了負增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前20年以每年16%左右的增速借錢，而后二十年突然一分不借了，更麻煩的是，后二十年工資和賺錢的速度比前二十年降低了數(shù)倍，這種背景下光“還債”就很困難了，還談什么創(chuàng)意、沖勁和發(fā)展、競爭等。

那當時的日本有沒有其他選擇呢，或者說有其他并行的解決辦法呢，我個人覺得有。

很多人覺得日本的“負債”發(fā)展經濟本身就不對，所以才導致了后來“去杠桿”的懸崖式經濟發(fā)展的萎縮，也就是被“資產負債表衰退”給拖垮。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依然是向前“追責”和“宿命論”邏輯，我個人覺得日本1990年前的發(fā)展并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高增長一定會伴隨高負債，這就好比說你想強壯起來，鍛煉和多吃飯缺一不可，經濟的創(chuàng)新和增長屬于鍛煉，而吃飯就是負債。

縱觀歐洲的海洋系國家，包括荷蘭、英國，以及后來的美國，在解決高速發(fā)展當中出現(xiàn)的高負債問題，其手段和方法，是遠遠超過大陸國家的（個人認為）。日本當年的解決之道，實際上依然是大陸國家的思維，也就是類似當年西班牙和法國、德國等的思維，而不是荷蘭、英國，以及后來美國的思維。

荷蘭、英國，以及后來的美國等，都經歷過巨大的資產價格泡沫破裂，以及國家和居民債務的堆積，最早的郁金香泡沫就出現(xiàn)在荷蘭，后來英國的南海股價泡沫，牛頓都破產了；而美國遇到的資產價格泡沫破裂，以及各種債務問題也是數(shù)不勝數(shù)的，最近一次就是2008年的房地產泡沫破裂。

但大家去看，這些國家的資產泡沫和債務問題，都沒有影響其后面的二次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荷蘭發(fā)明了銀行和保險、交易所等等，英國將其發(fā)揚光大，而且推動了股份制企業(yè)的全球化；美國更是搞出來了美元體系和各種金融衍生品，還有爆發(fā)了諸多的科技。

不要說建國那個階段，就是越南戰(zhàn)爭那會，美國的債務問題，戰(zhàn)爭支出問題，經濟增長問題，通脹問題等等，大家也都覺得美國已經沒有啥發(fā)展前景了，但而后卻神奇般的醞釀出來了互聯(lián)網等科技創(chuàng)新，反而后來發(fā)生風險的，是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

要知道如果不是1971年美元突然跟黃金脫鉤，開啟毀掉人類三觀的一次性瘋狂貶值，把整個國家和民眾的債務一次性稀釋，恐怕上個世紀70年代之后的美國不會比后來的日本好多少。而這本身就是美國的建國“基因”，漢密爾頓當年就是用類似的壓迫式“毀約”和建立新“債務關系”讓剛剛誕生的美國，用債務“旋轉門”計劃擺脫債務危機的。

說這個不是說荷蘭、英國、美國等就很牛，而是需要找到這些國家解決債務和資產價格泡沫破裂的一些能徹底扭轉趨勢的可能性方法。

相比荷蘭、英國、美國等，我們去看當年的西班牙、法國，以及后來的德國，在解決各類債務和應對資產泡沫破裂等沖擊的時候，各自雙方實際上使用了兩套完全不同的體系。前者使用的是用各種新的操作“免除”歷史債務，讓整個國家和民眾輕裝上陣，同時刺激出新的風險和產業(yè)市場，重振大家的創(chuàng)業(yè)和冒險精神；

而后者采用的是，對歷史債務的強制性和博弈性分配和轉移，同時呢，固化償債型產業(yè)的收入和利潤流向，并全民性追逐固有的產出體系，沒有創(chuàng)造出新的激勵性機會供大家追逐，從而遏制了整個未來的可能性，債務問題的影響反而愈加深遠，給各類矛盾埋下隱患，這也是為啥西班牙、法國、德國等內部容易走極端，而荷蘭、英國、美國等內部更容易達成共識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說的，解決當年日本“資產負債表衰退”問題的辦法，如果按照歷史上荷蘭、英國和美國的辦法，有兩個重要的選擇，一個就是有條件的“免除”歷史性存量債務，讓整個國家和體系，在面對新的周期和國際競爭的時候，能夠輕裝上陣；另一個是，對具有市場和民眾積極性的產業(yè)和方向，進行風險激勵，也包括更大膽的土地、各類產權等資源性激勵。

比如在三十年前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前，日本的房地產開發(fā)，主要是非常集中的大建筑企業(yè)開發(fā)模式，等到泡沫破裂之后，這種非常集中的房地產發(fā)展模式就基本走到頭了，大的開發(fā)企業(yè)集中破產，買房者集中負債，地域和基建的發(fā)展等基本也就停滯了。

但如果大家去看美國的發(fā)展，美國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前，也是這種大的建筑企業(yè)，以及非常集中的建設發(fā)展模式，因為可以集中的，低成本的解決勞動力、管道、教育醫(yī)療等供給，而在經過了危機之后，開始發(fā)展分散的產權建筑市場和分散的基礎設施市場，也就是大量的基于分散的地區(qū)性獨立小住宅開始擴散，雖然在美國社會的財富榜上，再也見不到地產商了。

但美國分散性房地產市場的發(fā)展依然是美國的支柱產業(yè)，通過分散性的，進入散戶市場的土地、小型建筑商、房屋買賣、教育醫(yī)療和各類公共服務等市場活躍至今（只不過成本越來越高），時至今日，美國的分散性房產銷售額，依然是全球最高的，在整個美國經濟當中的占比依然巨大，而且成了收割全球人才、資金和持續(xù)性消費資源的其中一個重要承載主體（美國房產的占地和大空間屬性決定了消費的總量和可持續(xù)增速），僅分散性住宅市場給底層提供的養(yǎng)護、服務等工作機會，都不計其數(shù)。

當然，說這個不是說美國等的模式就一定好，只是說在某個階段之內，美國等是如何利用一些看似非?！皹O限”的方法解決眼前危機的，而美國等，當下面臨的，是新的挑戰(zhàn)和問題，這些新的挑戰(zhàn)和問題，也可能拖垮整個國家，這是另一個維度的問題，以后我們再討論。

請注意，我這里所說的“免除債務”，是需要非常復雜和理性的方案邏輯的，“免除債務”本身并不能解決“債務”數(shù)字，其真正發(fā)揮作用的是，把債務轉移到解決辦法更多、風險承擔能力更大的信用主體，讓整個被歷史“債務”所拖住的巨大社會基數(shù)群體輕裝上陣，敢于投資創(chuàng)業(yè)和消費。

可能大家不知道，像美國這樣富有的國家，美國政府幾乎每年都在免除大量的學生貸款等債務，便于給學生就業(yè)和發(fā)揮創(chuàng)意等減負，否則很多學生畢業(yè)后為了還貸款，就會長期的去看干自己不喜歡的工作等，用來趕緊還債。這不是說我們也要學，其實中國一直對大學生貸款等進行了免息等操作。中國還對房貸存量等進行了降息，這也是一種直接減少債務的方式。

說這個什么意思呢，就是基于“債務”的經濟學解釋來解決債務問題，很多時候是無解的，最后就把很多國家逼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認命邏輯。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就是被美國等的“債務”性分析和解決方法給搞到失去二次發(fā)展機會的，比如采取各種極限緊縮政策，各種技術設施投資的嘎然而止，然后出售國有資產等，這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才能免除這些國家的一些債務。

那相同的道理，既然最終的解決方案是，在達到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免除債務”，那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栽趦炔矿w系框架下（基于內債市場），自己直接主動操作呢？基于貨幣（針對性的降息）、財政（優(yōu)化體系之后針對性的擴大支出），以及國有資產（對特定的社會債務進行償付擔保）等信用體系，在達到某些專業(yè)條件下，直接對滲透率最高、基數(shù)最大、未來很難基于當下的增長和預期來償還的債務，直接進行“免除”呢？（開個玩笑）

很多理論認為，只有提高“收入”，才可以刺激消費，其實這種說法在解決日本等發(fā)展困局方面，已經證明是沒有意義的，否則就不會陷入長期的通縮。當“還債”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預期，收入的增加，反而可能會導致存款的增加，而不是消費的增加。在這樣一種背景，首先要解決的是，什么方式可以更快的刺激對消費積極性的重塑，這里面，“免除”既有債務比增加收入的效果更大，操作難度也更低，更能起到基礎性情緒的扭轉。

這就好比說，如果想更直接的刺激一個家庭消費，給這個家庭工作者，每個月增加500元的工資收入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大家會覺得，這就是我辛辛苦苦掙來的，不能亂花，還得存著，其情緒層面依然是攢錢用來還貸和應對預期風險等。但如果是相同額度的直接性債務免除，從心理層面就相當于有了“意外”收入，出現(xiàn)主動性消費的概率就非常大，扭轉整個社會從債務到消費預期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也就是說，與其搞難度更大的，周期過長的，由工薪和經濟增長帶動的不確定性“收入”增加型消費，其實更有效的辦法是，搞由“免除債務”等“意外”收入刺激的消費預期轉變，而“免除債務”并不是“直接發(fā)錢”，其刺激消費的方式，也就是解決社會整體債務壓力和經濟發(fā)展的方式，正好介于并不明確的工薪“收入增長”拉動，和過于刺激的“直接發(fā)錢”之間，本身也是較為溫和和公平的方式。

因為在大部分情況下（除了特殊案例），當下的債務更多的企業(yè)或個人，在過去本身也是投資創(chuàng)業(yè)或相關商業(yè)等擴張和就業(yè)等貢獻度最多的。當然，要截止一個時間點，否則會導致未來很多投機性的為負債而負債。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一個國家的發(fā)展，以及解決挑戰(zhàn)的能力，哪有想象的那么簡單，荷蘭搞出了很多發(fā)明創(chuàng)造，解決了很多挑戰(zhàn)，那是因為荷蘭通過自己的努力，在那個年代當上了世界馬車夫，全球貿易都需要荷蘭的物流體系來支撐；英國能解決那么多的挑戰(zhàn)，并搞出很多科技和商業(yè)奇跡，也是因為英國幾乎主導了整個工業(yè)革命初期的全球化階段；美國的各方面發(fā)展，以及持續(xù)的解決挑戰(zhàn)的能力，跟其搞債務“旋轉門”，擁有越來越巨大的體量，遠離亞歐大陸的紛爭等有很大的關系。

日本雖然在說法上，確實“失去了三十年”，在整個競爭層面，從“日本可以說不”，到如今的絕望和無奈（賣唱），實際上留給世界的，依然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東西，就像荷蘭，雖然早就是小國了，但還是能搞出一些非常強的科技企業(yè)，按照這種“宿命”，對整個地球來說，日本等的“宿命”，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站在人類整體福祉的角度，如果未來的地球，只滿足于北美大陸的“高度”，只滿足于美國的發(fā)展極限，來定義人類思想和福祉的天花板，對整個人類的發(fā)展來說，可能是一個不太好的“宿命”，因為全球大部分人口實際上還很貧窮，就算給美國“賣唱”和“乞討”這個層面，都還上不了牌桌（菜單？）。在歷史上，亞歐大陸一度主導了人類文明的延續(xù)和發(fā)展，當然在未來的人類整體性福祉層面的貢獻和探索，也應該到聯(lián)合起來刺激一下美國所定義的天花板了，否則美國為了更有理由的躺平和持續(xù)展現(xiàn)壓迫性優(yōu)越感，用各種手段不讓人類發(fā)展的其他可能性出現(xiàn)，那也是一種人類整體性的悲劇。

以上內容純屬閑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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