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一鳴

編輯/計巍

家庭并不是抑郁孩子問題的唯一來源，但它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空間 圖｜視覺中國?

2021年5月，《兒童心理學與精神病學》雜志發布了第一個有關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患病率的流調報告。調研結果顯示，在6-16歲在校學生中，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礙總患病率為17.5％。

但這項報告沒有覆蓋到的，是那些因抑郁而中斷學業的孩子們。他們大多被困在家中，藏在表格之外。

由于個體的差異性，我們無法去精確地計算，制造這種現象的究竟是哪些因素，每種因素占比多少。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此試圖找出一種解法。

解法有可能在家庭，這也是青少年抑郁現象最容易被歸因的地帶。但無論這種歸因合理與否，都有一項事實可以確定：家庭并不是問題的唯一來源，但它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空間。

在小渺反悔說不去上學的早上，母親砍了他的門

積木

門被母親砍碎了。

初一休學之后不久，這一天小渺說好了要去上學，但到了早上，又反悔說不想去了。門板的外側破出好幾個口子，露出里面的泡沫填充物。

小渺16歲。到現在，他四年沒上學了。他說，休學之前，在學校只要有老師經過，他就會忍不住緊張和顫抖。在小渺眼中，老師是規則的代表，擁有懲罰的權力。而他則經常被罰站或挨打，因為不喜歡完成作業。

小渺說，那曾是自己最接近復學的一段時間。門被砍破的前兩天，一位校領導來家訪。在那次家訪中，他感覺到了很久都沒有獲得的承認。那位老師了解了他在讀的書，還夸他拼出了很復雜的樂高積木。而兩天后，那座積木被媽媽摔碎了，并且再沒被重新拼起來過。

從那之后，小渺也再沒拼過積木。他感覺“自我”也像那堆散落破碎的積木一樣，很難再被拼起來了。對他來說，認可與贊賞是對那個“自我”的拼接，否定與打壓是拆卸。小渺說，他感受過的更多是后者。

最鮮明地讓他感覺到“被打碎”的時刻，發生在休學的前一天。因為沒有完成作業，身為數學課代表的他在全班面前被老師罰站，用教鞭責打。小渺曾經拿過全市數學競賽的第一名，他長期自以為是個成績很好的人，而那一刻，他認為自己“很壞”“很差”。

休學能讓小渺暫時擺脫對他來說充滿了懲罰與評判的學校環境，但在家的日子“更糟糕”。

五年級第一次休學時，母親拉著他去了市里的安定醫院。他被心理檢測量表檢測為具有抑郁狀態及阿斯伯格綜合癥癥狀。小渺覺得，醫院的診斷加上父母的打壓，讓他確認了自己是個“有精神疾病的人”。他曾經在學校有不少朋友，但回到家中，因為這種病恥感，他基本上回避了所有的社交，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現在的樣子，一個“不正常”的樣子。

休學后的小渺覺得自己是一個“不符合標準的人”。他知道自己被期望著成為什么樣的人：和所有人一樣上學，成績好，按時寫作業，不會恐懼。一切期待的實現都以上學為基礎，但他沒法做到這件事。期望曾經被寄托于治療，在醫院開的藥，因為服下后總是嘔吐，沒多久就停了。小渺記得，在家里，父母會向他展望這樣下去的未來：“你是廢物，只能考上中專然后去打工”。

“如果可以做自己的父親的話，希望可以多給自己一些鼓勵，多一些抱抱，告訴自己自己做得很棒，告訴自己要做自己熱愛的事情，告訴自己不要因外界的否定扭曲自我。”后來，小渺在一篇日記里這樣寫道。

那段時間，小渺被“困”在家里。有一整年，他被收走了手機——在他眼中唯一能讓自己“和社會保持連接”的東西。當時選擇復學重上六年級，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在那樣的環境里，自己“實在待不下去了”。但后來，初一時他再次休學。

學校和家庭都給他一種“逃不掉”的感覺。他不知道該怎樣給自己的情緒找一個出口，比如說，該向誰傾訴自己對在學校里受到的懲罰的恐懼。三年級時，班里更換了班主任。原因是一名家長因為自己的女兒被老師體罰，向上反映。他羨慕那個孩子會在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時候得到保護。

門被砸開后，他更加畏懼上學這件事情。他不知道那些積木還能不能再次被拼起來，一種疑慮很難打消：“假使積木重新拼好，還會被打碎嗎？”

陪伴者和孩子們在小屋辦舞會

解法

今年5月，母親問小渺，要不要參加一個名為“周末小屋”的活動。組織方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社會企業“綠汀小屋”，為因抑郁、焦慮等精神疾病或心理困境而休學的青少年提供康復服務。“周末小屋”是這個2021年成立的機構在青少年個體和團體陪伴之外，組織家庭療愈的第一次嘗試。

小渺說，在這里，他第一次感覺“被一個集體所接納”。那次活動共有十組家庭參加，很多孩子和小渺一樣，已經幾年沒有感受過線下社交了。休學在家，不僅是學業，也是社會化的中斷。在綠汀小屋，小渺在和其他同伴交流時，發現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在學校里被懲罰的經歷。

小渺曾常常把自己想象為“一條畏畏縮縮的流浪貓”：“害怕被傷害”“見人就跑”“只敢呆在陰暗的角落”。他說，因為病恥感，后來也自己去過幾次醫院，但都是瞞著父母朋友一個人去的。

休學以后，小渺一直都想“改變自己”，比如重新回到學校，回到某種意義上的“正軌”。但一直以來耳邊和腦海里回響著的“垃圾”“廢物”的評判讓他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這一切。“與其努力改變，還不如徹底接受自己是個廢物”。在家里躺著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有天還撕碎了所有自己曾獲得過的獎狀證書。

小渺說，在家庭里，父母也會為曾經給他帶來傷害的事情道歉——大多時候父母在他提起時才想起那些事——但這種的時刻，讓他總卸不下提防。

和小渺的家庭一樣，來到綠汀小屋的家長們，很多都是在孩子抑郁休學后才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綠汀小屋的主理人盛夢露和陪伴者們認為，并不能將問題的原因全部歸結為家庭，但可以將家庭打造成為一個輕松療愈的環境。

李健的孩子沒跟他一起來，因為“不想見人”。他的孩子在六年級時離開了學校，到現在已經半年多。

李健和愛人說，在孩子“出問題”之前，他們從沒想過“這種事會落在自己頭上”。

導火索是一次期中考試失利。那陣李健忙著照顧父親沒在家，愛人告訴他，孩子情緒不好，說覺得過得沒意思，甚至想死。當時李健沒太在意，過了近半個月，孩子提出，不想去上學了。

李健承認自己習慣于“打壓式教育”。他家還有位大女兒，在她身上，這種教育方式取得了成功，女兒后來考進了“985”高校。但姐姐的經歷弟弟也一直看在眼里。李健說，“他可能會根據姐姐的經歷推測出自己即將面對什么”。?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名為“脆弱性”，個體脆弱性的強弱部分決定著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態。這可以解釋為什么處在相同環境的一群孩子中間，有些孩子會在面對他人眼中“并不過分”的對待時，產生相對更高的創傷感。李健想，兒子應該是覺得自己難以承受失敗帶來的后果和壓力。

孩子和陪伴者在進行“情緒識別與穩定”活動

陪伴

李健說，他在綠汀小屋里聽到最多的一個詞是“不評判”。從最初的破冰開始，陪伴者們就一直在提醒著大家這一點。他們會在每場活動中提醒參與者們，沒有正確與錯誤，也沒有好與壞，任何行為與情緒，都是被允許的。“接受自己”——工作人員們把接受當作改變的第一步。“每個人身上都有‘故障’，我們的目標并不是改掉‘故障’，而是學會如何帶著‘故障’生活。”一位陪伴者這樣闡釋。

從“周末小屋”離開后，小渺又參加了綠汀小屋組織的計劃為期3周的長程居住式陪伴項目。在這里，每個孩子都會有一個專門的“陪伴者”。在“長期小屋”時，小渺的陪伴者叫學鑒，一個心理學專業畢業的27歲男生，會在小屋里彈吉他，以及修理下水道。在“周末小屋”的最后一天，有一位男生過來抱住他說“感謝你改變了我父親”。

小渺說，在陪伴者身上，他感受到了包容、接受和承認。“第一次有人愿意傾聽我的想法，還會對我作出回應。”他和學鑒說出了很多從未向別人講述過的想法與經歷。“不在乎它們是否是黑暗的。”小渺說。學鑒讓他感受自己此刻的平靜與曾經的痛苦，然后握緊手掌，全神貫注，揮出拳頭，感受那一刻的力量與勇氣。

小渺感受到，那是一種“重新開始”的勇氣。

李健也在嘗試“走出泥淖”。他說，從孩子休學開始，夫妻倆就幾乎放下了工作，生活重心就全都轉移到了孩子身上，但情況卻“一點不見好轉”。

兒子每天大多數時間都呆在自己的房間里。李健覺得，自己也被困住了。他說，自己很多時候情緒都在被孩子“牽著走”——雖然這并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孩子狀態不好時，他甚至感覺自己“開心一下都是罪惡的”。

李健也知道，自己得轉移轉移注意力，可當自己和別人談起關于孩子的話題時，他人的態度要么是“覺得父母’有問題’”，要么是一種“憐憫式的同情”。有來到綠汀小屋的家長提到，他們的家庭，會因為這種狀況而被人“說閑話”。也有家長稱，在孩子抑郁休學后，自己也診斷出了抑郁狀態。

和小渺一樣，李健也想要“找到同類”。活動的間歇，家長們會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經歷，“原來也有家庭和我們一樣在經歷這些事”。

他們會分享各自走過的“彎路”。有家長講到，孩子最開始出現癥狀時，他們找到一家“心理咨詢機構”。那里的咨詢師向家長保證，在這里接受治療三個月，孩子一定能“恢復正常”。三個月到期，家長認為孩子已經“好了”，又把他送回學校，結果遭致了抑郁的進一步嚴重化。小渺也接受過咨詢，一周一次，一次三千元。他回憶，有一次，他們聊到手機的問題，咨詢師質問他：“我都能做到下班不用手機，你憑什么不可以？”小渺稱，類似這種不專業咨詢師造成的創傷，他在咨詢室里遇到過不止一次。

也有家長會在孩子“出現問題”后態度發生急轉，一下子從打壓變為關照。他們希望這種“補償”能讓孩子從創傷中恢復。但有人漸漸發現，這有時會使得孩子“不希望自己好起來”。因為孩子會覺得，當自己不好的時候，能感受到爸爸媽媽的愛；但自己好起來之后爸爸媽媽就只想著讓自己趕緊去上學了。

很多家長都很困惑于一件事：我愛我的孩子，但為什么我的愛意卻換不來他的反饋？而也有孩子在講述時表示，他們很感恩父母的關照與支持，但有時候，這些“愛意”會讓他感覺到壓力。在這種兩難中，或許并不是“愛”本身出了問題，而僅僅是親子之間面臨著溝通的困境。

綠汀小屋的活動里，孩子們在繪制自己的“人際關系地圖”

理解

“落水思命，上岸思財”，李健用這話總結家長們的心態，包括他自己。但承認局限性之余，家長們確實也開始“俯下身”，嘗試了解孩子們的世界。

小冥是小渺在活動中認識的朋友，他同樣16歲。

小冥即將在下學期回到學校。他說，在曾經的初中里，他被同學和老師都當作“異類”。

小冥說，他的班主任要求學生每天寫“自評”。但是，班主任唯一對他的自評有特殊要求，那就是“必須把自己的心里話寫出來”。因為有其他學生在自評里稱，他在班里“總說一些令人費解的話”。

一開始小冥會照做。比如他會寫下，他認為現在的生活里只有考試和分數，但學生們沒有愛好，沒有個性。他覺得這樣的生活沒有意義，沒有價值。而這些內容，班主任通常的回應是反問他“有這個時間為什么不多背幾個單詞，多讀幾篇課文”。他說，他始終不明白，“為什么要一邊要求我說出心里話，一邊卻要封鎖我的想法？”

李健說，孩子也和他傾訴過類似的話。

在孩子出現問題之前，李健更多焦慮于“成績不好，以后考不上高中怎么辦？找不到工作怎么辦？”他承認，作為家長，自己在社會上受到的壓力，會被傳遞給孩子。在他工作的部門中，三十個家庭里，有三個都出現了孩子抑郁休學的狀況。回憶自己對于孩子在學習上的種種要求，他想：“作為家長，我們是真的在為了孩子好，還是更多希望通過他們實現我們的期待？”在學校和家庭都在接受壓力，在這樣的“雙重夾擊”下，“孩子怎么可能不出問題呢？”

他說，從綠汀小屋回到家后，他們夫妻之間總相互提醒著那句話：“理解、接納、不評判”。他想到之前發生在兒子身上的一件事。當時不上學后的一個禮拜，孩子回去參加了一場數學考試，拿了第一名。當時，老師夸他說，一個禮拜沒上課還能考滿分，真是個天才。但李健說，孩子和他們分享自己的想法時說：“這次老師當著全班的面說我考了滿分是天才，那下次我要是考不了一百分怎么辦？”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的評判，都會給人帶來壓力。

學校的大環境難以改變，李建開始更多思考“家庭能做些什么”。他覺得，家長也許不是問題的全部，但如果家庭的氛圍能夠讓孩子在社會中遭受的壓力得到緩解，成為一個“緩沖帶”，那么出現問題的概率也會小很多。

綠汀小屋的帆布袋上，印著小屋的格言

“重生”

回顧在綠汀小屋里的兩段經歷，小渺的感受是“重生”。第一次離開杭州那天，他在日記中寫：“離開小屋后，我開始愛上這個世界”。

包括小渺和李健在內的數位參與者都認為，在綠汀小屋最大的收獲或改變，來源于在那里感受到的，“溫暖”“輕松”“不評判”的環境。主理人盛夢露說，相比于慣常的醫院體系與心理咨詢，像綠汀小屋這樣的社會企業，其不同之處在于，相比于告訴來訪者“期待的理想狀況是怎樣的”，這里能夠讓家長與孩子“親身體驗”到理想的情境模式。

盛夢露說，她本人就是一位焦慮抑郁的康復者。在建立綠汀小屋之前，她在前媒體人張進創辦的抑郁癥康復平臺“渡過”接觸過抑郁的青少年群體。在留學期間，她發現在歐美，支持抑郁青少年康復的服務非常全面，有基金會和學校合作的項目，有政府資助的社區中心，有醫院主導的康復服務，也有商業化的康復中心。一些心理咨詢師和醫生們也和她講到，這些從業者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讓孩子們能夠去練習與保持，他們在治療與心理咨詢中獲得的變化。她希望綠汀小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能夠“承托住他們”的地方。

小渺在綠汀小屋參與過一個活動，叫“從身體出發的人際關系探索”。在這場活動里，他要閉上眼睛，在另一位伙伴的引領下走上三層樓梯。剛開始，他會因恐懼而偷偷睜眼，而抵達終點閣樓，睜開眼看到伙伴與陪伴者的笑，他那一刻的感受是：“原來我真的可以從外界獲得力量，可以把自己交給別人。”結束“長期小屋”活動的那一天，小渺報名了一場競賽。他說，這項競賽曾經給過他失敗與傷痛的感受，但這次他想“重新證明自己”，不再為了滿足別人的期待，只為了“奪回那時被異化的人生”。

盛夢露希望，孩子們能夠通過在綠汀小屋中體驗到的陪伴，給自己植入一個“相信自己”的念頭。迄今為止，綠汀小屋已經服務了約130個休學青少年及其家庭。據機構上半年的一次統計，70%多的孩子在離開小屋后在情緒和社交能力上有了明顯的變化，這其中有人回歸了校園，也有去旅行和創業的，有的開始獨居，有的搬回家重新接納了父母，也有繼續留在家里，但內心變得更穩定，也有了對未來的計劃。

但她也同樣表示，小屋只能在能力所及范圍內，提供有限的支持。在理想狀態中，康復是需要醫院、康復機構、社區、學校一起協作的。而且，類似綠汀小屋的機構，成本投入較高，為了增加服務的可及性，面臨著比較大的生存壓力。

陪伴者學鑒則對深一度表示，在綠汀小屋之外，還有更多家庭需要關注。他曾在兒少心理科和心理干預熱線工作過。在醫院里，他見過很多家長在得知大概治療費用后的沉默；在接線時，有些來電中，孩子的第一句話是“你們這個要不要收錢”。

小渺無疑是幸運的。他說，自己一直有著回到學校的想法，只是現在不再相信自己“無能”。最近，他在查詢國外高中的信息，打算最快明年一月入學。他和小冥也一直在日日聯絡，講述一些生活中的苦惱。小渺說，他仍然會對未來去哪里讀書，會過哪樣一種生活感到迷茫，但確定的是，他有了“探索的勇氣”。這些日子，他總在不同的城市旅居。聽到小冥吐槽在家中呆得煩悶時，小渺說，“那就離開家唄”。住在小城的小冥回復他，自己每個月的零花錢就一百塊。

但至少現在，小渺和小冥兩人沒覺得距離會妨礙他們并肩前行。在路上，小渺仍背著綠汀小屋發放的帆布袋，那上面印著：“愛是我們牽著手，一起找答案”。

無論是孩子還是家長，他們終究需要離開小屋，回到家庭和社會中“找答案”。李健說，回家之后的這段日子里，他還是會出現控制不住情緒的時候，孩子的狀態也時有反復。最近，李健還參加了某地精神衛生中心組織的關于青少年心理問題的培訓。但他知道，康復是一段漫長的道路，“復學”也并不是唯一的目標。“所謂的康復，不是立刻成為社會認可的’好孩子’，而是慢慢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樣子。”盛夢露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小渺、小冥、李健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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