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顏星悅

編輯/楊寶璐

學者廉思

用時下流行的話說，廉思是個“自來卷”。作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副校長，他一天的行政工作通常從早上8點多持續到晚上8點多，行政工作之外，晚上9點后他開始做自己喜歡的研究，這一“寫”往往到凌晨。他吃得最多的食物是漢堡，因為可以拿在手上立刻吃完，三餐幾乎都是外賣，從辦公室走到食堂的時間就省了下來。

但他樂在其中。廉思喜歡上大課，4小時起步，課后學生們還圍著他不讓走。他也熱衷于課題組開會，8個項目同時推進。就是依靠這種高度的“自來卷”，廉思提前跑完了一個學者的“通關指標”——29歲破格晉升副教授，還寫出了名噪一時的《蟻族》，34歲破格晉升教授。之后，他進入了可以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隨心所欲做研究的狀態。

但他也會陷入“然后呢”的困境中。他和他團隊的研究需要做大量的實地調查，但疫情開始后，他們被迫“停擺”。更重要的是，他覺得自己正陷入一種“路徑依賴”的循環——作為一個關注社會底層群體的學者，總是在重復“發現問題、產出報告、撰寫論文、接受采訪、引起關注”的慣性套路。這當然也有收獲，可是就這樣一個群體一個群體機械式地研究下去，這么做的意義在哪里呢？

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中，2021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通宵寫出了《時間的暴政——移動互聯時代青年勞動審視》。

文章提到，社會在加速。時間成了生活的指揮棒，時間成了最高的價值標準，“倒計時”令“速度”這一要素更為凸顯出來，速度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也成為分配正當性的依據。而人們則在追趕deadline的過程中被加速、被掏空、被斷裂。

廉思自己卷，但他并不認可這種“卷”法，“時間本應是屬于我們自身的存在，現在卻被統統剝離開來，成了整個社會崇拜效率至上的通行證”，他寫道。

這篇三年前的文章在今年夏天又小小“火”了一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勞動者的工作時長正在不斷攀升。2024年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周平均工時為48.6小時。

人們又翻出這篇舊文，轉發討論，如果繼續這么卷，卷到沒法再卷，沒法再在“速度”上做提升的時候，又該何去何從？

以下是廉思的自述：

隱形的“暴政”

疫情那幾年，我們團隊的調查陷入停滯中。我開始反思已有的研究成果，決定寫三篇文章把以前的研究“串”起來、同時也盡可能“深”下去，這就有了《暴政三部曲》——《時間的暴政》、《KPI的暴政》、《完美的暴政》。《時間的暴政》先寫完了，《KPI的暴政》現在也快寫完了。

文中強調的這種時間的“暴政”，是隱形的。所有工作都有deadline,必須在deadline之前把事情做好，哪怕做好了還擔心別人做的更好，所以每個人都不斷提前自己的deadline、挑戰自己的極限，往所謂“更高”的標準去努力。

我們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剝削，比如周末加班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常態，大家覺得就必須這樣，不這樣就覺得自己“沒盡力”。這種自我異化比通常意義上的異化更難以察覺，它往往打著“精進”的面貌出現。明明已經非常努力了，但還要對自己“更狠一些”，希望這樣結果就會“更好一些”。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速發展時代，同時帶來的是人與人之間激烈的競爭。我覺得要通過設置一些機制，避免過度競爭，防止過度競爭引發的負面作用。

我算是逃離了“時間的暴政”。我博士畢業后入職的單位，算是比較早施行“非升即走”的高校，我是學校開始搞“非升即走”前最后一年入校的教師。剛入職那幾年，我是個無名小卒，沒人關注也沒人逼我，所以我可以在唐家嶺待兩年，自由自在地寫出《蟻族》這部作品。

在我之后入校的教師，他們在進校后6年內，有兩次晉升副教授的機會，兩次評不上就得走人。副教授晉升條件中有獲得國家社科基金或自科基金的要求，但是國家項目就像高考一樣，一年只評一次，也就是說6年只有5次評上的機會，就好比你5次高考都沒考上北大，對不起，你必須走人。

我之前供職的高校是競爭激烈的“雙一流”大學，每年都會解聘一批不達標的教師，我也親手解聘過教師。解聘時我心里很難過，跟人事處去爭取，看有沒有機會讓教師轉去行政崗？人事處回復也很誠懇：憑什么研究做得不好，就要來搶行政人員的飯碗？

在人類歷史上可能確實沒有出現過這種高速發展和充分競爭的階段，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化，不可避免地，就會進入高度比拼的狀態，人們不得不追求在某一小點上的超越。但社會總要設計一些保障機制，來限制競爭的界限。

就像非升即走，男老師和女老師就不能一刀切。社科基金中青年項目的年齡限制是男性35歲，女性40歲，我覺得這個機制是必要的，因為女性有可能要懷孕、生產，而男性沒有這方面的壓力，所以必須要給女性多留出一些空間，要給她們一定的政策傾斜。倒不是說女性就必須要照顧，而是要基于事實做出判斷，通過機制去校正原有不合理的方面，讓制度更符合人類發展的規律。

博士畢業一般在二十七八歲，我覺得，對于青年學者，可以有一定的考核，但盡量是長線考核。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霍維茨教授是2002年的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得主，他在諾貝爾獎演講的最后5分鐘，專門強調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他說的大意是：我在30年之前，就是1974年開始做小線蟲研究的時候，既不知道線蟲研究有任何應用價值，也不知道能發現什么。我只覺得那個東西很有意思，是一個完完全全、根本意義上的基礎研究。所以，我覺得很難分清楚一個人是在玩、在閑、還是在做研究，短時間內是分辨不出來的。

我個人建議，對于學者，在他們40歲以前，盡量讓他們自由探索，不要過多打擾。到40歲的時候，學者已經長成，這時可以用更多元的方法去看待不同人的發展。前20%的教師你沒必要管，他們熱愛學術，已經養成做研究的習慣，有內驅力自然就會做好。后20%你可以通過KPI，力圖把這些人優化出去，但有可能傷到前20%的積極性。而剩下中間地帶的60%，可以多設置一些可替代性指標去考核。這個事干不好可以干那個事，寫不出論文的老師，就把課講好，或者帶出幾個好學生，也同樣有價值。

下課后，學生圍著廉思討論問題

“游隙”

我討厭“狼性”這個概念，追求狼性的人或機制在短時間內也許能取得勝利，但是一旦卷起來就很難停下來，這種風氣對于整個民族的創造力和創新力，未必是好事。

在一些大公司里，狼性正在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有的叫做“352“制度（即根據員工績效分前30%，中間50%和末尾20%，末尾20%，無論KPI完成不完成，都被淘汰），有的叫做末位淘汰制，實際都在把人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員工就是個數字，唯一價值就是被量化的價值。

2019年，我去Google公司考察，遇到我師弟，他說的一件事讓我頗有感悟。他剛進公司時，想好好表現一下，于是在一個周末趕完工作并給主管發了郵件，他認為這樣做定會贏得主管的好感。結果周一上班主管把他訓了一頓，主管說請你以后不要這么做，你這樣做會讓我和所有同事都很緊張。我希望你能平衡好休息和工作的關系，這樣你可以走得更遠。

這種寬松感我稱之為“游隙”。“游隙”就在一套系統的轉輪里，齒輪和齒輪之間的縫隙很大，因此齒輪之間咬合不緊密，有彈性，但是這樣的轉輪反而很能抗壓，如果說一套轉輪里沒有“游隙”，每一個縫隙都卡得緊緊的，這轉輪會轉的很快，但很脆弱，一旦某一個卡扣出了小問題，這套轉輪就會崩潰。

我覺得，中國到了目前這個發展階段，我們的社會需要“游隙”。

在馬拉松比賽里，跑至中段的時候，經常會看到有兩三個人一起緊追不舍的現象，這就是跟跑策略，找一個速度高于自己的人，方向已經定了，我們跟著跑就行。

過去幾十年，我們一直在“跟跑”，而如今，在很多領域，我們實際已經在“領跑”。在“領跑”階段，“跟跑”策略有時就未必合適，盲目的跟跑只會導致沒有意義的“卷”。要知道，創新是“無人區”，是無法設置KPI的，因為所有人都不知道KPI究竟包含什么內容。

最近這一年，我們課題組在全國很多地方調研，無論是在大城市，還是在小城市，大家普遍非常焦慮，壓力很大，工作生活難以平衡，我覺得有必要讓全社會松弛下來。給社會松綁，核心是不要有太嚴苛的KPI考核，要給干活的人更大的“容錯”空間。在設計工作機制中，考核不要太細碎化，不要太密集，不要濫用一票否決，追責尤其要慎重。

同時，不要動不動就頂格要求，制度要留出20%—30%的“留白”，鼓勵大家去自由探索、自主掌握，要相信人的主觀能動性。人的積極性不是被“管”出來的，而是被“激發”出來的。最后，還要認識到，休息不是躺平，娛樂不是擺爛。人是要放松的，搞得緊張兮兮、精神緊繃，是不會有很強創造力的。換一種思路，就算為了更好工作的角度，也要保障不被打擾的休息。休息的時候不充分，工作的時候也就無法投入。

我覺得對于青年人來說，“休息養力”是必要的。好的研究是“閑”出來的，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是KPI壓力下拼命打工發現的嗎？當然不是，是要有放松的心態，才能有看到蘋果從樹上掉下來的靈感一現。

廉思和他的博士生

人生階段的交待

說歸說，很多時候，作為一個老師，我也抵抗不過整個社會越來越“卷”的趨勢，我也還是會逼我的學生。我經常跟我的學生說，你們可以自由探索，但是一定要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所有的規定動作，比如評上教授以后，你的自由空間就大了，你的選擇權就多了，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研究了。你先不要跟我談特別“遠”的事情，先要努力達標活下來。你要適應這個規則，等進入自由空間后，你就有更大的責任。這時，你要去呼吁一些事，或要推動一些事，你才有底氣。

我的一個博士后很優秀，我跟她講，在非升即走的大環境無法改變的前提下，還是要先把基本關通過。畢竟要在好的高校任教，就得發文章。你不發表，最后怎么能證明你的學術水平比別人高呢？你還是得多發文章、發頂刊文章。

其實我很怕害學生，我讓他們“自由探索”，最后他們說廉老師我按你的要求做了，獎學金沒拿到，工作找不到滿意的，怎么辦？我怕學生的父母有一天責問我，孩子跟你讀了幾年書，工作找的不如別人好，你負責任嗎？孩子們不懂事，老師也不懂事么？你不知道督促他們學習嗎？

我害怕如果不要求學生“卷”起來，最后害的是學生，我總不能跟家長說，您們別著急，您們的孩子可能20年以后會有大成就，我讓他們現在閑下來，為的是他們20年后有更好的發展。這種說法有人信么？

我能理解學生們的焦慮，學歷水漲船高，本科生現在很少直接去找工作的，都想讀研，本科生也焦慮，但是不迷茫，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明確的。相比較，研究生既焦慮又迷茫，因為大部分研究生不會選擇讀博，他們會更在乎第一份工作，他們覺得第一份工作會影響一輩子。

我也會跟我的研究生說，第一份工作沒那么重要，人生長著呢，你以后可能會換很多工作，但他們會說，老師不是這樣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我說人生不是百米賽，而是馬拉松，誰會因為你第一份工作去評價你？就像我現在，誰還會問你高考多少分？本科在哪讀的？但他們就是很在乎，就是焦慮，就是壓力很大。

我說服不了他們，作為老師我也會有挫敗感，因為本身我就是做青年工作的。我以前對一個學生說，你學習成績很好了，國家獎學金也拿了，別那么緊繃自己，可以多看看其他領域的書，對你以后一生發展都會有助益。但他不在乎，因為這些書對他現在沒有實際價值，這些書在他眼里是“不確定性收益”，他要做的是有“確定性收益”的事。

我讓博士生好好做研究，因為這三四年可能是他們一輩子學術水平最高的階段，他們以后可能都不會再寫十萬字的東西了，我覺得畢業論文很重要，是對人生的一個交代。

當年我博導跟我這么說，我是認可的，盡管當時我并未想清楚以后是否做學術。我導師說，廉思你以后想做什么都沒問題，但是你要知道，讀博可能是你一生中能安下心來、心無旁騖做學術的最好時光，以后你就知道生活有多少煩心事了。現在我體會到了，在學生階段，享受權利多；現在身份角色多了，承擔義務多，要擠出時間才能去干自己想做的事。

但現在我跟我的學生講這些，他們就覺得這些都沒有意義，他們認為，我要去多實習，我讀書就是為了找工作，你別跟我說什么“要給人生一個交代”，我沒那么多可交代的。

這些學生，為什么會覺得畢業論文不重要呢？是因為用人單位關注的KPI是實習經歷，至于畢業論文的好壞，用人單位是不關心的。

所以學生就會把實習的權重放得很高，我告訴學生，論文對你一生的意義，但學生再追問一句，廉老師，意義能量化嗎？我啞口無言。

如果某件對人生特別有意義的事，可能在KPI里它是無法量化的，那么它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沒有意義的。為了完成KPI，我們把自己當成了手段，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廉思課題組的研究：全國39個重點城市的發展、友好、創新指數

重新理解“努力”和“結果”

我們要創建“青年友好型城市”，未來城市的興衰，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青年人口的規模和潛力。去年我們課題組做了城市比較研究——《青年發展型城市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通過戶籍、住房、就業機會、權益維護等方面綜合評定國內39個城市，尋找最能吸引青年走進、留得住青年的城市，結果發現成都、重慶和長沙，在新一線城市中青年流動和聚集指數是最高的，其中成都有很強的“城市包容度”。

“城市包容度”指的是，一個城市對于展現不同特質的成員及其行為，只要不違法、不違背社會公序良俗，都允許其存在，都抱著寬容的態度看待其發展。我前些日子到成都出差，專門去看了“成都迪士尼”，一群老頭老太笑呵呵地在搖搖椅附近維持秩序。那個地方本來是個老舊小區，但是經過這個事情，青年人和老年人打成一片、融洽相處。嘻哈這種音樂形式成都沒有簡單地予以排斥，而是用一種特別的方式“接住了”。

后來我跟成都的領導說，一切評價指標最終的衡量標準就是“青年流入率”，年輕人會用腳投票，他們愿意來成都，就是最好的證明。請你們一定繼續保持這種松弛包容的城市狀態。

2007年，我租住在北京的唐家嶺，看到窘迫的生活場景，但也看到青年用力蓬勃的生長。《蟻族》刊印前，出版社想邀請有名氣的學者給我的書寫序，我不同意，我堅持讓我隔壁那哥們寫，他叫鄧琨，他寫序言中有句話讓我記憶猶新：我并不認為我是失敗者，只是我尚未成功！

那一代年輕人對奮斗的信仰與現在不同，他們十分篤定自己能向上流動、改變命運。2014年我又回到唐家嶺調查。有個小姑娘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在不足5平方米的房間中，她的床頭貼著一份自己的買房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之購房計劃（2013.1.1—2018.1.1），建筑面積53㎡，實用面積45㎡，單價2萬/㎡，總造價106萬；首付30%，即31.8萬；每年存6.36萬，每月存0.53萬，即5300元/月；需月收入8000元/月。一定行！一定行！一定能行！努力！努力！再努力！

國家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奮斗和回報之間的關系不像改革初期那么簡單直接了，我覺得有必要重構對奮斗回報敘事的理解。

在2022年我寫了一篇關于“成就預期”的論文，其中把青年分為幾類——上游青年，和解青年、躺平青年和擺爛青年。上游青年積極進取，但也往往急功近利，一旦沒有實現預期目標，很容易焦慮和有心態落差；躺平青年、擺爛青年是向下的狀態；中間的部分是和解青年。

和解青年并沒有像擺爛青年那樣放棄人生，也沒有像躺平青年那樣看淡一切，他們依然很踏實地工作，甚至可以說，他們也是認真工作的一個群體。但他們不想出人頭地。他們是對工作、對家庭負責任的平凡人。比如說，在高校，我就想一輩子當講師，行不行？我覺得也得給這種人留下空間，只要他不擺爛自己、不禍害別人，踏踏實實，好好教書，就得肯定他的價值。

以前，我們看待人生，就只有兩種形式：努力的和不努力的。但在這兩者之間，還有著巨大數量的和解青年，和解青年平和的心態是社會穩定的要素，是對浮躁功利社會的一種修正。從某種意義上說，“和解”雖然不會成為理想的催化劑，卻不失為某種社會病態現象的解毒劑。從課題組以往的調研來看，和解青年對社會的感知整體趨向正面，表現出偏高的社會公平感、普遍的社會安全感與較高的社會信任感。

我認為人生中只有兩件事“努力”和“結果”有較為密切的正向聯系，一個是健身，另一個是學習。其他情況下，“努力”和“結果”的關系會比較復雜。努力能帶來什么？帶來的是風險最小化，而不是效率最大化，努力能降低你的風險，但并不保證你能實現目標。“努力”和“結果”的關系是必要但不充分。你努力了，不一定達到預期，但你不努力，一定不能達到預期。

當然，很多學生對我這個回答并不滿意，一再追問我影響“結果”的因素除了“努力”還有哪些，我大概列了六項：個人努力、組織培養、時代機遇、高人指路、貴人相助、眾人監督。

我覺得年輕人，一要奮斗，奮斗一時不難，難的是一直奮斗，永葆奮斗的狀態；二要坦然接受奮斗的一切結果，既然你知道奮斗是為了防風險，那么奮斗的結果如何你都要有心理準備；第三點特別重要，我們畢竟是人，是人就會有情緒，再怎么坦然面對，當沒有實現目標時心里總還是沮喪或悲傷的，要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慰藉，扶持著往前走，可以幫你熬過那段艱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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