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8年年初,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負責對外開放工作,1982年,在谷牧的堅持下,國務院設立特區(qū)辦這一新機構(gòu),進一步加強管理,開展工作。
1983年4月,廣東省委與谷牧一同拜訪葉劍英元帥,但是當一行人趕到葉劍英住處時,葉帥卻請一同前來的其他幾位同志回避一下,直言:“我要單獨和谷牧說幾句。”
葉帥為何要單獨和谷牧說話?他和谷牧之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改革開放的工程師
1978年5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不久,谷牧率考察西歐五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這是一次破冰之旅,對此,谷牧曾回憶道:
“出國前小平同志曾找我談話,鼓勵我作一些詳細的調(diào)查研究,好的也開,壞的也開,看看人家的現(xiàn)代工業(yè)發(fā)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們的經(jīng)濟工作是怎么管的,資本主義先進的,好的經(jīng)驗,我們應該把他學過來。”
與此同時,谷牧也看到了中國市場對西歐各國的強烈誘惑,這是一次非常忙碌的出國訪問,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谷牧率領代表團走訪了西歐五國25個城市80多個工廠,礦山,港口,農(nóng)場,大學和科研單位,在行程中,他們當天看當天議,連吃飯的時間都用來討論。
1978年6月,谷牧率團返回北京,第一次出國,他給家人的禮物是僅有一塊價值30美元的手表和一盒巧克力,而此時,在谷牧的腦海里,新的觀念也油然而生。
之后谷牧對于這次出訪進行了匯報,匯報結(jié)束后,鄧小平找到谷牧談話,鄧小平指示,引進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
而在這次會議上,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都提出,要警惕我們的部門片面強調(diào)集中統(tǒng)一,李先念還特意強調(diào)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根據(jù)當時情況對國內(nèi)資產(chǎn)階級講的,現(xiàn)在應該在中央統(tǒng)一計劃下,發(fā)揮兩個積極性。
之后,谷牧開始了艱苦的推進工作,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筆外資貸款,是谷牧從日本引進來的,而在此前的197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jīng)營企業(yè)法》在谷牧的大力推動下頒布施行,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辦企業(yè)從此開始。
一開始全國才批準了六個合資項目,是餐館,養(yǎng)豬場,照相館等小項目,投資金額才810萬美元,確是今后燎原的星火種子。
但是,谷牧接到日本對華友好人士傳來的信息,說日本政府有一筆向發(fā)展中國家貸放的“海外協(xié)力基金。”
其實對于中國的對外經(jīng)濟,毛主席當時就有明確的基本構(gòu)想,他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上就說過:
“為著發(fā)展工業(yè),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外援。”
而周總理作為經(jīng)濟建設的前線總指揮,從實踐中更迫切地感到國內(nèi)建設聯(lián)系世界經(jīng)濟的重要性,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在建設中,總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貿(mào)易來往,技術的合作。
但是谷牧這代人的家國觀念很強,為了國家長遠利益,個人的歷史恩怨都可以先放在一邊,當他即將踏上首次訪問日本的旅程時,年邁的母親滿是不解與憂慮:
“兒啊,你為啥要去那個地方?”
谷牧母親記得1941年那段艱難歲月,谷牧在沂蒙山區(qū)與日寇英勇抗爭,右胸上那枚由敵人子彈留下的印記,是她心中永遠的痛。
因此,當電視里播放出谷牧先生在日本進行友好交流的簽約場景時,母親的情感瞬間被觸動,她緊握拐杖,輕輕卻有力地敲擊著地面,眼中滿是復雜的情緒,口中喃喃自語:“漢奸,漢奸。”
雖然此次谷牧算不上是突破,但是卻邁出了中國使用外國貸款的步子。
1982年年初,谷牧牽頭在國務院辦公廳下建立了“特區(qū)工作組”,在谷牧的堅持下,國務院設立特區(qū)辦這一機構(gòu),進一步加強管理,開展工作, 組織好這個班子,谷牧花了很大的功夫,這個小班子建立后,谷牧感到了來自多方面的壓力,甚至還遭受了非議。
谷牧為此召集了特區(qū)工作組開會,在會議上除了布置工作以外,谷牧還特意講了一番交心的話,谷牧直言:
““關于設立特區(qū)的決策,社會各界的聲音議論紛紛,我深知這條路不好走,我是準備讓人火燒趙家樓的!”
谷牧接著說:
“我認為大概不會出現(xiàn)這樣前景,你們誰要是有顧慮,不愿意做這個工作,即使提出,可以另行分配。”
但是特區(qū)小組的成員都堅定地接受分配,堅決落實改革開放的事務,把舉辦特區(qū)和對外開放推進前行,而此時退居二線的葉劍英聽聞谷牧飽受壓力,也決定單獨召見他……
葉帥單獨召見谷牧
1983年4月,谷牧在任仲夷,梁靈光,劉田夫,吳南生等廣東省委領導陪同下,把廣東三個經(jīng)濟特區(qū)的角角落落仔細考察了一遍。
從珠海返回中山后的當天中午,在國際飯店吃午飯時任仲夷提到葉劍英正在溫泉休息,此時的谷牧得知葉帥來到廣東,要求馬上聯(lián)系。
葉劍英此時已經(jīng)退居二線,1982年9月6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葉劍英發(fā)表了重要講話:
“我們的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黨,經(jīng)過這次大會,將會有一批年富力強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領導崗位和其他領導崗位,這是黨的事業(yè)興旺發(fā)達的重要標志。”
葉帥隨后宣布自己今年已經(jīng)85歲了,年老多病,做事力不從心,決定主動退位讓賢,1983年年初,葉帥正式退居二線,而此次谷牧來廣東視察,葉劍英正好回到家鄉(xiāng)來療養(yǎng)身體。
葉劍英對于廣東的發(fā)展十分重視,之前,他多次回到梅州都對家鄉(xiāng)的群眾生活,干部問題,經(jīng)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等方面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因此這次也葉劍英也早早等候谷牧的到來,下午三點,當一行人趕到葉劍英的住處時,葉帥已經(jīng)坐在輪椅上在院中等候。
進入客廳后,葉劍英請一同前來的其他幾位同志回避一下,葉劍英說:“我要單獨和谷牧說幾句”,葉劍英隨后緊緊握著谷牧的雙手,關切地問道:“聽說你最近的日子不好過?”
葉劍英對于谷牧的工作非常支持,早在1978年谷牧訪問西歐回來后,谷牧作匯報時,葉劍英便鼓勵谷牧說:
“谷牧你大膽講,別人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不要有顧慮,今天講不完,明天還可以講。”
匯報結(jié)束后,葉劍英大力支持谷牧的建議,葉劍英當即表示我們應該引進西歐先進的技術,非常贊同谷牧的觀點,所以這次,葉劍英聽聞谷牧在在特區(qū)工作組壓力巨大,遭受非議時,便早早等候谷牧的到來,鼓勵谷牧繼續(xù)工作。
谷牧沒有接話,只是點點頭,葉劍英說:
“記住,我葉劍英第一個支持你搞改革開放。”
一陣寒暄后,葉劍英最后問谷牧:“你能否頂住壓力?”谷牧聽后,立即堅定地表示:“葉帥,我頂?shù)米。 ?/strong>
葉劍英聽完后大喜,連聲說:“那就好,那就好!”最后葉劍英鼓勵谷牧:
“你懂經(jīng)濟,搞特區(qū)我放心,小平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你就是偵察兵,要殺出一條血路,計劃經(jīng)濟搞不通,也許你搞特區(qū)能給中國找到出路。”
葉劍英在改革開放時期權(quán)利支持谷牧,谷牧每次提到這些,都忍不住失聲痛哭。
谷牧自從1979年初參與創(chuàng)辦特區(qū)開始,一直到1988年3月退居二線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這一期間,他為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的工獻,他先后12次到深圳特區(qū)檢查指導工作,特區(qū)所有重大決策都是在他的幫助下制定和實施的。
晚年的谷牧,被鄧穎超點將,擔任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1983年,鄧穎超說:
“谷牧是山東人,少時讀過七年私塾,對孔子的事情也比較明白,要成立基金會,可以推舉他來主持。”
谷牧年少時在祖父的幫助下讀私塾,外祖父常常帶谷牧出去游學,與當?shù)氐囊恍┲R分子聚會談論學問文章之道,或是各私塾的教師帶領優(yōu)秀學生互訪。
每有這種場合,外祖父就帶谷牧去,同那些先生們一起對對聯(lián),作詩文,到了15歲,外祖父對谷牧說:
“我能教你的東西已經(jīng)講的差不多了,你爺爺要是還讓你去讀書,就去外面上學吧!”
于是,祖父便讓谷牧到威海衛(wèi)報考初中,在家鄉(xiāng)外祖父七年嚴格的私塾教育,不僅給谷牧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礎,而且在封閉的島上讀書,谷牧有了扎實的“童子功”,因此鄧穎超點將谷牧來擔任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
不僅如此,谷牧還愛玩字畫,從80年代起,珠海特區(qū)的創(chuàng)建者梁廣大幾乎每年都會來到北京看望谷牧,與他一起聊天欣賞古玩字畫,還會和80多歲的谷牧去打幾桿高爾夫。
2003年后,梁廣大再次見到谷牧時問:
“您還打高爾夫嗎?”
他回答說:
“沒力氣了,打不遠了。”
吃過飯,梁廣大往往到谷牧的會客廳聽谷牧講他的收藏,那里擺放著各種奇形怪狀的石頭,對于谷牧的愛好,曾任國務院特區(qū)辦副主任的趙云棟說,和這位老領導有些談不到一塊去,他談話很有文化。
趙云棟經(jīng)常跟隨谷牧出去調(diào)研,路過一些古廟,谷牧總要進去看看,看到一些字畫,谷牧也要停下來欣賞,品鑒,趙云棟說:
“谷牧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視還反映在他的家庭教育上,他家教很好,孩子們都很正。”
的確,谷牧的兒女們都秉承父親的思想,谷牧當年在國家危難之際將自己的大兒子劉念遠送去當兵,當時周總理在國務常務會議會議上說:
“印方欺負我們受災,我沒有兒子,我送我的侄子去當兵,我號召所有干部都送自己的孩子前去前線鍛煉一下。”
谷牧站起來說:“我的兒子高中畢業(yè)了,我送去!”就這樣谷牧將大兒子送去了西藏前線呆了近十年,對于其他孩子們也是,谷牧常說:“你們是革命的后代……”
而晚年的谷牧也經(jīng)常回顧特區(qū)歲月,從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之間,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背后,谷牧一人扮演著多個角色,他既似開放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在中央他是前線的指揮官,對地方他是中央的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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