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十年,資本市場都會迎來新的“國九條”。
2004年,資本市場處于發展初期,企業融資需求旺盛,“國九條”的出臺,擴大了直接融資,完善了現代市場體系;
2014年,經濟處于“四萬億”政策退潮期,急需新的經濟增長點,“國九條”的重點在于發揮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
2024年,資本市場動蕩不斷,新“國九條”的發布,旨在厘清資本市場發展的規則,強調風險監管,上市準入、持續監管都被放在了突出位置。
新“國九條”的調性顯然與前兩次不同,是猛藥去沉疴,這意味著一次轉型的陣痛,和資本市場的階段性退潮。
潮水退去得比預期迅猛。陽光之下誰在裸泳,一目了然。
僅從半年報業績表現來看,有四家頭部券商的營收都掉出了百億陣營。
按照同比跌幅從高到低排名,分別是海通證券(-47.76%)、中信建投(-29.24%)、中金公司(-28.26%)和招商證券(-11.11%)。
海通跌幅“遙遙領先”尚可理解,畢竟海通國際包袱在身的同時,投行業務條線最近也曝出重大違規。
中信建投跌幅高居第二,就讓人有些意外了。
放諸全行業來看,東方財富Choice數據顯示,43家上市券商合計實現營業收入2350.23億元,同比下降12.69%;合計實現歸母凈利潤639.61億元,同比下降21.92%。
中信建投則實現營收95.28億元,同比下降29.24%,是行業降幅的兩倍多;實現歸母凈利28.58億元,同比下降33.66%,也遠超行業降幅。
這有些不合常理。理論上說,行業下行之際,頭部券商由于具備更加綜合全面的業務布局,抗跌能力應該要好于行業平均水平,更能展示出穩健的業績表現。
中信建投反常原因何在?
將中信建投的業務拆分之后,是誰拖了后腿,一目了然。
其經紀業務下降近10%,與行業降幅基本持平,資管業務凈收入還漲了5.12%,領先行業。
而中信建投的王牌——投行業務,凈收入上半年同比下降61.76%,行業降幅也才41.07%。中信建投的投行業務甚至還首次進入了負毛利率時代。
中信建投的自營業務更是“人比人氣死人”,凈收入上半年同比下降18.29%。要知道在券業風雨飄搖之際,自營業務成了大多數券商的第一大收入來源,有15家都實現了正增長,其中有不少券商甚至因此實現了整體業績的“逆天改命”,也因此導致行業整體降幅的收窄,只有8.65%。
在8月30日召開的業績說明會上,中信建投相關負責人趙明表示,投行收入下降,主要系股權承銷規模下降;自營收入下降,則主要受市場波動影響。
這并不能解釋業績低迷的原因。畢竟同處一個市場,精英云集的頭部券商中信建投,為何自己的王牌業務,降幅甚至還遠超一眾中小券商?
其實一切反常,都有跡可循。
長久以來,中信建投的投行業務都是能與中信證券一較高下,領跑全行業的存在。
Wind數據顯示,2023年,中信建投保薦承銷了30個IPO項目,數量上與中信建投持平,并列行業第一。
在過去的幾年里,中信證券和中信建投也是互相緊咬對方,包攬上市項目量的前兩名。
在另一個更細分的賽道里,中信建投則是無可爭議的王者。從2019年到2023年,中信建投保薦的央企IPO數量都位居行業首位。
拼股東背景,中金與中信建投差不多;拼品牌,中信證券卻是遙遙領先,拼專業度,頭部券商其實都差不多。央企為何偏愛中信建投?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四個字:
薄利多銷。
看一組數據就明白了。
券商中國此前報道稱,2019年,華夏銀行的一個非公開項目,堂堂中信建投與其他三家機構“瓜分”42萬保薦及承銷費用。有業內人士表示,這個價格估計都難以覆蓋材料和調研成本。
2020年,京滬高鐵掛牌上市,306.7億元的募資金額使之成為當年A股第三大IPO,再加上18個工作日的“光速”過會,一時風頭無兩。
背后的保薦券商中信建投,卻并沒有賺得盆滿缽滿。它在這個大項目上的保薦費卻只有1563萬元,費率0.92%,打破了當年A股IPO承銷費率的最低記錄。
但事實證明,沒有最低只有更低。2021年,南方電網旗下南網能源上市,作為其保薦商,中信建投只收了0.77%的保薦費率。券商中國在報道中引述業內人士稱,中信建投“不講武德”,挑起了“價格戰”的戰火。
放諸全行業,2023年財報顯示,中信建投全年的保薦費率水平為1.2%~10.8%,均值為6.1%,低于近5年A股上市主板的7%的平均費率水平。
這或許有更加長遠的考慮,比如先通過低價搶占市場,贏取口碑,為后續獲取更多優質項目做鋪墊。
但問題是,“薄利多銷”的商業策略,并不適合所有行業,起碼不適合券業。
原因之一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員工的積極性。
曾經,券商投行部員工的工資和獎金直接與項目掛鉤,因而在議價談判過程中,員工們自然也想方設法把價格往高了談,畢竟多出來的都是自己的。
但為了能爭取低價項目,中信建投對員工的薪酬體系做出了改革:從“多勞多得”變成了“大鍋飯”。
源媒匯指出,在“大鍋飯”薪酬體系下,員工們的收入基于投行整體利潤。這導致他們更愿意以低價爭取一些明星項目,畢竟項目賺取的費用多少跟個人關系不大,而降低價格又能顯著提高獲取項目的優勢。
但低價、銷量和質量本就不可兼得,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員工在工作中勢必會做一些取舍,尤其是在民企項目上。
比如2021年,中信建投接下了富烯科技的IPO項目,并派出6名員工組成輔導團隊。但上海證券報在一篇報道中稱,團隊中的5人同時兼顧著健爾康IPO項目的申報工作,因此長期缺席富烯科技的輔導現場。
這顯然不能讓甲方滿意,因此短短一年后,中信建投就被富烯科技解除輔導關系。
這與18天輔導京滬高鐵上市形成鮮明對比,它們至少能反映出中信建投對不同項目在重視程度上的顯著差異。
但矛盾的是,從利潤率的角度來說,中信建投在央企上的低價策略,導致它其實需要更多地依賴民企,來提高自己在投行業務上的收益,但它顯然并未平衡好。
因而導致的結果,就是在數量相同的情況下,中信建投和中信證券的保薦業務收入卻存在明顯差距。2023年,中信證券的該項收入為28.11億元,而中信建投僅為23.43億元。
在其他行業,“薄利”帶來“多銷”是市場作用的結果,但在證券業,能不能多銷,券商說了不算,被保薦企業說了也不算。
真正的話事人,是證監會。
薄利多銷的本質,其實就是以價換量。因而走通它的基本前提,是數量能提上去。
這在證券業的黃金年代里不是問題,但早在去年8月27日,證監會就已公開表示:根據近期市場情況,階段性收緊IPO節奏。此后IPO被“速凍”,全行業進入“冰河期”。
站在“8·27”一周年的節點上回望:
滬深北三大交易所新上市企業共129家,同比驟降近70%;
IPO新增受理企業135家,同比驟降近75%;
484家企業IPO終止,同比增長超70%;
撤否企業高達459家,同比增幅131.82%,其中主板撤否率最高。
在IPO鏈路通暢的時候,投行業務能占券商營收的20%以上,對頭部投行而言更是如此。
而當行業轉冷,對投行業務的依賴也會對頭部券商的業績造成反噬。而對依賴市場環境“走量”的中信建投而言,受到的沖擊只會更加劇烈。
Wind數據顯示,截至6月30日,在中信建投的95單保薦項目中,已經主動撤回的有35家,撤回率36.84%。
業務模式本就不再適應當前的市場環境,而在投行業務風控上的疏漏,無疑又添了把火。
在整個上半年,投行業務都成了中信建投受罰的重災區。
3月,中信建投的債券承銷業務就因存在內控不完善、個別項目文件存在低級錯誤等問題,被北京證監局責令改正;然而今年年初就已經因為持續督導不規范等問題,被山東證監局警示了;
4月,中信建投作為格力地產債券“23格地01”的主承銷商和受托管理人,又因工作底稿留痕不足,未制作訪談記錄等,收到廣東證監局書面警示;
5月,中信建投又因在兩單項目上未能勤勉盡責履行持續督導義務,先后被上交所、江蘇證監局警示;
6月,中信建投又因故意隱瞞大參林實控人涉單位行賄罪等事項,被上交所警示。
投行業務風控上的漏洞,或許會進一步影響中信建投后續的過會率,由此或將進一步壓縮它在投行業務上的利潤空間。
資本市場的時代潮水潮水退去之際,中信建投并非沒有尋求轉向。
8月30日,中信建投發布公告稱,鄒迎光成為新的財務總監。
鄒本科就讀于首都醫科大,畢業后成了宣武醫院的外科醫生,隨后棄醫從融,先在海南華銀信托營業部擔任業務經理,隨后在華夏證券(中信建投前身)任客戶經理,債券業務部高級業務董事,此后一直在中信建投的固收條線任職,屬于純正的復合型人才。
中信建投此舉,或是在尋求自己的下一個業務增長點。
要知道,在投行業務受阻,市場行情下行,經紀業務下滑,券商新規導致行研傭金大幅減少的當下,券商最核心的業務逐漸轉為自營和資管業務。
券商開展自營業務,會對自身的資本金產生一定的占用。這要求券商在自營投資的份額和自身資本金水平之間做出平衡,而一個既有充分固收業務經驗,又能平衡資本金預算的財務總監,算得上是合適人選。
近年來,固收正成為券商自營加杠桿的主要方向,加之近兩年債市長牛,固收的權重更是進一步強化。中信建投非銀金融首席分析師趙然5月下旬統計,券商整體自營盤中股票倉位目前已相對降低,約在7%-8%,債券占比達到65-70%,剩下如基金占比10-12%,其他產品占比約10-20%。
自營業務已經成為上半年業績的勝負手,而債券投資收益又是自營業務的重要支撐。部分中小券商,比如國元證券,就是靠著91.7%的自營收入增幅,拉升歸母凈利潤的總體增幅至10%。
而今年上半年,中信建投的自營投資收益下滑22%,因而這項任命,或有適應大環境,提升自營短板之意。
只是大象難轉身,投行業務的利空是否已經出盡,自營業務上的加碼又能帶來多少利好,目前看來都是未知數。
參考:
券業知秋,財新
中信建投五年IPO保薦項目:半數股價破發,四成業績變臉,源媒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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