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薛瑞藝 黃琪 王子伊 肖漢華

編輯/楊寶璐

學生參加研學活動

7月初的一個中午，劉樺坐地鐵途徑五道口站時，一群戴著小紅帽、身穿藍色馬甲的孩子在兩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擠進了車廂。這一行有近20人，領頭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隊尾還綴著個年輕女孩，不少孩子熱得滿頭大汗，干脆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席地而坐。

劉樺湊過去一打聽才得知，這又是一個來北京的研學團，剛剛“打卡”了清華大學，接下來要去奧體中心看鳥巢和水立方。來京兩年，劉樺還沒進過清華校園，好奇地追問校園內的情況。年輕女孩這才坦言：“我們沒進去，就在門口拍了幾張照片。”

收費貴、溢價高、質量差……亂象頻出的研學游背后，是研學機構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無門檻限制、無標準考核的情況下，許多研學課程被制作成了給家長的匯報演出。一位從業多年的機構負責人稱，本來，研學游安排得怎么樣、課程設計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現在，孩子們的研學體驗，依然取決于‘成年人的良心’。”

“特色體驗”項目

張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講中說的，體驗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點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鐵”，如今真的成為了北京游學的一個“項目”。

這絕非孩子們特意“沒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時旅游大巴車不好停車或交通堵塞，一些導游干脆選擇帶團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點——這在一些廉價的研學團里，被包裝成了“特色體驗”的項目。

一位前研學導游向深一度介紹，如乘坐北京西郊線，就會被包裝成打卡“最美西郊線”景點項目，“花很長時間在排隊、坐地鐵、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鐵一號線也可以說成“中國首條地鐵線路”——這是體驗歷史項目。據他介紹，市面上正規的地鐵體驗研學，需要和地鐵、電車公司合作，能實地參觀駕駛室、體驗安檢崗位、學習地鐵調度規則等。“但如果只列為研學中的一個體驗小項目，報這些團的家長不懂，也不會細問。”

來自全國各地的研學團不僅“攻占”了公共交通線路， 也讓博物館和高校成了黃牛高價倒賣預約名額的重災區，由于票價被攪亂，游學團臨時改變收費標準也是常事。

有家長告訴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為三年級的兒子報名了暑期研學夏令營，7月開營前卻被機構告知要加收500元。負責人告訴她，加價的原因是幾個原定的景點預約爆滿，機構也需要從黃牛手中高價收票。

清華、北大校園是北京研學團必打卡的景點。在清華，每日預約報備上限為3000人。每位師生報備單日上限5人次，單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學在清華樹洞里吐槽：“黃牛把學生的預約通道給搶完了，家長想來學校都預約不上。”

深一度記者通過閑魚平臺了解到，有不少寫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線輔導”的帖子，注明“在校學生”，不接“二道販子”，實則是在售賣預約名額。詢問價格后，賣主告訴記者，代約入校的價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

7月24日，北京大學官微發布了《校友預約入校違規情況通報》，引發全網熱議。一支名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課”的校外研學團隊，通過校友預約通行人員的方式，拆分預約共139個入校名額，每名學員收費10800元，合計收費約150萬元。

王紅薇參加研學時吃的盒飯

貨不對板

不少家長在社交媒體上反映，給孩子報名的研學團以暑期游客多、難以協調等原因臨時降低了食宿配置，實際體驗與宣傳“貨不對板”。

暑假期間，深圳的鄭秋為自己和女兒精挑細選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學小團，8天7晚8599元還不包括來回機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來，兩人總共花費3萬多，體驗感卻讓鄭秋大失所望。

出發前，鄭秋就發現團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員，經過協商，工作人員承諾給予鄭秋800元的賠償和額外的無人機拍攝服務。

晚上入住酒店時，鄭秋和女兒所住的房間有明顯的刺鼻氣味，像是剛裝修過，女兒的鼻炎還因此復發。后來換到一間味道稍淡的房間，他們依然不得不開著窗睡覺。

報團前，該研學項目聲稱會給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瑪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識，但在旅行中，鄭秋和女兒一路上都沒聽到過講解。到了五彩灘展覽館，帶隊老師甚至讓他們自行進館參觀，自己則在館外等待。直到一次閑聊時，鄭秋才無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學團”配備的專業老師，其實是當地旅行社派來的外包導游。

此次新疆研學結束后，產品經理承諾的無人機拍攝始終沒有兌現，連800元的賠償也是鄭秋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維權帖子后才收到。

“如果是這樣，我直接報旅行社就行了，比他們還便宜一半。”從新疆回來后，鄭秋當即決定，取消原本已經報名的江蘇研學團。

初二學生王紅薇原以為學校統一組織的年級研學更有保障，沒想到剛出發，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吐槽。

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紅薇的班主任就宣傳了這次蘇大研學游。當時她向班里同學介紹，此次研學活動由專業研學機構承辦，會帶他們提前感受大學生活。班主任將報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長、學生和老師都能看到誰在填寫。王紅薇和媽媽觀望一陣后，發現班上同學幾乎都報名了，于是也趕緊報了名。

王紅薇的學校將班級按成績劃分為三個層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實驗班。老師建議南通班和實驗班所有學生都去，普通班學生自愿前往。說是“建議”，但王紅薇發現，自己班里只有兩位同學沒去，還被班主任私下談話。

12天11晚的蘇州大學之行，收費3600元，老師要求學生帶著課本和練習冊。“說是研學，不如說是換一個地方上課。”在蘇州大學，從早上7點到晚上8點半，王紅薇幾乎全天都在上課，聽自己的任課老師講課堂知識。上課中穿插了4次兩小時的講座，由蘇大教授分享蘇州園林、歷史、心理等常見的話題，講座耽誤的課時卻還要在晚自習補齊。

學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飯。下晚自習后，老師才會將手機短暫發還給學生，學生得趕緊回寢室用手機掃碼洗澡，9點50分又要統一上交手機。

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覽蘇州博物館和蘇州大學天賜莊校區。當天行程安排非常緊張，也沒有配備導游講解，想要聽講解的學生需自費租講解器。

王紅薇和同學們在這兩處景點走了個過場，最后以一張班級合影結束了游覽活動。在蘇大陽澄湖校區里的12天，她和同學只熟悉從教室到寢室這條路，“其他地方都沒時間去。”

省下來的錢

學員參團體驗差，很多時候是研學機構壓縮成本的結果。

一位資深的游學項目開發人向深一度介紹，目前研學由兩類項目組成。第一類是狹義上的研學，屬于教育產品的范疇。這種研學的消費者是學校，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參加。根據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類活動本身就有價格上限。承接項目的研學機構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選擇。

今年3月份，孫瑩瑩入職西安一家資質不錯的研學公司，公司主營業務就是承接學校的研學活動。 孫瑩瑩透露，各地教育局對于研學收費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內不含餐食的一日游為例，收費標準不能超過200元，因此公司給學校的報價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實際執行時，為了盈利，每個學生研學活動的成本會被公司一再壓縮，“絕對不超80元”。

確定研學項目時，研學公司首先會與景區協商團購價，每位學生的收費可談到50元以下，有些還會附贈體驗項目。繪畫等手工項目最常見，景區會提供場地和指導老師，但彩筆、紙張等耗材需要研學機構自備。

入職一個月后，孫瑩瑩作為隨隊老師第一次跟團，拿到公司準備好的彩筆現場分發時才發現，這些筆看不到生產廠家和日期，打開后散發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個學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繪”項目變成了單色作畫，學生們提不起興趣，項目最終草草結束。但這些實則成本極低的項目，卻會成為公司提高報價、向學校和家長宣傳的籌碼。

另一大部分可縮減的支出在人力上。機構會為每個班級配備一名輔導員，這些輔導員并非機構員工，而是來自長期合作的外包機構。在孫瑩瑩眼里，他們的素質參差不齊。

一次去兵馬俑的研學活動上，她曾向直屬領導反饋過部分輔導員態度差、有粗俗用語的情況，領導卻勸她體諒。“可能領導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錢，就是多少錢的質量。”

報價清單中，機構會向每個學生收取15到20元的講解費，但實際配備多少講解員要看校方。今年5月，孫瑩瑩帶著一個年級的研學隊伍前往西安市周邊景區，這所學校對于研學的要求相對嚴格，強調要為每個班級都配備一名講解員。到了景點，孫瑩瑩卻發現這些導游講解時舉著手機，對照百度百科念詞，遇到學生提問就假裝沒聽見。

對于這樣的情況，比孫瑩瑩入職久的同事覺得理所當然：“不到200塊一個人，還想要什么體驗呢？”

第二類是市面上常見的假期研學營、精品研學小團，屬于旅游產品。更準確地來說，應當稱之為“游學”，或“研學游”。

網傳研學游的毛利率高達50%，但一年前，從一家研學機構離職后，馬嘉禾自己開辦了一家研學工作室，才發現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研學游雖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樣，渠道商拿走了利潤的大頭。在不刻意壓低成本、違規操作的情況下，他作為執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幾。

與普通跟團游相比，研學游還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務對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幾乎沒有消費能力。馬嘉禾告訴深一度，由成人組成的旅游團可以推許多自費項目，如進店消費、騎馬拍照等。但研學團卻沒有這樣的消費能力。沒有了隱形收費的空間，不少研學游團隊也會選擇通過壓低成本來提高利潤。

在旅游行業深耕9年，王禹如今經營著一家從旅行社轉型的研學機構。他給深一度算了筆賬：研學游想要壓低成本，吃、住、帶隊老師工資都是可砍的大頭，“研學機構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時候全憑良心。”

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學團為例，往返交通、景區門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間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離天安門僅15分鐘車程的大成路，選擇體驗更好的四鉆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壓低成本的研學團則會選擇住在良鄉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營地里，成本可以壓到更低。

而在飲食方面，50元的餐標縮減到30元也能吃飽，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

砍完吃住兩部分，第三就輪到師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師跟團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勞務費，成本至少要4000元。負責任的研學團一般每6到8名學生就會配備一位老師，但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學團甚至每20個孩子才配備一位老師。

這樣壓低成本之后，一個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學團，機構起碼可以多賺上萬元。

隨之而來的自然是研學體驗的下降。住宿地點偏僻意味著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時間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門看升旗，住在良鄉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個半小時，孩子們早餐只能用雞蛋牛奶墊肚子；帶隊老師少了，管理難度增加，就要壓縮孩子們自由參觀和游覽的時間。原本去故宮參觀3小時，實際上只參觀了1小時。“剩下的兩個小時干嘛？就是不停地點人數、整隊。”

對于研學游產品而言，真正決定產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學項目和講師水平的專業度。課程想要賣出高價，研學機構會在研學項目和師資力量上做文章。

低端研學團進入故宮后，會蹭免費講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馬觀花，但精品團會提前報名故宮的官方課，單這一項，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課程費。

王禹曾組織過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貓夏令營，如果只是讓團員“看一眼”，基地30元的門票就是這一項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離接觸體驗，得花800元購買每天只開放200個的國際義工志愿者名額。如果能請到一位有專業背景的老師做主講，如相關學科博士畢業、有講解證書、在學校、博物館等地掛職，一天2000元的課時費是保底，研學活動的收費也可以跟著水漲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學機構，會在宣傳中提到“金牌講師”這樣模糊的字眼，其實請來的講師不過是資歷不滿三年、甚至剛拿到導游證的導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

孫瑩瑩在研學機構時帶學生參加研學活動

究竟誰是主角？

第一次帶研學，孫瑩瑩把學生們帶到景區門口，負責對接的學校老師卻遲遲沒到。沒有學校老師提供的簽字蓋章，他們無法帶隊進入景區，整個年級的孩子在太陽下暴曬。孫瑩瑩有些著急，連著給對接老師打了幾個電話催促。事后，領導反而打來電話把她訓了一頓。

“你要知道我們伺候的是老師，不是學生。寧愿讓學生等半小時，不要讓老師不開心。”這句話孫瑩瑩到現在都記得，她覺得荒唐極了。

為了讓老師們滿意，機構會給學校的隨隊老師準備禮物并提供單獨的餐食。當學生席地而坐，吃著自己帶的面包和水果時，學校的隨隊老師基本上都會被請去吃桌餐。帶過這么多學校的研學活動，孫瑩瑩只遇到過一個學校的老師們主動要求和學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師還會提出想看景區的付費演出，公司也會立即差人協調、滿足要求。

對于研學公司而言，這些“人情”開銷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點關系上的多了，花在學生身上的就會相應減少。完成一次研學后，老師和校領導的滿意度決定了能否繼續合作，相比之下，學生的體驗并不重要。

帶研學團，孫瑩瑩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拍攝照片和視頻，制作宣傳推送。有一次研學項目執行得非常潦草，孫瑩瑩原本擔心家長和學校不滿，但負責老師對孫瑩瑩說，學校對這次研學十分滿意。“因為照片是完美的，視頻是好看的，現場執行的一些細節就無關緊要了。“

由于研學游的教育學習效果很難量化，越來越多的項目也會選擇把原本花在請好老師、好講解上的錢，挪去請攝影師或者運營外包，在旅途中為孩子們拍攝精美的照片視頻，制作vlog、美篇和電子相冊。據王禹透露，這兩年研學游市場的頭部機構，即年營收在一個億以上公司，許多都會增加旅拍作為賣點，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務，光請攝影師就要花費8000到1萬元。

“大多數小孩和同齡人一起出遠門就很高興，機構只要能和家長交差就行。” 觀察當下的研學市場，王禹發現許多家長對于研學游沒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為了讓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學體驗如何，他們并不深究。

今年五月底，帶完春季學期最后一批研學團，孫瑩瑩離職了。她無法認同一個以教育為核心目的的產品，卻如此漠視學生的感受。

王禹的公司研發的研學項目??

缺失的標準

研學游的熱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進來分一杯羹，實際上，進入這個行業的門檻“明高暗低”。根據《旅行社條例》《旅行社條例實施細則》，申請經營國內旅游業務和入境旅游業務的，應當取得企業法人資格證，并且注冊資本不少于30萬 元。機構想要做研學游業務，必須取得旅行社的資質才可以帶團，還需要有固定的辦公場所、掛靠的導游等條件，起步資金至少80萬打底。

但在實際操作中，機構卻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資質。一年給旅行社交幾千塊錢，承包一張辦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資質承接旅游業務，開發自己的游學項目。

由于市場缺乏統一的標準，監管就顯得乏力，部分沒有旅行社資質的研學團活躍在監管的真空地帶。在小紅書，王禹經常刷到有家長以研學游“游而不學”“貨不對板”為理由，要投訴研學機構，卻四處碰壁。如果做研學游的機構沒有旅行社資質，和家長簽署的相關合同也就不會生效。

“他們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這些機構沒有辦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場監管局投訴他們超范圍經營。家長不懂，出了問題也不知道找誰。”

除了市場缺乏統一標準，帶團老師良莠不齊也是當下研學市場的頑疾。馬嘉禾說，目前研學游帶團老師資質的底線要求是必須有導游證。可在游學團當帶團老師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卻不會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參團的都是小孩，導游沒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費項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資”，收入還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團低。因此，真正經驗豐富的優秀導游反而不愿意來帶游學團。

一位在旅游行業工作20多年的導游告訴深一度，目前愿意給研學團當帶隊老師的大多學歷偏低，業務能力有限，知識儲備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師們帶高中歷地科目，一天的課時費也很可觀，出去帶隊研學，同樣的收入，還要承受風吹日曬，“犯不著受這個罪”。

今年4月，現居深圳的楊越正待業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職群里看到了一則招募研學輔導員的消息，招募方自稱是一家教育集團，與旅行社有合作。抱著嘗試新行業的想法，楊越報了名。

報名當晚11點，負責人給幾名“臨時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學校附近集合。輔導員的工資是120元每天，45歲以下都可以報名，楊越的任務就是幫帶隊老師看好孩子，不要出現安全問題。

上崗前，機構沒有任何培訓，只提醒楊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師透露自己的兼職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帶完這批研學團，楊越才得知當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謂“帶隊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團招募的臨時兼職：“他們一天的工資是220元，篩選條件比輔導員稍高一點。要年輕，看起來像個老師。”

研學課程難以得到知識產權方面的保護，也是影響研學市場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學教育領域，團隊花心思開發的精品研學項目往往很難整理成標準化、可備案的內容。一套研學游課程，前期要花大量時間溝通資源、測評、現場調研。可項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學機構就會立馬跟風推出相同的課程體系，這對于愿意開發原創研學課程的機構是個不小的打擊。王禹告訴記者，他的研學機構做過上百套課程，最終，能夠獲得備案的也只有三四套。

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務質量，是“不可能三角”，但為了在激烈且無序的競爭中活下來，絕大多數研學機構，只能選擇砍掉“提升服務質量”這一角，把“研學游”簡化成流水線式的“跟團游”。

馬嘉禾之前就職研學機構，在他六年前剛入職時還雇著十幾位全職研學講師。后來因為疫情和行業競爭，“成本太高，養不住人”，到他離職時已經全部裁撤，改成從其他教育集團找臨時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區找講解員頂上。后來他自己創業，組織的都是成本較低的市內研學游，目前正在嘗試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學游業務。他也說不好未來“萬一不賺錢，又沒人盯著”，自己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采訪對象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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