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洛陽偃師的二里頭遺址，目前已被公認為夏朝中晚期遺存，原址還建起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但鮮為人知的是，在2017年國家文物局的批復中，第一條內容便是“我局建議該遺址博物館名稱中不含‘夏都’”。而直到2023年12月9日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發布會”上，國家文物局專家常懷穎在回答二里頭遺址性質時，依然采用的是“現在學術界大概率的認為二里頭遺址很可能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這種謹慎的說法。

事實上，國家層面并未否認過二里頭遺址的王都屬性。

根據考古學文化地層關系和碳十四測年的結論，二里頭文化早于二里崗商文化，在商文化已經完整建立起下七垣文化（先商）、二里崗文化（早商）、殷墟文化（晚商）的發展序列前提下，早于早商且與先商同期，又是一座王都，那不是夏都又是什么呢？

問題的癥結點在于，二里頭遺址至今都沒有發現能與“夏朝”建立關聯的自證性材料，這也是國家層面在解讀二里頭屬性時始終要加一個限定詞的原因。那么為什么自證材料這么關鍵呢？

我們以殷墟為例。河南安陽的殷墟之所以能被毫無爭議地認定為商朝晚期都城，除了歷代史書都曾明確記載盤庚以后的商都在洹水以南的安陽外，最關鍵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自稱“大邑商”，所祭祀的殷商歷代先王與史書記載的世系基本吻合。

但二里頭遺址卻缺少了自稱“夏”或者能證明它與“夏朝”存在關聯的出土物。

曾任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隊長的許宏教授，曾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既然說夏已進入文明社會，一個已經進入文明的復雜社會是絕不會與一單純的考古文化相對應的。如果我們認可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這兩個不同考古學文化同屬于商王朝的文化，那么為什么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不可能是同一個人們共同體（商王朝）的文化？”

換一種說法就是考古學文化的變遷并不能直接反映王朝更迭。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明清兩個朝代的鼎革是以1644年的甲申之變為界的，但這是史書給的界標。如果從考古文化變遷角度去觀察明清兩個朝代，我們會發現東北早在1616年就已經存在滿文化，而1658年的云南依然受明文化的影響。脫離史書，我們很難單純從考古文化中找到清朝建立的時間節點。

所以，在沒有自證材料之前，二里頭遺址依然存在兩個極端的可能性：1.它是商都；2.它是一個史書沒有記載的王朝都城。當然，從如今的考古成果來看，這兩種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

破局的關鍵，在河南南陽找到了。

2024年9月13日，國家文物局召開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上，發布了河南南陽方城縣八里橋遺址的最新考古成果。

從文化面貌上講，八里橋遺址與二里頭遺址高度一致，均發現了明顯帶有二里頭文化典型特征的多網格城市布局、綠松石器以及陶器組合，時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至四期。并且八里橋的文化內涵單純，沒有發現更早的遺存。

而從遺址性質來看，八里橋遺址與已知的鄭州望京樓遺址、大師姑遺址同屬于次級聚落，起著拱衛二里頭中心區域的作用。同時，八里橋遺址還負責為二里頭王都轉運礦產資源。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之所以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都斟鄩，兩個重要的依據便是《國語》記載的“昔伊洛竭而夏亡”以及《戰國策》提到的“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溪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二里頭遺址地理位置符合斟鄩所在。

那么，史書關于八里橋遺址所在區域又是如何記載的呢？

同樣是《國語》言道：“有夏雖衰，杞、鄫猶在，韋昭注：鄫，姒姓，禹后也”。《世本》謂：“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這里的鄫，便是歷史上的姒姓曾國，姒姓曾國的地望爭議不大，歷代史書均指向河南方城。春秋時姒姓曾國遷徙山東境內，后被莒國所滅。

如果我們把史書關于夏都斟鄩和少康之子曲烈封國曾國的地方分別與二里頭遺址和八里橋遺址去比附，會發現一種近乎“完美”的吻合。

所以，或者史書關于夏都和鄫國的記載都是錯的，二里頭不是夏文化；亦或者八里橋是曲烈封國，證實二里頭文化的確姓“夏”。

直接的證據出現在八里橋遺址出土的文字材料上。

早在1994年八里橋遺址的首次考古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就在八里橋遺址出土的2件陶盆殘片上發現了“物象文字”，用于標明該器物的用途或歸屬，字形如同一個反寫的字符“L”。

后經古文字專家蔡運章釋讀，該字符與商朝丁曲爵上的“曲”字相似，屬于“曲”字最初形態。結合早前出土的曾仲斿父壺銘文上刻有“惠于剌曲（剌通烈）”，可知方城縣一帶的確存在一個姒姓曾國，始祖為曲烈，為夏朝君主少康少子。

既然八里橋遺址的屬性得到了自證文字的確認，那么等級高于八里橋而文化面貌又一致的二里頭遺址，自然也就與夏王朝畫上了等號。

然而，南陽方城縣八里橋遺址的考古突破，也帶來另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Bug：年代。

夏商周斷代工程根據年代學和金文歷譜的研究成果，推定夏朝始建年約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同時也主張二里頭文化并不能代表整個夏文化，二里頭遺址只是夏朝晚期都城。

1994年方城八里橋遺址的首次考古發掘簡報中，考古工作者曾初步判定此次發掘的八里橋遺址時代約相當于二里頭文化三期。幾天前的“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上，又將八里橋遺址時代上推到了二里頭文化二期。

但是，二里頭文化二期的絕對年代也只能到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即便是取最早值公元前1680年，距離劃定的夏始年公元前2070年還是相差了近400年。

如果八里橋遺址是少康之子曲烈的封國，那么跟大禹只隔了4代人5君主的少康，兩者間卻有400年時間差，顯然是不合理的。

反過來說，如果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那么傳到少康這一代時，無論如何也是無法下探到二里頭文化一期（公元前1750年至前1680年）的。

事實上，碳十四測年專家張雪蓮、仇士華，著名考古人劉緒、許宏，都認為夏朝始建年定的過早，這也是導致夏朝歷史與考古發現出現一系列無法銜接的Bug的原因所在。

所以，南陽方城八里橋遺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恰恰說明二里頭遺址是少康中興后的文化遺存，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夏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王朝。而早于這個階段的夏，并未脫離部落聯盟的形態，這便是許宏教授所說的“早于二里頭的一二百年里看不到王朝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