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微短劇模式”對改變當下“平臺不平”的西方媒介市場主導現狀、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海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進而使跨越民族國家和地緣政治邊界的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想象成為可能。

引 言

隨著媒介信息技術的持續發展，“視聽轉向”下的數智媒體平臺已成為全球化演進的新興場域，在為不同主體的信息生產與傳播積極“賦權”（empowerment）的同時承載了全球信息的交互集散與用戶間的社會性互動。傳統意義上因技術與地緣區隔而得以成型的“本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生存土壤，并轉向以不同文化碰撞與交融，進而產生以轉型和變異為核心的“文化雜糅”（cultural hybridity）。

近年來，TikTok、起點國際和米哈游等中國數字媒體借助平臺媒介及人工智能等各類傳播技術，一方面在智能化層面不斷更新，一方面于雜糅的內容形式之中凸顯中華文化內核，成功“出海”。不同于僅停留在產品反向回流的“韓流”“日流”，中國數字媒體平臺推動“模式出海”，使多元主體的深度參與和多樣、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鑒落向實處，真正挑戰了西方中心式的國際傳播生態與現代世界秩序框架，構成了表現強勁的“數智華流”。2022年8月以來，以ReelShort為代表的中國短劇流媒體平臺上線海外，對源于本土的言情網絡文學作品進行影視改編與創作，憑借“中西文化雜糅+流媒體平臺制播”的“微短劇模式”大受歡迎，對全球影視媒介市場由奈飛（Netflix）、蘋果、迪士尼等美西方平臺“霸屏”的格局產生了一定沖擊。

在理論層面，面向全球數智文化傳播新生態，“轉文化傳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與理論體系應運而生，突破“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對文化內生異質性的強調及其對西方中心主義下“中心-邊緣”不平等敘事的迎合，以“轉”（trans）概括文化在交流與對話中實現轉型升級的復雜過程。在轉文化傳播的理論構建下，“轉化式繁衍”的文化雜糅已成為數智媒體時代的主導型文化模式和樣態。而全球性數智媒體平臺則憑借愈發成熟的網絡信息技術運用和平臺經濟模式，以更具廣度和深度的賦權賦能為主要表現形式，更為深入地介入文化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塑造，對國際傳播在數智傳播時代的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全球傳播的實踐創新與理論升維，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問題：近來在海外廣受歡迎的中國短劇流媒體平臺在內容表達層面，是否實現了中西文化元素的雜糅？又是否在此基礎上成功凸顯了中華文化內核？在平臺制播層面，其又是否能夠以全新的內容生產、商業營銷和市場定位策略，打破奈飛等全球頭部流媒體平臺既有制播模式的“全球壟斷”效應，發揮“世界主義”潛能，推進“去西方中心化”的全球傳播新趨勢？本文以其中聚焦于“霸道總裁”言情短劇的新興平臺ReelShort為核心案例，通過解析其在劇情內容層面的雜糅形態及相應的流媒體平臺制播模式，并與“奈飛模式”進行對比分析，闡釋中國流媒體平臺在新全球化時代的轉文化傳播實踐路徑，在此基礎上推動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的理論升維和實踐創新，并為提升中國流媒體平臺的海外傳播效果提供方向性的建議。

從“跨”到“轉”：

文化雜糅與平臺世界主義

2016年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他國”（the Rest）崛起疊加移動互聯網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進入由“一帶一路”倡議引領的新全球化時代。新全球化時代以推動文化多向互動、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為媒介傳播的重要發展目標，在全球時空所具備的高度“連接性”加持下生發出各國文化生產傳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雜糅和轉型新趨勢。在此基礎上，媒介技術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賦權”西方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使國際輿論場真正朝“多種聲音”邁進。從上述實踐背景出發，“轉文化傳播”圍繞“文化間平等交融”構建全新概念與理論體系，修正傳統中強調文化異質性與強勢文化征服吸納的“跨文化傳播”，成為契合時代語境的學術理論框架。

“跨文化傳播”的學科建設及普及與“二戰”后美式全球化的浪潮相生相伴，從以民族國家為區隔的文化異質性出發，強調通過廣播和電視等單向傳播渠道與手段進行的多種文化間接觸。在發展過程中，跨文化傳播圍繞不同文化間的傳播與交往過程進行研究和闡釋，衍生出“比較文化研究”“文化間傳播”“國際傳播”和“發展傳播”等分支領域[1]。就產生的影響而言，跨文化傳播“存在著相當的功能主義與技術主義傾向”[2]，其在本質上服務于西方中心視角下的地緣政治邏輯，憑借對所謂現代化發展理念等西式文化內容的積極推廣和普及，促成了資本主義認知和思想的全球散播。這一方面造成了“假定自身文化世界觀為現實核心”[3]的國族中心主義的興盛，另一方面也在美式價值觀和現代性話語體系普及的過程中固化了“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話語形態及不平等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換言之，無論是“好萊塢化”“麥當勞化”還是“迪士尼化”，其本質上都是在“化全球”[4]。即使存在印度寶萊塢電影和日韓動漫等文化“回流”（contra-flow）現象[5]，其中流淌的仍是高度同質化的美式文化與價值邏輯[6]。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傳播領域中雖具備對此種借信息流動及相關設施建設“占據空間與操縱個體”[7]的文化帝國主義表現進行批判的研究取向，但存在單向度把握、遮蔽他國能動性和忽略文化轉化性等局限[8]，因而無法適應當下全球社會與文化之變局。

而“轉文化傳播”則吸收了新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理念，真正面向文明的平等交流和互鑒構建了全新的文化傳播范式。正如首段所述，轉文化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視作網絡信息技術持續進步與發展的產物。視聽服務類互聯網企業推出的社交媒體平臺，一方面，賦權賦能全球公眾，使其實現從資訊觀點的“接受者”向UGC（用戶生產內容）的身份轉換；另一方面，也使廣大非西方國家和地區改變“沉默的大多數”窘境、構建公正平等的全球傳播新秩序成為可能。在數智傳播技術與平臺經濟模式日漸成熟與普及的趨勢下，內含“征服-吸納”邏輯的異質間文化傳播能夠演變為文化間的平等對話與交融，并從中產生文化的轉型和變異[9]，進而形成“全球媒介文化”（global media culture）的新形式。

由此，文化雜糅與媒體的賦權賦能構成了轉文化傳播在認識論層面的兩大核心要素。首先，超越民族國家語境的“文化雜糅”或“第三文化”已成為新型轉文化傳播生態下的主流文化形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混雜組成及在此基礎上“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的文化轉型/變異趨勢[10]。具體言之，在不同群體間的文化傳播過程中，“主位”文化選擇對“客位”文化進行檢視、過濾與吸收，并通過在此基礎上將其內化來實現自身的轉型與超越。諸如TikTok出海和舞蹈“科目三”的“出圈”等均是最新的文化雜糅案例。事實上，20世紀末期，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家薩義德（Edward W. Said）就曾指出異質文化“包含在彼此之中”[11]的非單一性質，霍米巴巴（Homi Bhabha）則在此基礎上強調身處文化隙縫之中的“第三空間”“創造新的事物”[12]的可能性。美籍黎巴嫩裔傳播學者克雷迪（Marwan Kraidy）進一步將文化雜糅作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邏輯進行闡釋，以此構成其創立的“批判的轉文化主義”（critical transculturalism）框架下的核心問題[13]。而在對文化雜糅現象進行“合成視角”分析的基礎上，于動態與不平等的政治經濟結構中重新發現新的主體性敘事則成為轉文化傳播的重要內涵。

其次，媒體尤其是當下數智媒體平臺的賦權賦能，也成為轉文化傳播的一大聚焦點。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是個體微觀還是國家與地區等宏觀視角，TikTok等全球性數智媒體平臺的興起與流行均為新全球化時代的“泛在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在轉文化傳播的視域之下，數智媒體平臺以“迷因”（meme）文化的雜糅生產為基礎，通過對其中的不同文化內核進行“增稠”與“稀釋”[14]，并輔以定制生產、算法分發等智能化技術手段和付費訂閱等平臺運營方式而在意識形態的塑造和跨主體的社會關系分析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具體至一國的對外傳播事業，平臺媒體作為具備調適能力和能動性的“中介者”（intermediaries）[15]，其成熟與普及能夠推動國際傳播在學科范式和實踐層面實現向“轉文化傳播”的轉型發展，并推動理論層面上由“國族中心主義”向“平臺世界主義”（platform cosmopolitanism）升維[16]——以更具開放性和豐富性的數智文化生態構建公平公正的全球傳播新秩序。

2022年8月以來，ReelShort、FlexTV和GoodShort等中國短劇流媒體平臺紛紛上線海外，并在短時間內收獲大批外國受眾。中國網絡文學的國際傳播也由此歷經文字譯制和互動游戲開發等階段，進軍影視生產新領域。具體而言，短劇平臺基于中國本土言情網絡文學作品進行影視化改編，并以豎屏形式進行制作播放，每集時長約為1-2分鐘，集數通常達50-70集。其中，ReelShort由中國數智出版企業中文在線旗下的楓葉互動（Crazy Maple Studio）開發與推出，以1個月近200萬次的下載量和美國蘋果應用商店娛樂榜位列第一而先獲成功，并受到《經濟學人》等西方主流媒體關注[17]。ReelShort短劇在劇情創作層面實現了基于“霸道總裁”言情小說類型敘事的中西文化雜糅，并輔以流媒體平臺制播模式，是全球傳播新格局下中國流媒體平臺的轉文化傳播新實踐，具有在“一帶一路”倡議所引領的新全球化語境下實現中華文化進一步“走出去”，改變數智媒體平臺間不平等的權力和資本積累現狀，進而塑造全球傳播新秩序的重要潛能。

“霸道總裁”短劇：

基于本土“爽文學觀”的

文化雜糅

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網絡文學一方面“借力”于全球信息通信技術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的飛速進步，得以在全新的互聯網空間中興起與發展，另一方面也承載著根植于中國本土的文學性，努力在新全球化時代展現中國文學表達的“新可能”。從文化元素的構成視角切入，兼具“網絡性”與“文學性”的中國網絡文學自誕生之初就具備著雜糅式的文化底色。相較于歐美較為成熟的文學生產制度與深入的“文化工業”進程，中國文藝發展深受暢銷書生產機制欠缺、影視生產機制低階和民眾閱讀與創作需求持續上漲等本土社會因素影響[18]，因而并未“從眾”聚焦于ACG（animation動畫、comic漫畫、game游戲）和同人創作等更具視聽化的世界流行文化發展，最終“逆流而上”，在文學創作領域獨成奇觀。相應形成的中國網絡文學以商業化類型小說為主要形式與體裁，既受四大名著、鴛鴦蝴蝶派與金庸武俠等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滋養[19]，同時也在全球文化的聯結性中受上述世界流行文藝“感染”，積極借鑒好萊塢影視劇（如《指環王》等）、日韓動漫等他國文化元素與敘事模式，形成了具有“文化雜糅”屬性的新型流行文化形態。

本文聚焦的ReelShort平臺短劇以中國“霸道總裁”網絡言情小說為原型進行劇本改編與創作，一改譯制國內短劇等傳統做法，而采用“國外本土演員+海外拍攝”的生產與制作模式，根據在地文化語境設計臺詞，并引入狼人和吸血鬼等西方經典題材設定，進一步形成了內容層面的中西文化元素雜糅。而以“對自由愛情的無限追求”為核心主題，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西方18世紀末以來繼承與發揚人本主義理念的浪漫主義文學風格，降低了用戶的觀看和接受門檻，進而減少了產生文化折扣的可能。此外，ReelShort“霸道總裁”短劇中不同國家、不同膚色的演員面孔及其代表的豐富人物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一帶一路”倡議引領的新全球化時代所切實提倡與推動的文化多元主義及不同文化主體間的平等交流與均衡傳播。

在雜糅形態的基礎之上，“霸道總裁”短劇以中國網絡文學原創的“爽文學觀”為基本架構， 并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對“封建世俗”的斗爭、反抗精神和愛情浪漫幻想等中國文化內核。經由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進程中媒介技術的“賦權”，中國網絡文學以大眾需求為中心，形成了高潮迭起的“爽文學觀”[20]，具體表現為“疊爽點+超長篇+微敘事”的類型寫作模式。相比于現實主義小說的宏大敘事和自上而下的“精英教化”，“爽文學觀”以滿足讀者大眾的價值取向和情感結構為主要目的，傾向于以“玩梗”“套路與反套路”為核心的非大型敘事寫作[21]，以此迎合消遣娛樂和替代性滿足等讀者基本精神需求。其中，“疊爽點”在于高頻率設計更加吸引眼球的夸張劇情橋段，以最大程度激發讀者閱讀快感；“超長篇+微敘事”則在于適應網絡媒介特性和用戶快生活節奏，在長時間段內以短篇章節形式更新內容。

以“爽文學觀”為基本架構，ReelShort平臺短劇所依托的“霸道總裁”言情類型小說進一步繼承與發展了中國人民自古便生發出的對“封建世俗”的斗爭反抗精神及對愛情的浪漫主義幻想。具體言之，“霸道總裁小說”通常在男女主人公并非“門當戶對”的“強—弱”對立結構中展開親密關系敘事，基于“設禁—違禁”邏輯設定現實阻隔、家族糾紛和親友叛離等經典“套路”，以此突出“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浪漫主題。事實上，“打破世俗束縛、追求自由愛情”始終是中國傳統言情文學的核心主題之一。無論是“人妖相愛”的中國民間愛情傳說《白蛇傳》、“殉情以對抗封建禮教”的漢代樂府詩《孔雀東南飛》，還是“死而復生，終成姻緣”的明朝虛構傳奇《牡丹亭》，均是對男女主人公勇敢沖破封建阻礙的歌頌與贊揚，為當代“霸道總裁”小說開創先河，并共享同種文化內核。

總之，ReelShort沿襲中國網絡文學獨特的“爽文學觀”，從“霸道總裁”網絡言情小說敘事出發進行劇本改編與創作，在此基礎上拍攝海外短劇，并通過地道臺詞、國外本土演員和西方經典玄幻設定等方式在其中融入西方文化元素，踐行著“融合中西方文化元素+凸顯中國文化內核”的文化雜糅實踐。但與此同時，ReelShort平臺也受到“多部短劇情節雷同”“主題俗套”和“英語臺詞語法錯誤”等批評與質疑，在內容的原創性、內涵的深刻性和西方文化語境的嵌入性層面遭遇一定挑戰。例如，平臺短劇《沒有你》（Without You）曾被指與海外熱門言情小說《地獄與你》（Hellbound With You）情節相似度較高，存在抄襲嫌疑。對中國短劇流媒體平臺而言，如何在保障內容質量與豐富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升華言情短劇主題意涵——更好地展現、折射當代婚戀觀念及社會價值取向，并將其與中華文化內核相結合，實現“網絡性”“娛樂性”與“文學性”“經典性”之間的平衡，應成為重要的發展與思考課題。

ReelShort：

中國流媒體平臺的制播模式

當下，數智媒體平臺以海量數據和算法技術為支撐，不僅構建起具備時空“同步”連接性的全球信息網絡，更以其中的多元主體參與、復雜政治經濟關系、資本與市場運營機制形成了獨特的內容生產與傳播邏輯。這一方面影響了微觀視角下個體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模式，另一方面也深刻介入宏觀視角下社會公共話語的構建與國際發展格局的演進，使平臺“形塑”（shaping）成為現實[22]。

于影音文娛產業而言，以奈飛為代表的西方流媒體平臺推動數智平臺制播模式的誕生，聚焦并凸顯“迷因”力量，以定制生產、分檔訂閱和開拓市場等策略成功打造出《魷魚游戲》等“破圈”內容產品，對好萊塢式的傳統影視制作造成重要挑戰[23]。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奈飛的訂閱用戶數量已近2.5億[24]，運營范圍涉及190多個國家與地區，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全球流媒體市場的發展。

然而，奈飛在享有“提供多元文化內容”和“賦權非西方行動者”等聲譽的同時，也因內容生產的有限賦權和資本的壟斷式擴張而受到“平臺帝國主義”（platform imperialism）的質疑[25]。2019年，加拿大廣播公司（CBC）首席執行官泰特（Catherine Tait）一度公開批評奈飛看似助力當地文化發展，實際“協助經濟和文化入侵”的消極影響[26]。相較于奈飛模式，ReelShort一方面在內容生產上真正實現了廣大PUGC（專業用戶生產內容）群體的賦權賦能，同時以靈活的付費訂閱模式給予用戶更大的選擇與參與空間；另一方面也以“小資本制作”的全新實踐打破了奈飛的大資本壟斷，為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流媒體平臺“出海”提供了積極的參考與借鑒意義。

從內容生產來看，ReelShort以廣大PUGC群體為短劇內容的重要來源。事實上，奈飛等西方流媒體平臺的影視生產始終聚焦于以大導演、名編劇和紅演員等為主的PGC（專業生產內容）群體，仍未突破傳統數智傳播生態中所謂“技術精英”與“媒體知識分子”作為主要參與者[27]，進而主導生產邏輯的現狀。換言之，奈飛并未真正實現對更大規模“草根個體”與多元社群的平臺賦權意義，也進而無法提供充足的更多樣、平等的文明交流互鑒空間。而ReelShort則依靠PUGC群體來完成劇本創作、演繹和拍攝短劇等環節，使其能夠積極參與平臺的建構、生產與傳播。這不僅意味著生產成本的降低，更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包容與促進多元主體參與的世界主義理念，有助于打破當下數智傳播空間的精英壟斷化與美西方單極化趨勢。

從商業營銷來看，ReelShort汲取了國內網文“按章付費”的商業模式經驗，采取“按劇集付費”制，使用戶以充值平臺“金幣”（coins and bonus）的方式按集解鎖自己喜愛的短劇。與此同時，用戶也可以通過每天上線打卡和觀看廣告等途徑來獲取“金幣”，以此降低看劇成本。這首先契合了豎屏短劇單集時長較短的“輕觀看”特性，能夠更強地激發用戶的付費欲望與沖動。其次，奈飛的包月、分檔會員訂閱制在本質上暗含用戶須為平臺所有內容“買單”的強迫性付費邏輯，以削弱作品間質量和價值差異的方式保障了平臺自身的收入[28]。而ReelShort此種靈活訂閱模式則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用戶付費選擇與平臺參與空間（如按照喜好選擇單部劇進行付費和隨時終止付費看劇等），同時也能夠更好地保障內容創作者的利益。

從市場定位來看，不同于奈飛模式的大資本戰略，ReelShort另辟蹊徑，以“豎屏短劇”式的小額資本制作在海外市場中進行平臺的生產與運營。具體言之，奈飛平臺主要通過與當地影視制作公司、電視臺合作和投資建立工作室等方式進駐他國市場，在其中投入大量資本以換取大量作品的知識產權及流媒體播放權[29]，進而獲得巨額收益。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奈飛憑借資本壟斷為其余流媒體平臺設置了市場壁壘，以此實現“獨大式”發展；同時也擠壓著當地影音產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易導致“作為知識產權所有者的發達國家與作為知識產權使用者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日益加劇”[30]。而ReelShort則充分利用同公司下網文及互動游戲應用Kiss、Chapters的既有IP，并以豎屏短劇的低成本制作方式進行內容生產，既適應其資源有限的初級發展階段，也為來自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中小型流媒體平臺“出海”提供了除資本壟斷、流量變現之外的“替代性”發展路徑。

盡管如此，ReelShort的流媒體平臺制播模式也面臨著不少難題與挑戰。首先在于，PUGC群體參差不齊的創作能力及新穎的短劇表演、拍攝方式使得短劇質量的浮動性較大，進而影響平臺的持續性發展。相關數據顯示，ReelShort雖一度推出了使月流水達到600萬美元的熱劇《我億萬富翁丈夫的雙面生活》（The Double Life of My Billionaire Husband）與《命中注定我的禁忌狼人》（Fated To My Forbidden Alpha），但約七成的短劇仍處于“推不起來”的窘況之中[31]。其次，“按集付費”與“看廣告賺金幣”等商業營銷模式雖然增強了用戶付費選擇的靈活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ReelShort平臺的用戶留存率受到影響。據調查，ReelShort30天后的用戶留存率曾低至2.4%，而奈飛的用戶留存率同期為14.4%。為避免“曇花一現”式的迷因狂歡，真正改變奈飛等西方流媒體平臺的市場主導現狀，以ReelShort為代表的中國短劇流媒體平臺應進一步保障內容的高質量、持續性產出，并結合影音市場發展狀況與自身資源條件，靈活調整平臺制播模式與策略。

總結與展望

作為“數智華流”興起的又一成功案例，中國短劇流媒體平臺ReelShort依托本土“霸道總裁”言情類型小說進行影視化改編與創作，在實踐中探索出“中西文化雜糅+流媒體平臺制播”的轉文化傳播模式，在海外受到歡迎。在短劇內容層面，ReelShort面向女性群體對親密、浪漫關系的基本需求，并在劇情中融入吸血鬼和狼人等經典西方元素，在打造雜糅形態的基礎上凸顯著勇于對抗世俗和倡導文化多元主義等中國精神內核。在平臺制播層面，ReelShort則持續挖掘PUGC群體的創作潛能，以豎屏短劇的小資本制作形式進行影視生產，并輔以“按集付費”和“看廣告賺金幣”等商業營銷模式，在平臺的賦權賦能與市場的資本壟斷層面形成了對奈飛模式既有局限性的超越。

“微短劇模式”對改變當下“平臺不平”的西方媒介市場主導現狀，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海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進而使跨越民族國家和地緣政治邊界的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想象成為可能。這既體現為短劇內容打破了美西方主導下的文化生產邏輯，于“去本質化”的雜糅形態之中“增稠”中華文化內核，也體現為平臺建設的模式輸出，以全新的中國流媒體平臺制播模式沖擊著以奈飛為代表的西方流媒體平臺既有的生產與傳播慣例，進一步改變文化生產場域的“級差”現狀。在理論層面，轉文化傳播概念體系則憑借與當下全球社會與文化變局的契合性而具備了更大的闡釋力。但ReelShort能否在日后的短劇生產中更具深度地嵌入當地語境，并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內核的“輻射能力”；能否克服平臺建設與發展初期的市場適應性問題，實現穩步前進的發展愿景；以及能否真正承擔起傳播世界主義、推動建立全球傳播新秩序的時代重任，均需結合平臺經濟政治關系及日后的具體發展狀況進行判斷與深入分析。

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入新十年，以及建設傳播基礎設施和推動中國網絡視聽產品出海等“新全球化”方案的實施[32]，“數智華流”的興起改變了全球媒體文化市場的格局，進而在構建公正、平等的國際傳播秩序的過程中發揮了日益重要的影響。因此，新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國際傳播應充分挖掘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消解西方文化單極霸權、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程中所具備的巨大潛能，以“全球中國”作為該領域的“去中心化”方法論[33]，在“自我發聲”的基礎上，努力實現為全球南方等傳播弱勢地區帶來積極行動的可能性[34]。而作為國際傳播領域關鍵的行動主體之一，中國流媒體平臺應超越原有的內容出海階段，結合技術條件與市場需要打造更具影響力的“模式出海”[35]，對奈飛等美西方流媒體平臺所表現出的“有限賦權”和市場壟斷等局限性做出積極修正，并以此真正改變當下不平等、不均衡的數智傳播生態。具體而言，深入推進“數智華流”要以轉文化傳播的概念和理論體系指導文化內容生產與平臺建設的實踐創新，探索既相互容納吸收又轉型變異的全球媒介文化新形式，以協同發展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推動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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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學術顧問；梁蕊潔：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4年第2 期】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史安斌，梁蕊潔.轉文化傳播視域下“數智華流”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以ReelShort為例.青年記者，2024(02):86-92.

編輯：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