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關法律師張嚴鋒：走私犯罪中犯罪故意的認定

2017年7月至2018年2月,被告人楊某將從國外購買的奶粉等貨物，以明顯低于正常進口的應繳稅額“包稅”委托A公司負責人李某等人從H省保稅物流中心清關出區，集中運至楊某租賃的W倉庫等收貨地點后，在國內進行銷售。經海關計核,楊某偷逃海關稅款共計人民幣1609586.7元。

爭議焦點：走私犯罪中犯罪故意的認定

張嚴鋒走私犯罪辯護律師團隊提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第二款：走私主觀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從事的行為是走私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明知”，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
（一）逃避海關監管，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進出境的貨物、物品的；
（二）用特制的設備或者運輸工具走私貨物、物品的；
（三）未經海關同意，在非設關的碼頭、海（河）岸、陸路邊境等地點，運輸（駁載）、收購或者販賣非法進出境貨物、物品的；
（四）提供虛假的合同、發票、證明等商業單證委托他人辦理通關手續的；
（五）以明顯低于貨物正常進（出）口的應繳稅額委托他人代理進（出）口業務的；
（六）曾因同一種走私行為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
（七）其他有證據證明的情形。
認定某當事人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觀故意有三種方式：（一）直接證明；（二）間接證明；（三）推定。 在有條件適用直接證明或間接證明方式的情況下，不允許直接或優先適用推定的方式來證明主觀故意的存在。因此上述條文中所述為“可以”認定為明知，而并不是“應當”認定為明知。
張嚴鋒走私犯罪辯護律師團隊提示：

本案中，在案證據材料包含：1、根據被告人楊某的供述，其在做微商之前，曾在其丈夫和李某等人合伙開的L公司做過一段時間的財務工作，該公司做過一些小商品進口，其對一般貨物進出口貿易應有了解；2、后楊某又在成都一跨境電商平臺Y公司以“刷單”的形式購買過大量的進口奶粉、米糊。從調取恢復的楊某與微信名為“十XXX陽”、“從XX欲”及“XXX群”等的微信聊天記錄電子數據分析，楊某明知以跨境電商模式購買進口商品每人每次額度為2000元，每人每年額度為20000元，其作為短期內購買貨值即達四五十萬元的經營性微商，不能享受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其仍向Y公司提供大量其他人的身份信息刷單購買，以達到逃避稅款的目的；3、在“從XX欲”微信告知其“最近風聲緊，清關的不敢送貨，聽說某地抓了30幾個人，清關現在不好操作”時，仍通過海關清關進口貨物；4、為攫取更大利潤，其在尋找、比較后確定A公司李某等人，以更低廉的費用，更省心省力的“包稅”形式，在不足八個月的時間內進口了貨值超過千萬元的商品。
從以上證據證明，楊某明知自已的行為違反國家法律法規，仍逃避海關監管，偷逃進口貨物的應繳稅額，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發生，應認定為具有走私的主觀故意。本案采用直接證明的方式認定被告人楊某具有走私奶粉的主觀故意，并不需要采取推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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