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但毛主席始終清醒地意識到，資產階級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向新政權進攻。他也隨時向侵害共產黨肌體的各種行為作堅決的斗爭。進城前就在西北坡告誡全黨，提出“兩個務必”。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給中央上了一份報告：《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斗年的報告》，報告中說：“從兩個月來所揭發的許多貪污材料中還可看出：一切重大貪污案件的共同特點是私商和蛻化分子相勾結，共同盜竊國家財產。如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醫政處長李延琳勾結私商光明藥行經理叢志豐共同作弊，低價從公家買進，高價賣給公家，投機例把，偽造發票、偷稅、報假賬，總計使國家損失人民幣約61 3億余元(舊幣，下同); 該藥行因此從三年前一個很小的行商 躍而為巨賈，并在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均設有分店。叢對李則逢迎奉承，送禮、請客、化找舞女、代雇廚師，甚至令其妻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還發現投機奸商先以請客、施賄引誘我工作人員上鉤，爾后則以告發威脅其與之繼續合伙盜自國家資材。這充分說明，資產階級、私商對我們干部的引誘、侵襲幾乎無孔不入，而我們的各種制度還很不嚴密。因此，除進一步加強對干部群眾的正確政治教育外，還必須嚴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來的紀律， 堅持貫徹在這次運動中所修訂出的各種制度。”12月20日，華東局在給中央的《關于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中，也提出了這個問題。報告說：“鑒于黨政內部的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從外部勾結而來的，因此，必須注意調查奸商并發動群眾檢查控告不法商人的運動，對證據確鑿的罪大不法商人，亦應嚴加懲處，以便內外配合，徹底肅清貪污分子。

不法資本家在“三反”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引起了各級黨政機關的高度警惕，人民群眾對此義憤填膺。因此，許多地區在私營工商界中開展了配合三反的坦白檢舉活動。 北京市把反貪污和反行賄結合起來，形成了斗爭的兩條路線。1952年1 月5日毛主席看了北京市委《關于三反運動開展情況和繼續開展這運動的意 見的報告》，在他起草的中央批語中指出：全國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辦理，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系而有貪污、行賄、愉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并一切違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沈陽及各省省城大力發動這一斗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對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完成此項任務。請各級黨委對于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項斗個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斗爭看待。”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中，向全黨進一步說明：“在全國一切城市， 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這里已講得很清楚了開展“五反"斗爭的范圍、斗爭的方針和任務。

有一次，毛主席在談到中央為什么做出這一決策時這樣說：“進城時， 大家對資產階級都很警惕，為什么現在有這樣的變化?這可以從進城三年的歷史來看。1950年 半年，黨內曾有一個自發、 半自發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這個斗爭是不妥當的，也是錯誤的。因為當時有臺灣敵人的轟炸、封鎖、土改、鎮反工作亟待去做，應該團結資產階級去向封建勢力進攻，而不是全面出擊，全面出擊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這一錯誤，提出調整工商業。到1951年抗美援朝運動形成，更需要國內的團結一致，一直到今天。在這一年多時間內，大家對資產階級不警惕了。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 因而盛氣凌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 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他還說:“現在出現了 種很嚴 重的情況。一部分，人家打進來;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發搞社會主義，想搞垮資產階級，是不對的：后來，又自發地搞資本主義，資本家向我大舉進攻，也不允許....要整黨內那些買房置地、入股、當董事經理的人，同時也要搞不法的資本家。這是一場惡戰。”

1952年3月23日，毛澤東在批轉《中共中央中南局關于加強私營廠、店工人、店員工作的指示》中，把這次“五反”斗爭的任務及其必須達到的目的又進步具體化了， 提出了八條。

從上述部署看，毛主席并不是把“五反”運動僅僅看做場經濟斗爭， 也是把它看做一場關系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政治斗爭。在運動的指導上，毛主席則再強調要按照《共同綱領》辦事，要掌握一條政策界限，就是違法不違法。民族資產階級在《共同綱領》范圍內的發展，是合法的:離開了這個范圍，就是不合法的。他說：“違法不違法， 對資產階級是一個政治標準。”這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是削弱資產階級，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