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代理制度被稱為信訪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是指在基層單位（比如街道、社區、村居委會）設置信訪代理機構，由基層信訪工作人員、“兩代表一委員”、社工（網格員）或擁有豐富生活經驗的退休黨員、教師、律師等出任信訪代辦員，在征得信訪人的同意下，簽訂信訪委托書，代其向有關部門反映、處理信訪事項。

信訪代理與民事委托完全不同，很多時候信訪受托人會拿著委托人的書面授權書，代為提交信訪訴求，這里的受托人多數為信訪人的近親屬，或者可以稱為利害關系人，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為民事法律關系。信訪代理的受托人僅限于被指定的基層單位和指定工作人員，兩者在代理權限、代理方式、代理范圍也有不同。

通過信訪代理，既可以方便信訪人反映自身訴求，又便于基層單位提前了解信訪訴求，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階段，符合“信訪工作法治化”中的“預防法治化”要求，能夠提高信訪工作的效率和維護信訪活動的有序性，這也與信訪”屬地管理”的規定相匹配。

信訪代理制起始于2003年上海市長寧區司法局推出的人民調解信訪代理“二合一”機制建設【1】，當時長寧區掛牌成立了10 家人民調解信訪代理工作室，借助人民調解網絡，將一部分信訪矛盾通過人民調解先進行前期疏導，在疏導過程中再進行代理，在代理過程中繼續調解，從而讓問題與矛盾在基層中得到解決。根據相關報道，這種創新的方式不僅減輕了信訪機構的負擔，也有效降低了重復訪、越級訪的產生，提升了信訪機構的工作效率。

具體去了解信訪代理，需要從代理內容、代理機構和代理程序等方面去看。

首先是代理內容。信訪代理范圍為《信訪工作條例》第三十一條的規定的信訪事項，對于應當通過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程序解決的事項，不予代理【2】。對于屬于信訪范疇的事項，由代理員代替信訪人去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做好反饋；對于涉訴類等非信訪程序解決的事項，信訪部門通過購買律師服務，免費提供法律咨詢等方式做到釋法說理和引導的作用。

其次是代理機構。有三級代理機構和四級代理機構之分，三級為在區縣、街道（鄉鎮）、社區（村）設立信訪代理站，每一層級配備信訪代理員，四級增加樓棟（村組）一級。如果反映的街道一級事項，由社區（村）代理員代為向上反映并反饋；反映區縣一級事項，由街道（鄉鎮）代理員代為向上反映并反饋；反映市一級事項，由區縣代理員代為向上反映并反饋。

最后是代理程序。對屬于信訪受理范圍內的事項，由各級代理員與信訪人簽訂信訪代理委托協議，隨后進行初步核實，了解信訪基本事實、訴求，再將信訪人訴求和證據材料等向有權處理部門代為反映，有權處理部門收到信訪事項后按照《信訪工作條例》規定程序辦理（15日內受理、60日內辦結），符合簡易程序辦理條件的按照簡易程序辦理，有權處理部門辦結后將辦理結果、回復依據等向代理員反饋并向信訪人出具處理意見書，信訪人對處理意見不滿意的，由代理員引導并代理申請復查、復核，三級程序終結后，代理員將所有過程材料制作工作檔案并歸檔【3】。

選擇信訪代理，相較于信訪人自己去走訪、網上信訪，有什么優勢？

首先是有利于快速化解合理訴求。許多信訪人的訴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對于向誰反映、如何反映比較迷惑。長期以往，事情未得到有效處理還造成了重復訪。大部分的信訪代理員從基層信訪干部、社工、法律志愿者、退休老干部、鄉賢等中選出，社會閱歷豐富，熟悉法律法規政策，便于通過正當程序促進事項的快速解決。

其次是有利于化解心結。我曾遇見一位信訪人，年齡雖然已經80多歲，但穿著整齊、吐詞洪亮清晰，反映退休待遇低的事項，后來經社保部門核查也并不存在漏發少發情形。但信訪人還是喜歡隔兩天來一次接待大廳，也不反映問題，從年輕求學史、婚姻、家庭、職業等多個維度聊自身的過往史，聊完就離開。由于很多信訪人前來反映更多是因為“氣”而不是“事”，代理員通過心理疏導等方式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做好情緒價值引導。

最后是有效督促有權處理部門認真履職。由于信訪部門是“中轉站”，“導醫臺”作用，本身不具有化解問題的職能，因此有效督促職能部門認真履職非常重要。很多事情未做到“事心雙解”，部分原因是職能部門之間互相推諉，漠視信訪人訴求。通過代理員，一者走進職能部門對履職情況依法監督，二者在事項的辦理過程中強化職能部門的責任意識，做到依法依規，三者對跨多部門的訴求充分協調，做到充分辦理。

信訪代理，作為一種越來越普及化的基層治理模式，在“信訪工作法治化”的當下，在化解信訪矛盾化解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1】引自上海基層黨建的探索與創新[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36-38.

【2】、【3】引自中共奉賢區奉城鎮委員會,《關于推行信訪代理制的實施方案》,2020年0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