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5日，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的震撼人心的兒童拐賣一案一審公開宣判：被告人余華英因多次拐賣兒童，被判處死刑。這一案件讓人們關注到拐賣兒童的嚴峻現實。余華英不僅通過拐賣兒童牟取非法利益，更使得17個家庭骨肉分離，痛苦難以言表，有的父母為尋找子女多年顛沛流離，甚至抑郁而終。然而，事件的背后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為何拐賣兒童現象屢禁不止？這不僅是因為“賣”的一方存在，還因“買”的一方的需求。

拐賣兒童的買家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類犯罪的產生。社會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供需效應”：當一種需求存在時，供給便會隨之出現。兒童拐賣之所以屢禁不止，正是因為存在大量對孩子的“非法需求”。這些買家中，不乏因無生育能力或想要傳宗接代的夫婦；有些人認為通過“買”孩子可以建立完整的家庭，而另一些人則對法律缺乏敬畏，認為這種方式可以“走捷徑”來實現心愿。買賣兒童帶來的“供需循環”讓犯罪行為不斷延續。

在一些地方，傳統觀念對拐賣現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的部分文化中，傳宗接代、擁有子嗣被視為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一些無法生育的夫婦而言，收養程序相對復雜且冗長，這讓他們轉向非法手段，認為拐賣來的孩子可以填補心中的遺憾。同時，子女在一些文化中被賦予極高的家庭地位，甚至與個人價值相綁定。這種觀念讓一些人無視法律和道德規范，認為擁有孩子是“家庭的完整”或“人生的成就”，從而讓拐賣現象得以滋生。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的道德決策常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尤其是當人們的行為符合一定的社會“默許”時，違法行為可能就會“正常化”。對于一些買家而言，他們可能誤以為購買孩子是一種無傷大雅的行為，甚至認為只要不被發現就不會對自己產生不利后果。在這種錯誤認知下，買賣兒童的犯罪行為被合理化，法律意識的淡薄加劇了問題的復雜性。

一些家庭或社區甚至默認買賣兒童的行為，并將其視為獲取孩子的“捷徑”，這是因為他們從未真正意識到這種行為對他人和社會的深重傷害。這也意味著，只有當更多人意識到買賣兒童的嚴重后果，并愿意將此視為“不可接受”的行為時，社會氛圍才能改變。

而“幸福幻覺”指的是個體認為自己可以通過獲得某種外部條件來實現內心的滿足或幸福。對于一些無子女的家庭而言，孩子被視為幸福生活的關鍵。那些因無法自然生育而感到挫敗的人，常常將孩子的到來視為一種補償，認為只有擁有一個孩子才能讓生活充滿意義。因此，一些買家選擇無視法律，通過非法途徑“購買”孩子。這種“幸福幻覺”往往蒙蔽了買家的雙眼，使他們忽視了行為的道德和法律后果。被拐賣的孩子、撕裂的家庭，以及社會的秩序，最終成為了他們追求“幸福”的犧牲品。

那么如何打破買賣兒童的惡性循環？在治理兒童拐賣問題上，我呼吁我們社會需要從多個層面加以干預：

1. 加強法律打擊力度

除了嚴懲拐賣兒童的犯罪分子，也應加大對“買家”的打擊力度。社會需要明確傳遞信息：買賣兒童不僅是法律上的犯罪，更是對人性的褻瀆。只有當買家也受到嚴厲懲罰時，市場需求才能從源頭上得以控制。

2. 提高生育和收養的支持

對于無法自然生育的家庭，應提供更多的心理輔導支持和生育援助，并簡化和規范合法收養的流程，幫助他們通過合法手段實現生育需求，從而減少非法手段的誘惑。

3. 加強社會教育，倡導道德與法治意識

社會的價值觀塑造著個體的行為模式，只有當人們普遍認為拐賣行為不可接受、無法容忍時，兒童買賣的需求才可能得到遏制。這需要通過社會宣傳、家庭教育、社區活動等方式，普及法律知識和道德觀念，喚起社會對拐賣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拐賣兒童是這一嚴重的犯罪行為，不僅破壞了無數家庭的幸福，更在社會中植下了仇恨的種子絕對應將其危害列為和毒品罪同一等級。要真正從根本上杜絕拐賣現象的發生，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承擔責任。從買家的心態出發，我們可以看到這背后的心理動因是多方面的，而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社會、法律、文化的共同努力。

拐賣兒童行為的根源在于需求的存在，只有當每個人都對這種犯罪零容忍，拒絕通過非法手段獲得孩子，社會才可能更加和諧。希望大家能從此事件中深刻意識到，法律的邊界不容觸碰，道德的底線不容突破。余華英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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