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幅宣傳畫是畫家彭召民于1965年創作的。主題詞是“半工半讀育新人”。

提起“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一般都會想起，當年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一大批青年才俊，身懷報國之志，赴德國或法國等西方國家勤工儉學的事情。像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富春等，都曾“以工兼學、工學結合、半工半讀”過。毛主席雖然沒有出國勤工儉學，但也曾為組織湖南學生到法國勤工儉學而努力奔走過。

建國后，不再強調學習西方了，我國為何還要實行“半工半讀、勤工儉學”呢？

主要是，1956年，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后，各行各業都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專業技術人員，特別是新建廠礦企業，迫切需要大量中級技術人才。但在此之前，我國的教育基礎比較薄弱，教育規模不能滿足學生的升學需求，并且因為貧窮，許多學生上不起學。經濟不發達，也限制了中小學畢業生的就業安置，學生求學的主觀愿望不太強烈，所以，有一定技術專長的人奇缺。在廣大農村，有文化的農民更是少得可憐。雖然進行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許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但文化程度依舊偏低，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教育基礎薄弱和人才需求的矛盾。

1958年5月，已經改任江西省副省長兼省農墾局長的汪東興，趁到北京參加農墾會議之際，向毛主席談起，為解決墾殖場農民文化程度低、掌握技術有困難的問題，江西部分墾殖場辦起了技術學校，而且凡是辦了技校的地方，農業生產形勢比較好。毛主席聽了非常高興，說道，“這個辦法好！……回去多辦些學校，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于是，1958年6月就有了后來名冠華夏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以下簡稱“共大”）以抗大為榜樣，以墾殖場為基礎，先上馬后備鞍，很快籌辦起來了。8月份，“共大”總校和井岡山、大茅山、油山、黃崗山、云山、南城、高安等30所分校同時開學，有學生11000多人。汪東興擔任“共大總校”黨委書記并兼任副校長。嚴格來說，共大“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的教育形式，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大學。但它既能解決教育資金短缺問題，還能提高學員的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又能培養學員正確的勞動觀念，在當時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辦學形式。

1961年，共大建校3周年前夕，毛主席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寫了一封信，信中講到：“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

1964年8月1日，劉少奇在中央舉辦的相關報告會上講到，“在農村里面辦半農半讀的學校，在工廠里面辦半工半讀的學校。農忙的時候種地，農閑的時候讀書，或者一個星期做工，一個星期讀書。要把這種制度作為正規的勞動制度，正規的教育制度”。

半工半讀學校，通常由大型廠礦企業設立，學生一邊學習一邊勞動，面向生產，服務生產。這種模式不僅解決了學校的經費問題，還培養了學生正確的勞動觀念和實際操作能力。

1964年8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持半工半讀的方向》的短評，肯定了“半工半讀”這一培養“既能體力勞動又能腦力勞動的新人”的新生事物。

黨報短評就是號召，各地紛紛行動，政策非常寬松。只要工廠有師資、校舍和資金，就可以辦學，學生畢業后由工廠自行安排就業。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印發了《中央轉發毛澤東同志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信和江西關于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辦學情況報告》，將毛主席三年多以前寫的信向全黨全國公開，并要求“各級領導部門認真學習研究”。

之后，各類技術學校、工讀學校、農業學校等“半工半讀、半農半讀”之類的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不僅有中等學校，也有高等學校，還有中學和小學！

筆者當年上的高中就叫農業高中，不是國辦，是由公社來辦的，兩年制。課本除語文、數學、政治外，還有《農業基礎知識》和《工業基礎知識》。不過，除農忙假要回生產隊參加勞動外，我們平時并不需要參加勞動。上完高一，恢復高考了。畢業后，再也沒有從事農業生產。

那時的“半工半讀”學校，與今日之技工學校、培訓學校等，在勞動與學習的結合方面相類似，但不同的是，那時辦學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工人、農民文化程度低及教學經費不足的問題，而今日技校為的是解決技工缺乏和學生就業出路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