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鄉愁》之134

曾經你喜歡上一個人，喜歡的死去活來，難以救藥；喜歡到你以為再也不會這樣去喜歡一個人了。

幾年后，卻模糊得想不起來。

原來，所有那些激情、沖動、放不開、舍不得的當下，都會隨著時間，在歲月里悄悄流逝，慢慢消散。

所以，何必念念不忘，何必苦苦執著。

握不住的沙子，不如揚了它。

“叮——叮——叮——”，生產隊的破鐘，又在村子的西北角持續的響起。

三三兩兩的社員們，拎著鐵锨，趿拉著張開嘴的破鞋子，無精打采地往破鐘那里聚集。

對他們來說，日復一日枯燥的田間勞動，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難生涯，早已磨去了他們的銳氣和理想。

額角和臉上的一道道皺紋里，深鎖著多少無奈和心酸；過早灰白的頭發，也是歲月風霜侵蝕的結果。

對他們來說，在生產隊辛苦勞作一年，掙夠期望的工分，分點差不多能果腹的口糧，就已經是最大的愿望了。

在生產隊存在的歲月里，還是有一整套管理方法的。

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農村基層的管理體制分為三級：公社、大隊、生產隊。

就我們的生產隊來說，除了生產隊隊長外，還有保管和會計，這三個人就是生產隊的“官”了，算是農村最基層的“首腦”。

在生產隊的“領導”之外，還有個記分員的“職務”，這也是農村集體化時期生產隊的“干部”之一。

那時，從生產隊長到記分員，都不是脫產的，每天都要帶頭下田勞動。

記分員盡管不在生產隊的“班子”行列，但卻掌管著社員們的“生殺大權”。

所以，有時，也會列席生產隊“領導班子”的一些會議。

那時，社員們干一天活，價值幾何，是以工分來判斷的。

生產隊全部的勞動成果，也都是以工分為依據進行分配。

這就是人民公社時期，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

當時，記工分用的是“自報共議制”，這是跟當時全國的樣板——山西大寨學來的。

生產隊每年進行一次工分評議，先由自己自報應該掙多少分；然后，再由群眾評議。

滿分為十分，掙十分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壯勞力。

一些懶散的成年人出勤不出力，也會酌情降低工分。

衡量一個人是否壯勞力的重要標準，就是要看他出沒出過河工。

沒有出過河工的人，是不能掙滿分的。

之后，依據每人的體力和出勤情況，依次評出等級，最低分是六分。

掙六分的社員，基本都是老弱病殘和老娘們了。

為這事，老娘們也沒少鬧過意見，依據的也是大寨經驗，男女要同工同酬。

不過，最終在我們那里也沒有實現，叫隊長一句話頂了回去：“要不，你也出回河工試試。”

出河工的辛苦，連男人都要扒一層皮，更別說老娘們了。

所以，這下，老娘們們才都沒話說了。

除此之外，也有按件按量計分的。

在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除四害”（蚊子、蒼蠅、麻雀、老鼠）過程中，社員捉到蚊子、蒼蠅每500只記一分；老鼠以尾巴計算，每3條老鼠尾巴記一分；麻雀每2只記一分，雀蛋每5只記一分。

那時候，孩子們很少能吃到雞蛋。

即便一旦摸到幾個雀蛋，誰也舍不得上交生產隊，都是自己悄悄煮著吃了。

然而，麻雀被列為“四害”行列，是很有點冤枉和不服氣的。

但是，當時因為麻雀會偷吃麥田的麥穗，而麥子是農民的命根子，所以也就名正言順地被列為“四害”之一。

有時候，生活就是一面魔鏡，你內心投射給它什么，它就是什么。

至于暑假期間，孩子們幫生產隊去地里收麥子等等類似的活計，記分員也會酌情給大人加一點工分。

記得我小時候，幫生產隊看守地瓜田，每天就可以給我媽的工分上加上兩分。

這些繁瑣的事情，都是記分員來統計、歸納，之后年終時上報生產隊“領導班子”。

經“班子會”商議后，由生產隊的會計匯總、計算后，與保管員一起來分配糧食等。

不在領導“班子成員”的記分員，是一個特殊的“職業”。

因為記分員所記的工分，就是社員量化的勞動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