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從1938年開始,國民政府正式開始實施戰時經濟統制,涉及方方面面。
在物資統制方面,抗戰初期,國民政府頒布了《查禁敵貨條例》、《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禁止進口敵國一切物資,嚴禁軍需和必需物資如鋼鐵、五金及其制品、棉花、糧食、食鹽等出口。1942年5月,又頒布《戰時進出口物品條例》,宣布廢止前兩個條例,規定進口貨物不再以敵偽為取舍標準。凡軍需品、日用必需品,不論來自何國或國內何地,均一律準許進口。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對與軍事工業有關的鎢、銻、錫、汞、鉍、鉬、生絲、茶、桐油、豬鬃、羊毛等產品,以及棉花、紗、布進行統購統銷。對食鹽、食糖、卷煙、茶葉、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對于糧食則實施管制,采取田賦征實,糧食征購、征借。通過征實與征借,政府直接掌握了每年糧食總產量的10%。對工業器材采取存量登記、憑證購買、核定價格、發給運照的辦法,統制的工業器材達200種以上。
通過物資統制,國民政府掌握了關系國計民生及軍需的重要物資,這是全面抗戰得以堅持8年的物質基礎。在保證國內需要的同時,國民政府通過適量出口統制物資,換來了寶貴的外匯。據統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統制物資的出口額達8640萬美元,占戰時出口總額的79.2%。1942年至1945年8月,這類物資共計出口6430萬美元。
物資統制雖有其積極意義,但官僚資產階級卻趁機大發橫財,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例如,物資局規定各棉紡廠按平價統購棉紗,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必須由物資局低價強制收購,高價出售。1942年重慶紗廠一包棉紗的成本為1.3萬元,而收購的官價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為例,1942年收購價比市場價每擔差價為100元,1943年差價竟達1100元,以后差價越來越大,不少民營工廠因此倒閉。
工礦業方面,國民政府出臺了《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強調對戰時必需的礦業、軍需業及電氣業,應由政府辦理或由政府投資合辦;對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工業部門,也應由政府根據需要直接經營;對于無力經營的廠礦,應收歸政府辦理或由政府投資合辦;對于不聽政府調整安排的廠礦,政府有權強行收歸國有。該政策的出臺,使得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發展很快。以資源委員會為例,戰前僅辦廠礦16個單位,到1938年即增至63個,抗戰結束時達118個,分布于電力、化工、煤、冶煉、機械等主要工業部門。
農業方面,國民政府于1938年出臺的《戰時土地政策》中規定,要嚴格編制農業生產種類,設置墾物機關,統籌全國墾物。1942年,國民政府更決定依靠金融機構,全面統制農村經濟。1939年3月,政府的農村合作貸款達1.9億元。政府銀行、合作金庫、合作社對農民的貸款占農村貸款的比重,1938年為27%,1941年為51%,1943年增長為59%。此外,國民政府通過實施田賦征實,統制了糧食。
全面抗戰初期,國統區物價上漲速度較慢,國民政府對物價持放任態度。從1939年開始,國統區物價開始猛漲,國民政府開始采取強制手段平定日用必需品價格。它頒布了《非常時期評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辦法》。成立了平價購銷處,勒令商人按價銷售物品。1940年又頒布了《非常時期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并向各地采購物資,以加強供應。1942年采取“以量控價”辦法來平定價格。
因國民政府掌握的物資有限,物價越平越高。職工工資凍結,物價又不斷上漲。1943年1月,國民政府又采取“限價”政策,但沒有成功。1945年2月,國民政府頒布《取締違反限議價條例》,在限價之外,推行議價,同時試圖以政權力量來限定物價的高漲。但效果有限。
經濟統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國民政府抗戰實力,解決了戰時急需物資的生產和需求。但是,由于國民政府從上到下都爛透了,少數特權階層利用統制大獲其利,以致出現了越統制越不安定的現象,其中尤以金融領域為重災區。
全面抗戰爆發前,黃金可在國統區自由買賣。全面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于1938年頒布了《限制私營黃金出口及運往淪陷區域辦法》。1939年8月,國民政府財政部頒布《取締收售金類辦法》,取締黃金交易,收購民間黃金,征購銀樓業存金。當年11月,又公布《收購生金辦法》,開始大量收購民間砂金。據統計,1938年至1943年,國民政府收購黃金價值約為1億銀元。1943年6月,為應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國民政府宣布黃金可自由買賣,解除前禁,規定由“四行二局”拋售黃金,并開辦黃金存款,以收回發行過多的法幣,穩定物價。至1945年6月,共計回收法幣800億元。
全面抗戰爆發前,法幣由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這四大銀行發行。各省銀行根據需要可發行小面額貨幣,因此全國貨幣并未統一。抗戰初期,這種狀況依舊。1940年,國民政府公布了《管理省銀行或地方銀行發行一元券及輔幣券辦法》,但效果不明顯。1942年,國民政府先后頒布了《統一發行辦法》、《中央銀行接收省鈔辦法》,規定由中央銀行統一發行貨幣。從1943年起,正式由中央銀行統一發行貨幣。
從全面抗戰爆發到1938年3月上旬,國民政府采取的是維持法幣戰前匯率(1法幣元折英鎊1先令2便士半)的政策,無限制出售外匯。這一階段,法幣尚穩定,還未產生黑市。但資金的逃亡非常嚴重,國家外匯基金受到巨大損失。
從1938年3月起,國民政府實行外匯管制。一切外匯收入必須售予國營銀行,不準私人買賣。從這時起到1940年5月初,中國外匯統制的中心仍在上海(中央銀行所核定的外匯數額,80%是供給上海的)。但上海已經淪陷,它的對外貿易國民政府無法統制,出口外匯不能集中到中央銀行以增加其外匯頭寸,造成中央銀行外匯核準金日益減少。外匯供給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機而起,法幣在黑市的匯價開始跌落。
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黑市法幣匯價由14便士半漸漸跌至8便士半。在這種金融形勢下,國民政府一方面堅持已成虛設的1元法幣兌1先令2便士半的法定法幣匯價,另一方面則極力防止黑市法幣繼續下跌。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幣的黑市匯價被中英方面公開維持在8.25便士的水平(1939年3月,中英間1000萬英鎊匯兌平準基金公開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幣匯價仍由國民政府暗中支撐,維持在4便士左右。
國民政府維持法幣黑市外匯的做法,雖維持了法幣信用,但也給日寇套取中國外匯大開方便之門。直接造成中英聯合設立的1000萬英鎊的外匯平準基金(折合法幣約3億元),不到三個月便告罄。
1940年5月初以后,國民政府放棄維持法幣黑市匯價的做法,進而取消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并嚴格限制向口岸匯款,使得后方匯款業務匯入多于匯出,資金大量內流,這對堅持抗戰無疑是有益的。
1941年4月,國民政府先后簽訂了中美、中英平準基金協議。美國出資5000萬美元,英國500萬英鎊,國民政府2000萬美元。三國合作成立中英、中美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該會放棄自由買賣外匯辦法,代之以審核制。
1941年7月,美英兩國同時發布法令,封存了中日兩國的資金,對日實施限制貿易政策。日本在英美兩國被封資金的解封權在英美兩國政府。而國民政府被封資金的解封權在國民政府及中央銀行。兩國還特許14家在華外商銀行及中、交、農三行供應正當進出口貿易的資金。
美英兩國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打著“中立”、“一視同仁”的幌子,而事實上明顯援助國民政府。這對國民政府穩定金融無疑是有利的。
雖然有這些外來援助,但抗戰對中國本就不夠強大的國力消耗巨大,加之國民政府的腐敗,為解決入不敷出的難題,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將濫發紙幣作為解決經濟困境的主要手段。據統計,全面抗戰8年,國民政府共發行紙幣103190億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從法幣發行數額來看,1937年6月為16億元,1945年8月則達到5569億,增加了幾乎400倍。
大量發行紙幣,造成惡性通貨膨脹。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到1941年還可買到一頭豬,到1945年便只能買到一條魚了。物價飛速上漲,造成大批工廠經營困難,瀕臨倒閉,人民生活日益艱難。
法幣的飛速貶值,造成駭人聽聞的外匯黑市交易。抗戰期間,美元與法幣的官價兌換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為1∶85.4,1944年12月為1∶542.2,超過官價27倍以上。
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少數當權者在這種情況下,以官價買進,用黑市價格拋出,大做倒買外匯和黃金生意,頃刻之間即成為腰纏萬貫的暴發戶。
國民政府對外匯的統制,進一步促進了銀行資本的集中,形成它對整個金融市場壟斷。四大家族利用特權,以官價買進大量美元、黃金,以黑市價格拋出,轉手之間牟取了驚人的暴利。
抗戰頭4年,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銀行、宋子文控制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由老蔣本人控制的農民銀行,存款數額約增加6倍,約占全國銀行總存款的80~90%。
又據《中央銀行月報》公布的數字,由蔣宋孔陳四大家家族控制的“四行二局”,其所持有的外幣與黃金儲蓄在全國總儲備中的占比,1940年占10%,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
這些數字表明,外幣與黃金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其斂財手法,由“美元公債案”便可見一斑。
1942年,美國給予國民政府5億美元貸款,約相當于當年國民政府年收入的7.7倍左右。時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決定將其中的3億美元購買美國黃金,并存在美國。用1億美元發行美元公債,剩下的1億美元用于發行美元儲蓄券。這些儲蓄券和公債的發行權,全集中在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銀行手中。
在明面上,國民政府聲稱發行美元公債和美元儲蓄券旨在回籠法幣,穩定法幣幣值。但由于當時國統區通脹率居高不下,普通民眾認為囤積實物更保險,因此認購美元公債和美元儲蓄券的積極性不高。在公債和儲蓄券發行一年時間里,市場銷售額還不到預期的一半。
在這種情況下,孔祥熙動用公權強行攤派。而被迫按1美元兌20法幣官方牌價認購公債和儲蓄券的民眾,往往轉身到黑市上以低于官價的價格回籠現金。孔祥熙掌握這一情況后,迅速調集私人資本在黑市上大量回購公債和儲蓄券,并以此進一步壓價。
待到1943年10月,因國統區通脹嚴重,美元公債和美元儲蓄券黑市價格不斷拉高之時,孔祥熙卻宣布剩下的公債和儲蓄券均由中國銀行購入。接下來,孔家通過開設大量的假賬戶,從中國銀行手中按最初發行價買進大量公債和儲蓄券,轉手到黑市上高價倒賣。這一進一出,孔家不費吹灰之力,不知撈了多少真金白銀。
孔祥熙
當然,發這種國難財的并非只有孔家,其他三大家族以及國民黨高層,也“各顯神通”地在這場金融“盛宴”中狠狠撈了一筆。待到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國民政府哪怕假模假樣,也得在臺面上給民眾一個交代時,也不過是讓孔祥熙辭職了事。
諸如這樣的事,在全面抗戰期間遠不止一起兩起。日本侵略令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損失。但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國民黨高層,在此期間他們的個人資產卻逆市膨脹不知多少倍,遑論抗戰勝利后令人發指的“劫收”了。
杜魯門
所以,美國總統杜魯門才會說出那句令“果粉”啞口無言的話:“他們(指以蔣宋孔陳為代表的國民黨高層)全都是賊,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蔣介石的38億美元中偷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些錢,把它投資在圣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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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后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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