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華爾街日報記者張彤禾,第一次來到東莞。
當時,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工廠,差不多已經開了20多年。她去了東莞的第一家外資工廠。一家叫太平的手袋廠,來自香港。
除了太平,還有很多奢侈品皮具代工也在東莞。慧達手袋、勵勤皮具、衛仕皮具,做的包袋品牌,都是:
Gucci、Prada、Dior、Burberry……
這類工廠做的事,大多相似。他們把香港運來的材料做成成品包袋,再運回去。最后,這些包袋會掛進品牌商店的櫥窗,出現在世界各地。
這樣簡單粗暴的加工,讓太平在第一年就賺了到一百萬港幣,并開啟了中國消費品批量生產的啟蒙期。
太平的方式很快被復制。東莞32個鎮,每個鎮子都搶占了一門制造領域。大朗做毛衣,厚街做鞋子,長安做電子,寮步開三星工廠,南城就做:
諾基亞基地。
一家叫裕元的制鞋廠,老板夫婦倆來自臺灣。這是東莞最大的加工廠,幾乎包攬了全世界三分之一份額的運動鞋。都把生產環節放在這里的品牌,包括:
耐克、阿迪、銳步、彪馬和亞瑟士……
張彤禾把自己的所見所聞,都寫進了專欄里。歪果仁這才意識到,東莞裕元這些中國工廠,能夠擠進國際分工,成為生產鏈的關鍵在于——他們擁有一套垂直整合的模式。
裕元做一雙鞋子,從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斷、縫紉、組裝成品,全都在東莞這幾家分廠里搞定。
一開始,裕元做一只鞋子還需要至少25天。他們只用了四年時間,就讓這個過程變成了十個小時。
在中國工廠亮相之前,深入歪果仁消費觀的,是涇渭分明的原產地。
時裝和皮鞋,得是意大利制造的;法國和美國的產業優勢,是包袋;手表必須是瑞士產的;土耳其做牛仔褲最先進。
在那時,幾乎沒有中國工廠意識到品牌和品質的重要性。很多工廠和政府的KPI,都是實打實的數字。
小工廠會為了節省成本,干脆把廠房搭建在鐵皮棚子里。政府也無心孵化和引導產業,甚至都沒辦法認識所有工廠。在東莞,就算是一天查一家工廠:
也要花上50年。
裕元鞋廠這樣的大型工廠,即使憑規模贏得了效率的優勢,但仍然甩不掉代工的底色。企業管理落后,甚至還會動用玄學。
臺灣來的老板娘,每個工資日除了拎著皮包發現金,最重要的事是繞著工廠拜佛求福。
2006年后,人工、關稅、匯率各種因素疊加下,裕元這樣低成本加工廠就撐不下去了。但東莞模式,像野草一般,在全國各地瘋長。
那些從世界各地轉移而來的產業,在適宜的稟賦地帶圍攏、聚集。中國的產業帶,就這么出現了。
金華的小商品,順德的家電,杭州廣州的女裝,寧波泉州的男裝,南通的床上四件套,河北安定的紙巾。
河南許昌,生產全國50%的假發;浙江江山,生產全國65%的羽毛球;江蘇丹陽,生產了全國75%的眼鏡;河南虞城縣,生產了全國85%的鋼卷尺。
1982年,制造針頭線腦、衣服玩具,才剛成為寫進文件的經濟任務。二三十年后,中國大多數鄉鎮城市的命運,已經和某種消費品牢牢地綁定在一起。
1
2011年6月,重奢品牌PRADA準備在香港上市了。
直到看到白紙黑字的招股書,人們才知道,這些動輒上萬元的昂貴包袋,大多是時代皮具工廠里的產品:
MADE IN 東莞厚街。
當時,除了東莞,在深圳和中山,還有一大批為PRADA生產手袋和鞋子的代工廠。為了管理龐大的廣東代工廠體系,PRADA甚至開了一家全資公司:
普拉達貿易。
上市后,PRADA立下軍令狀,要撕掉質量差的標簽。在他們心目中,代工廠就是質量差的代名詞。但高管們看到報表才發現,每年因質量返修的手袋:
意大利產的比例,遠高于中國產。
在廣東工廠,人力成本更低,產品檢驗都是100%必查。在意大利就不一樣了,因為工人少,只能抽查。
同一年年底,時代皮具也上市了。但代工奢侈品,在資本市場不是個好故事。老板干脆花了60萬歐元,買了一個歷經35年的意大利牌子。
時代皮具面對的,是無數中國工廠共有的難題。比如,浙江杭州的盛宏服裝,專門為Armani品牌生產外套和襯衣;杰尼亞等品牌男裝的背后,是溫州企業夏夢。
但它們想要擺脫代工廠的包袱,從幕后走到臺前,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品牌。
最近幾年,人們為這群工廠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名字:
白牌。
區別于大牌,白牌撐起了中國制造業最純粹的中堅力量。講究設計和品牌的日本,商人堤清二在80年代就意識到白牌的潛力。于是有了無印良品。無印良品名字翻譯過來就是:
沒有牌子的優質商品。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階段,無印良品喊著我是白牌我驕傲。它們率先成了世界的白牌,成為祛魅大牌的排頭兵。
2015年,無印良品在中國賣了近30億。當年,咨詢機構麥肯錫做了一個調查。在中國,各類供應商的數量超過日本的五倍,制造業的工人,超過了1.5億。
但在以牌子論價值的年代里,白牌工廠一直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它們被有意地忽略了。
等到人們注意到白牌,已經是2018年了。那時候,電商走在火熱朝天的半道上,殺出了一個拼多多。
同時,人們也開始回過神來,白牌的宇宙盡頭,其實就在中國工廠里。給無印良品代工的,是做毛巾的南通大東、河北華恩,做收納盒的臺州利客來,做分裝瓶的浙江駿豐。
2018年底,作為平臺的拼多多,開始了一項新品牌計劃。在這之前,他們已經嘗試合作了做生鮮農產品的白牌商家。成功之后,才謹慎地把經驗復制到工業制品上:
萬物皆可拼多多。
從拼多多開始,一個全新的消費時代出現了。貼牌、代工不再是行業諱忌。
在新能源車領域,李想就撕過豪華車的底褲。他說,選裝的高端汽車音響品牌,不研發軟件、不生產硬件,設計喇叭,甚至連調音都懶得做:
只是授權貼牌而已。
從收納盒到汽車音響,沒人能逃得過真香定律。不是大牌用不起,而是拼多多更有性價比。
2
2007年后,在成本邊緣試探的港資加工廠,率先倒下。一鯨落萬物生,當地很快長出了專業分工的小廠子。
精明的工廠主們發現,只做一個生產步驟,規模不用很大,小廠反而是效率是最高的。但前提是,這些小廠必須都圍聚在同一個地方,才能保證生產高效運行。
類似的策略,曾經讓服裝巨頭ZARA擁有了快準狠的核心競爭力。
在西班牙拉科魯尼亞的生產基地,ZARA總部周邊連接了20多個染色裁剪中心,還有400多家小工廠和家庭作坊。
為了達到一體化供應鏈的目的,他們甚至打起了地道戰:
挖空地下的方圓200英里。
在地下,他們架設了傳送帶網絡。一旦有新訂單,面料、輔料、裝飾品就會通過地下網絡送達終端制作成品。
同樣是服裝產業帶,廣州得到的,遠遠不止是生產管理的優勢。像廣州、杭州、義烏這些城市,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產糧區。
這是一個在物流體系里的概念。意思是快遞發貨量最多的城市,相當于物流界的北大倉——幾乎養活了整個快遞行業。
很長一段時間,義烏憑著盛產小商品的產業優勢,成了物流的絕對洼地。用規模打下快遞單價,低價繼續吸引更多電商,把發貨倉建在這里。
有了物流成本的絕對優勢,這批南方商家把精力都投入了爆品打造。他們鉆研千禧一代,用6G網速沖浪,只為了第一時間搶占爆款。
但在數百公里外的河北,悶聲不響,把快遞費打到了2塊出頭。幾乎離杭州只剩下一兩毛的差距。
人們這才發現,光是河北高碑店的白溝鎮,一年快遞量就超過了2.5億。在這之前,河北這樣的地方,是絕對的非產糧區。
兩座稟賦差距甚遠的城市,就這么上演了一場龜兔賽跑的故事。
大多數河北小商家,人生的電商初體驗,大都在拼多多。他們手握低價優勢,在拼多多學到了獨有的生存智慧。拼多多起量快,帶來規模效應,也促成了非產糧區的逆襲。
3
2019年10月,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
一開始,是美國記者暗訪發現,亞馬遜上有賣黑名單工廠的產品。事情爆發后,人們要求亞馬遜:
公開自己的供應鏈。
亞馬遜當時做自有品牌已經整整十年。他們做電池、濕巾、美妝服飾,拿下了上百種品類的市場份額。
但那時供應鏈仍然是一件諱莫如深的事情。亞馬遜婉拒了人們的要求。
美國人民憤怒的情緒被點燃了。在重壓之下,亞馬遜趕在當年圣誕節前一周,公開了自有品牌的制造工廠名單。上面不僅有企業名稱,也有具體的地址、國家和地區。
當時,亞馬遜也已經是一家歷經25年、市占率超43%的老牌電商企業了。即使美國有著成熟悠久的電商市場,對供應鏈透明化的監管,還幾乎為零。
黑工廠事件后,一家獨大的亞馬遜,決定投入數十億刀,來監管自家網站上的產品。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2022年,亞馬遜知難而退,開始大幅削減自有品牌的商品規模。這么做,還是為了減輕監管的壓力。
到現在,亞馬遜干脆就錨定了倉配體系。這是亞馬遜一家獨大的競爭壁壘,做了已經有20多年了。
2000年那會兒,亞馬遜決心開始挖自配物流這條護城河。那時正是互聯網泡沫破滅,沒辦法拓展業務,只能慢下來做些需要耐心的事。
五年后,亞馬遜終于憋出了大招,付費Prime會員,支持兩天內送貨上門。那會兒,淘寶網才剛成立一年,京東商城也剛露面。
成立三年后,京東做出了亞馬遜五年磨一劍的事情。而通達系五家快遞公司,也在一片草莽之中,共同建起了一套物流基礎設施。
2019年,一心挖河的亞馬遜,硬是把自己做成了美國第四大快遞公司。幾乎同時,初出茅廬的拼多多,在阿里、京東當中不僅擠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間,還光速進入了GMV萬億俱樂部。
要知道,萬億GMV這道分水嶺,阿里和京東分別用了10年和13年,而拼多多只用了:
不到5年。
與亞馬遜完全相反的是,拼多多們用上的,都是完全開放的物流體系。也是在快遞公司的競爭中,物流拿出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配送服務。
站在物流的同一起跑線,拼多多、抖音、快手這樣的新晉平臺,有了差異競爭的機會。
不僅僅是物流基建,電商生態的方方面面,監管、支付,乃至包括前段時間討論很多的僅退款規則,都是大家伙兒共同摸索出來的。
僅退款的初衷,是當初為了給白牌商家剔除山寨假貨。也正因為擊中了消費者的痛點,淘寶、京東也很快跟進,最終,僅退款演變成為電商標配。
拼多多剛上市時,創始人說,拼多多其實是:
時代的產物。
4
拼多多炙手可熱的那一年,人們開始廣泛用上了一個接頭暗號:
平替。
在制造大省廣東,務實精明的當地人最喜歡用平、靚、正,形容那些稱心如意的消費品。可以說,生產力和消費力,在張彤禾造訪的25年后,終于找到了雙向奔赴的默契。
相似的趨勢,日本學者三浦展在十年前就總結出來了。人們開始剔除品牌溢價,反向追捧便宜的好東西。一種全新的消費觀開始了:
實用主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費觀。放在90后和00后身上,平替消費觀已經深入人心。
瑞幸是星巴克的平替,完美日記是歐萊雅的平替,就連國慶假期的旅行,也在用小縣城平替五A景點。
即使是靠著性價比崛起的優衣庫,也失去了絕對的競爭力,淪為被平替取代的對象之一。
羽絨服昂貴,年輕人就沖向軍大衣。保暖效果也能媲美波司登。
26歲的店主孫晗,就專門在拼多多上賣軍大衣。孫晗老家在石家莊市藁城區,那里有一大批專門生產軍大衣的工廠,是名副其實的棉衣產業帶。
一件1.2米長,加厚加長的軍棉大衣,靠著源頭工廠自產自銷,孫晗賣的價格不到100塊錢。
去年冬天寒潮來襲,孫晗的店一度被擠爆了,軍大衣斷貨又斷碼。而石家莊的工廠們,清一色地在加班加點:
縫紉機踩到冒煙。
最終,這些軍大衣都被送到了大學宿舍的地址。
同樣的劇本,也在國產沖鋒衣、國產瑜伽褲等品類上,一遍遍上演。拼多多上的白牌商家,開始揚眉吐氣。
2001年,電影大腕用的精辟臺詞還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貴。
23年后,這句話,已經像隔了一個世紀那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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