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企業史研究”公眾號曾陸續刊登了四位青年學者（曾召金、吳赟、陳弢、曹寧）參加往屆日本經營史學會（BHSJ）、歐洲企業史年會（EBHA）和美國企業史年會（BHC）的感悟。本期公眾號繼續刊登林盼老師參加第60屆日本經營史年會的心得，以饗讀者。為強化企業史的國際交流，拓展學術視野，公眾號將持續刊登中外各類重要學術會議的概況，歡迎與會學者們賜稿！

2024年10月26-27日，我受邀參加了第60屆日本經營史年會（The 60th Congress of the 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of Japan）。按照網上的公開資料，日本經營史學會作為主流學會，現有會員700余人，根據區域在日本全國分為三個部會，每年在全國范圍內舉行一次年會，關東和關西的大學輪流當東道主，偶爾也會在北海道和九州的大學舉辦。我曾在2022年于線上參加過第58屆日本經營史年會的討論，當時是由關西大學主辦。2023年12月，第59屆年會離開關東和關西，在位于九州的熊本學園大學召開。2024年的年會屬于第60屆。中國人有“逢十”大辦活動的傳統，想必一衣帶水的鄰邦也有類似習慣。此次年會放在了聞名遐邇的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舉行，具有鮮明的“慶典”意味。

東京作為日本最重要的對外交通樞紐，在東京大學舉辦的會議，也吸引了不少日本之外的學者參加。從2018年第54屆年會開始，經營史學會就每隔兩年在年會中專門設立國際板塊，接受海外的參會論文。此次年會也不例外。據統計，第60屆日本經營史年會共有30篇日文發表和25篇英文（均經過大會組委會的評審而采納），另外還有5篇主旨發言，包括3篇日文和2篇英文。也就是說，英文發表的數量將近一半。在英文發表的學者之中，部分是在日本求學或工作的學者，主要來自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名古屋工業大學、明治大學、獨協大學等日本學府；也有來自美國哈佛大學、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英國伯明翰大學、諾森比亞大學、薩里大學、格拉斯哥大學、荷蘭烏德勒支大學、伊拉斯姆斯大學、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韓國忠北大學、首爾大學、嘉泉大學等日本之外院校的學者。我很有幸，是唯一一位來自中國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

我能夠參加此次年會，需要感謝名古屋外國語大學吳赟老師的支持幫助。今年4月，當時還在日本周南公立大學任教的吳老師在國內的中國企業史讀書會群發布公告，提到日本經營史年會將在10月下旬舉行，并設置英文交流板塊，提醒有興趣的研究者按照要求提交論文。我就此事咨詢了吳老師，她鼓勵我向該會投稿，把握發表的機會。5月中旬，我以“計劃經濟時期上海社區勞動力管理的制度邏輯”為題，形成了一篇8千字左右的英語文稿投給該學會，6月收到通知有幸入選。8月，經營史學會發布議程，同時向參會人員發出邀請函。在辦完一系列手續之后，我拿到了赴日簽證，得以參加此次盛會。

10月26日，我一早前往位于文京區的東京大學。東京大學是亞洲最頂尖的學府之一，從該校誕生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達11人，培養出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著名校友。我在十年前曾去過東京大學，不過當時是晚上來校，所以看不真切。這次是白天來校，且出門較早，因此有時間走走看看。我從上野不忍池一路西行，經過無緣坂，到達“鐵門”，然后進校。一路看過來，東京大學建于大正和昭和初年的建筑比比皆是，最有名的當數安田講堂。歷經百年的風雨，這棟由日本建筑大師內田詳三及其弟子岸田日出刀設計的大樓，依然巍峨挺拔，讓人感受到歲月沉淀下來的獨特氣質。由內田詳三設計的建筑，在東京大學的校園內隨處可見，其主要特征是尖頂、尖拱門和尖角墻壁，既有濃郁的西洋風格，又有日式的審美品味，體現出“內田式哥特建筑”的特有魅力。

第60屆日本經營史年會的舉辦地在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的大樓。樓的邊上就是著名的“赤門”，是東京大學的地標。據說在日本江戶時代，藩王娶妻建赤門是一種習俗。東大的“赤門”是1827年江戶時代藩主迎娶德川家康將軍女兒所建，經歷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洗禮，屹然不倒。日本人常說的“跨入赤門”，意思就是指被東京大學錄取。

10月26日上午沒有我的發言，因此我就在英文panel里聆聽同行的發言。我先后聽了京都大學于夢醒博士、諾森比亞大學邁克爾·黑勒（Michael Heller）教授、丹麥韋斯特芬博物館尤爾根·布查特（J?rgen Burchardt）館員、薩里大學埃里克·戈爾森（Eric Golson）教授等研究者的報告。其中，于夢醒博士關于中國造紙業歷史發展的報告，與我的研究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她主要比較了改革開放前后造紙行業管理架構的變遷特征，認為1978年之前借鑒蘇聯的經驗，政府部門之間條塊分割嚴重，不利于行業發展。而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本土紙張的需求量與日俱增，造紙業在外向型經濟的推動下，充分利用市場的積極效應，引進大量先進的造紙機器，并采用循環技術，將廢紙“變廢為寶”，使得在森林環境得到充分保護的前提下，中國實現了造紙業的跨越式發展。

其他的發言者也各有特色。黑勒教授系統介紹了英國二戰之前企業的內容營銷策略，認為這種靈活多變的宣傳手法在16世紀已經出現，20世紀初的例子包括寶潔的肥皂劇、殼牌的道路指南和米其林星級餐廳等，在今天借助新型的技術手段，起到了更為“轟炸”的效果，他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問題：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內容是一種營銷工具，營銷手段又如何與銷售和廣告相結合的？布查特館員詳細介紹了丹麥交通行業道路標志的演變過程，著重講述道路標志的審查部門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使得原先各自使用、紛繁復雜的標志逐漸形成全國性的標準，得以廣泛使用。戈爾森教授研究戰爭與商業活動的關系，提到戰爭既有可能影響商業活動的正常開展，也可能在一定條件下成為大規模經營的“催化劑”，他通過案例具體陳述這一觀點。這些研究者普遍提到，這次提交學會的論文，都是最新的成果。

邁克爾·黑勒（Michael Heller）教授正在演講他的關于內容營銷論文

10月26日下午，經營史學會設置了“主題發言”板塊，由大阪大學經濟學部東澤（Pierre-Yves Donzé）教授主持，先后由英國伯明翰大學斯蒂芬妮·德克爾（Stephanie Decker）教授、一橋大學和東北大學酒井健教授、橫濱國立大學竹內良介教授、法政大學韓載香教授、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馬塞洛·布切利（Marcelo Bucheli）教授等學者講述，內容涉及作為一種方法論的歷史想象、1951-2000年日本助理護理的經驗、20世紀60年代至2010年代日本早餐谷物市場的發展敘事、日本朝鮮族企業的動態、政治環境變化對企業戰略和組織形式的影響等議題，既有方法論的介紹，也有具體案例的分析，令聽者無不受益。會議主辦方還貼心地為聽眾準備了英語和日語的同聲傳譯，讓不懂日語的人也能了解他們的報告主旨。

（斯蒂芬妮·德克爾（Stephanie Decker）教授的Keynote Speech）

晚間，會議主辦方組織了“懇親會”，這是以交流為目的晚餐會。晚餐會以自助形式進行，參會者自取食物之后，在邊上的桌椅與熟悉的或是剛認識的學者進行交流。比較下來，這種“懇親會”比國內吃桌餐要有效率，可以自由選擇聊天對象。我參加這種方式的交流還是第一次。除了邀請者吳赟教授之外，其他的學者都是第一次認識，這在我參加的所有會議上還是第一次。再加上我的英語不能算非常好，自由交流略有障礙，且發言放在第二天，對于絕大多數的學者而言都屬于陌生人，因此和我交流的學者不算多。

經營史學會會長·粕谷誠（東京大學教授）在懇親會上致辭

10月27日上午，我在我所在的板塊做英語報告，系統講述了計劃經濟時期上海社區勞動力管理的制度邏輯。我提出，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視為一個管理生產函數的系統，主要涉及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這決定了企業系統在實現生產過程中個人技能和組織職能之間的最佳協調方面比市場提供了更高的效率。但是，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工業生產并不局限于企業，而是通過制度設計，由城市社區組織管理。街居作為關鍵部門組織勞動力發展生產，其中的核心要義就是“組織起來”，通過對基層社會單位化、制度化的建設，將街道生產納入國家“大工業生產”的整體經濟計劃。城市街道既能接收原先由單位承擔的社會服務保障功能，也能給市場領域出現的新型組織提供生存土壤，為經濟轉型和體制改革奠定良好基礎。對城市社區管理生產問題進行研究，有助于從歷史角度了解中國城市的治理經驗。作為我的報告的評議人，京都大學黑澤隆文教授從資料的豐富性方面對我提出疑問，還有聽會的學者向我詢問勞動者的心態變化。我進行回應，討論氛圍熱烈。

我所在的板塊，還有兩位學者做了報告。其中，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助理教授平田康治討論了1949年之后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發現從中蘇交惡之后，日本就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這既是中國尋求技術引進的原因，也是由于日本在這一階段推進收入倍增計劃，需要海外市場的結果，一系列中介企業則在中日貿易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韓國忠北大學博士生金圣美（Seongmi Kim，音譯）主要論述韓國IT企業近年來的發展情況，認為幾家立足于韓國本土的搜索引擎、社交媒體在市場規模受限的情況，采用各種經營策略進行發展。此外，還有荷蘭伊拉斯姆斯大學本·瓦布斯（Ben Wubs）教授討論二戰之前歐美的稅收制度改革、京都大學史蒂夫·歐文（Steven Ivings）博士采用日本和中國檔案論述明治維新前后日本面臨的國際環境對其商業活動的影響等議題，與會者都感到頗有收益。

（平田康治博士的發表）

10月27日下午，年會繼續。吳赟老師擔任評論的板塊共有三篇論文。荷蘭烏德勒支大學布萊恩·波文斯（Bram Bouwens）以糖、礦產、紙張、啤酒等行業為例，結合荷蘭具體的歷史背景，討論荷蘭企業如何制定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證明深度轉型模型（Deep Transition model）是檢驗可持續變化系統性的重要框架。美國哈佛大學薩馬·馬馬多瓦（Sama Mammadova）論述13-15世紀意大利方濟會的道德經濟觀如何在中世紀基督教關于高利貸和貧困教義的背景下解決可持續性和風險問題的，所給出的案例monti di pietà作為現代小額信貸系統前身，有效解決了中世紀意大利窮人在金融方面的需求，為當今的道德銀行實踐提供了一個引人入勝的歷史先例。來自韓國嘉泉大學的田城旼（Seongmin Jeon）和首爾大學的金相淳（Sangsoon Kim，音譯）合作的論文回顧了游戲產業商業模式的演變過程，還比較了亞洲、美國和歐洲的不同商業模式，為消費者偏好和監管方法的區域差異提供了廣闊的視角。這些論文各有側重，既有量化分析，也有案例比較，體現出行業史研究的多樣化特征。

（Ben Wubs教授正在對評論J?rgen Burchard 和Eric Golson的發表進

除了上述英文發表之外，我簡單看了一下日語板塊的學者所關心的議題。對比之下，感覺日本本土的學者更注重單個行業或企業的發展過程，尤其是“明星企業”的制度設計和管理理念，例如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東京電燈株式會社、稻岡商店、三菱重工、三重縣百五銀行等，時間也多集中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期和戰后的高速增長期。我在日本書店里也發現，日本的多家“明星企業”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從各個角度加以描繪展示。這一點也和日本同行的研究不謀而合，他們也認為，“隨著產業史研究的發展，日本的經濟史學者越來越關注個別企業的發展史，這也從另一面導致了經濟史與經營史的重疊”（參見林彥櫻、井澤龍《日本“產業經營史”研究的源流》，收入林立強、武亞軍、郭毅主編：《當企業史遇見管理學：全球視野與中國經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206-223頁）。這樣的研究設計會使得問題更聚焦，更能呈現細節特征，但對于企業內部資料的要求更高，不能只是在外圍“盲人摸象”，而是要有渠道進入現場，甚至形成“內部人視角”。我比較好奇的是日本企業界和學界之間是怎樣的互動模式，學者如何進入企業，和企業形成互信，進行資料搜集和對外披露？日本的全盛時期出現的那些“明星企業”，至今仍然頭頂光環，熠熠生輝，與學界的研究和宣傳密不可分。這種“商學關系”值得借鑒和思考。

另外，這次在日本的幾天，我也在東京走走看看。這是時隔近五年之后，我再次在日本“上陸”，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之前曾走過的街道、市町，多數仍沒有改變，超市還是那個超市，舊書店也還在那個街角，山手線依然那么擁擠，忠犬八公周圍同樣人頭攢動。陌生的地方也是數不勝數。例如，中國大陸的游客明顯少了，歐美的游客比例猛增；便利店里面日本服務員明顯少了，移民服務員的數量增加了。更讓我感覺“異樣”的是，這次在東京看到的工地數量，是之前幾次的總和。尤其是東京南部品川站的周圍，吊車林立、機械轟鳴，一片繁忙的建設景象。此前曾聽人說，日本正在進入又一輪投資擴張的周期，“大基建”時代即將來臨。這樣的論斷是否成立，目前來看有待檢驗，畢竟日本國內可供開發的土地已很有限，且絕大多數縣市的人口呈持續凈流失狀態，僅有幾個都市圈的人口數量增加，但像東京都市圈本身的發展已接近飽和，很難再有多余的空間進行“大基建”。但是，至少從目測來看，日本對于國土開發利用的熱情，確實比之前有顯著提升，這或許與海外資本的投入有關。總之，這次在日本參會和走訪，收獲頗豐，可謂滿載而歸。

（一點變化都沒有的舊書店）

（大興土木的品川站）

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作者簡介：

林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資本論》研究室副主任。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曾在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流動站工作。主要研究領域：新中國企業史、歷史社會學。在《中共黨史研究》《開放時代》《中國經濟史研究》《史林》《史學月刊》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五十余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期刊》等轉載多篇。出版專著三部，整理出版《蔣維喬日記》，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研重大項目等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