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書院位于西安市書院門街,始建于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由陜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地方大員為大儒馮從吾講學所建,是明清時期關中乃至西北地區極具影響力的書院,云集了一批著名學人在此主持講學,培養了一代代文人才俊,代表了陜西教育發展的最高水平,為陜西文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關中書院應勢改為陜西師范學堂,從此步入陜西近代教育的行列,如今是西安文理學院的校區之一。
01
晚明關中書院的創建
明清時期,全國各地書院林立,僅就陜西書院而言,其規模也大大超越了前朝。據學者統計,明代陜西共有書院61所,其中新建55所,大多初建于弘治、正德、嘉靖、萬歷時期。清代陜西書院共有218所,新建192所,其中,僅乾隆時期即新建書院76所。
在這些書院中,由明代大儒馮從吾創立的關中書院,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獨特的辦學宗旨、巨大的社會影響,一度躋身于全國四大書院之列。明代御史張訥曾說:“海內之為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州。”可見關中書院時已成為明代享譽天下的著名書院。
學術界對關中書院在明清時期的歷史傳承及其講學活動、學術主張、社會影響、教育貢獻等相關情況的研究,較之于經濟發達的南方地區書院文化研究,則顯得較為薄弱。如趙所生、薛正興早在1995年主持編寫的《中國歷代書院志》(江蘇教育出版社)中,就匯集了全國各地書院相關資料115種,內容包括書院志、書院章程、課藝、書田志等,為中國書院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系統豐富的歷史文獻,然而,其中僅收錄了關中書院創院山長馮從吾的《關中書院語錄》一篇。
之后,陳谷嘉、鄧洪波于1998年主持編撰的《中國書院史資料》,其中僅收錄了《續修陜西通志稿》卷三六“關中書院”以及馮從吾《關中書院記》兩條。此外,關于關中書院的專論亦不多見。究其原因,與清代道、咸以降西北地區兵燹不斷、文教難以振興和經濟落后等原因相關,以致西北地區書院相關文獻資料存世甚少,極大地影響了關中書院文化研究的深入。
▲西安書院門內街景
近年來,西安文理學院作為關中書院主管單位,深刻地認識到挖掘整理關中書院歷史文化意義重大、責任重大,認為這既是傳承文化的需要,也是學校發展和服務社會的需要。該校十分重視書院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于2018年11月成立了“關中書院歷史文化挖掘整理委員會”,并組織專家團隊,系統收集、挖掘關中書院的文物和歷史遺存,整理點校關中書院的文獻資料。
經過五年的努力完成了《關中書院叢書》的編撰,并于2023年5月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關中書院志校注》一書,對關中書院從創建至近代改制三百年間的歷史發展進行總結,這對系統梳理關中書院發展脈絡,推動關中書院的歷史研究和書院文化建設研究的深入,無疑具有積極的作用。
關中書院的創立者馮從吾是明代關學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學術生涯中,講學是他的學術思想和社會活動的亮點。他曾說:“開天辟地,在此講學;旋乾轉坤,在此講學;致君澤民,在此講學;撥亂返治,在此講學;用正變邪,在此講學。學者不可作屑小事看。”為了繼承儒家道統,端正世道人心,培養傳道濟世人才,改變晚明日漸頹廢的社會風氣,他創辦了關中書院。
關中書院一經創立即不同凡響,不僅影響陜西和西北,而且影響擴大到全國。馮從吾在關中書院講學近十余年,親自制定了《學會約》《關中士夫會約》,提出了“崇真尚簡,務戒空談,敦實行”的學會宗旨。為了方便大家理解記憶,他把《學會約》簡化為通俗易懂的《諭俗》:“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
▲西安書院門內街景
馮從吾還為書院學生制訂了學規,稱為《士戒》,共二十款,以規范學子們的行為,宣示了書院的學術文化主張。其所論之事,除基本行為規則之外,還涉及講學過程中力求誡勉的一些細微之事。這不僅繼承了張載以來關學躬行禮教、不尚空談的學術宗旨,還形成了關中書院尊儒尚禮、篤實踐履的良好學風,并對關中的諸多書院起到引領潮流、典型示范的作用,這對關中民眾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人格養成和文化心理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02
清代關中書院的復興
明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等令拆毀天下書院,指派黨羽喬應甲入陜搗毀關中書院。書院遭此劫難,馮從吾飲食俱廢,后于天啟七年(1627年)二月離世。自是關中書院罷講達四十余年之久。
清康熙三年(1664年),陜西巡撫賈漢復等委派西安知府葉承祧對關中書院重加修葺,并于康熙五年(1666年)延請“關中士人領袖”“粹然儒者”王宏撰(1622年—1702年)主講書院,一時英俊云集,稱為盛事。時距馮從吾講學絕響已四十年矣,后人評價其“倡始之功,尤不可沒也”。
康熙十二年(1673年),陜西總督鄂善再次敦延“一代真儒”李颙(1627年—1705年)主講關中書院。李颙早年受馮從吾影響甚大,嘗言“余生平遍閱諸儒先理學書,自洛、閩而后,唯馮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醇正,字字切實,與薛文清《讀書錄》相表里;而《辨學錄》《善利圖》《講學說》《做人說》,開關啟錀,尤發昔儒所未發,尤大有關于世教人心。”“方謀為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地方當局拔各郡俊士于其中,地方督撫道縣以及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無不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盛況空前。
為更好地發揮書院的教化功用,李二曲確立了書院的講學宗旨,強調要“立人達人”“移風易俗”“撥亂返治”等,并把馮從吾以來關中書院的教育理念和傳統具體落實到了書院的講學實踐中。他親自厘定《關中書院學規》與《會約》,為書院的日常活動制定了章程,以約束禮儀,整肅身心,于是關中講學風氣為之一振。時人贊曰:“自少墟后,講會久已絕響,得先生起而振之,力破天荒,默維綱常,一發千鈞。”李二曲以其淵博的學識,成為清初具有全國性影響的關中學者,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海內三大儒”,是清初關中書院歷史上影響極大的學人。
繼李二曲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陜西總督希福聘請“關中名士”李因篤主講關中書院。李因篤以詩文見長,與李二曲、李柏并稱“關中三李”,與顧炎武為莫逆之交。乾隆二年(1737年),陜西巡撫崔紀延聘以“學粹品端”著稱的史調掌教關中書院,他認為“讀書以明道修身,今惟作八股,計取青紫,失其旨矣”,“人才不興,由教導失術”,故主講書院期間,尤重理學而輕制藝,“事事務為躬行實踐”,以至于有人稱其學為“儒者模范”“篤行君子”,許多人在此受學以成。
乾隆八年(1743年),陜西巡撫陳宏謀聘請孫景烈主講關中書院。孫景烈“學行一如薛文清,為關中學者宗”,深得地方大員的傾佩敬重。乾隆十二年(1747年),陜西巡撫徐杞延請孫景烈掌教書院;乾隆十三年(1748年),陳宏謀再次持節撫陜,再度力邀孫景烈出主關中講席。孫景烈先后三次主關中書院講席,長達十余年,訂有《關中書院學約》,著有《關中書院講義》《關中書院課解》等。
此后,關中書院先后聘請了一批江南學者主講其中。乾隆十一年(1746年),陜西巡撫陳宏謀聘請以“詩學”著稱的蘇州李重華主講關中書院,為諸生講明經義。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陜西巡撫畢沅聘請江南名士戴祖啟為關中書院山長,歷時六載。其視生徒如子弟,隨材善誘,各有進益。嘗曰:“我無它愛憎,惟真讀書立品者,文或未工,亦優獎之。
大要欲合文章、學問、人品為一也。” 乾隆四十年(1775年)至四十三年(1778年),畢沅聘請“吳中七子”之一的曹仁虎出主關中書院;后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聘“吳中七子”之一的吳泰來入主關中書院。吳出身書香門第,家有“遂初園”,藏書數萬卷,才情逸秀,以詩文延譽天下。嘉慶十三年(1808年),陜西巡撫方葆嚴延聘以詩詞與駢體著稱、“文才艷絕一時”的常州名士楊芳燦主講關中書院,因其教育有方,次年諸生捷秋榜者達二十二人,“一時稱盛”。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時藝著稱的周至路德主講關中書院,長達三年之久,慕名來學者甚眾,所著《仁在堂》諸編皆風行海內,士子奉為圭臬。曾國藩在《家訓》里稱其“陜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一不出閏生(路德字)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繼路德之后,咸豐元年(1851年),“負文學盛名”的中州蔣湘南主講關中書院,歷時四年。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以“博學多通”享譽貴州的黃彭年,受陜西巡撫劉蓉之聘,主講關中書院,長達兩年。值得一提的是,黃氏于光緒四年(1878年)被李鴻章聘修《畿輔通志》,兼主保定蓮池書院,定課一如在關中時,親自制定《蓮池書院簡明學規》。光緒八年正月擢授湖北襄鄖荊道,遷按察使,而由其總纂的《畿輔通志》也于同年四月告成,黃氏五月初啟程赴湖北,成為清代陜西、河北書院文化互相生發、交流互鑒的歷史佳話。
光緒十三年(1887年),陜西總督譚文卿、巡撫葉冠卿、布政使李菊圃延聘長安柏景偉出主關中書院講席。次年戊子科,門下士獲雋者二十余人,又次年己丑恩科,正榜取六十五人,副榜取八人,科第稱盛。
在關中書院的發展歷程中,始終得到朝廷與地方官員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持,同時,由地方官員親自規定書院的辦學宗旨、課程體系、學規學業,購置圖書簿籍,成為名副其實的官辦學校。如康熙三年(1664年),陜西巡撫賈漢復等委派西安知府葉承祧對關中書院重加修葺。重建堂屋軒舍,院門構為四楹,辟精一堂六楹,東西廳各六楹,號房二百楹。雍正十一年,御賜陜西關中書院帑銀一千兩以增師生膏火。
乾隆二十一年,御賜關中書院“秦川浴德”匾額。同治十二年,陜西布政使譚鐘麟親為關中書院訂立《課程五則》,提出了“重躬行,講經義,稽史事,通時務,嚴課程”的五大規約,使馮從吾、李二曲以來的書院教育宗旨、教育理念以及課程設置都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和章程。光緒七年(1881年),巡撫馮譽驥于關中書院設立“志學齋”,激勵高才生刻苦攻讀,由此書院文風日盛,氣象日變。光緒十二年,陜西巡撫葉伯英、布政使黃彭年為關中書院“嚴定課程,廣置書籍”,葉伯英為《關中書院課藝》一書作序曰:“余既奉撫秦之命,因與貴筑黃子壽方伯、長白曾懷清廉訪籌商經費,先后添建齋房七十七間,凡經史子集及經世有用之書,分類購得善本,儲置院中,義定《志學齋章程》及《讀書課程》,勒之于石。”
03
關中書院的轉型與創新發展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陜西巡撫升允奏請朝廷,改建關中書院為陜西師范學堂,增設初級與優級二級師范選科,完成了師范學堂課程體系的全面改革,標志著關中書院步入近代教育體系,傳統書院教育體系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繼之,書院延聘“關中第一名儒”牛兆濂為總教習。牛兆濂學宗程朱,是傳統關學最后一位大儒,也是陳忠實小說《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原型。他在關中書院執教時間僅有數月,因諸生中有違理學宗旨的言論,牛兆濂毅然辭去總教習職務。
▲影視劇《白鹿原》中角色“朱先生”,由演員劉佩琦飾演
其后在西安魯齋書院、三原正誼書院講學,盡力守護先師門戶,使孔孟程朱之學絕而復續。1919年,牛兆濂主講蕓閣學舍。蕓閣是宋、明以來崇祀張載門下藍田呂大臨兄弟而興建的祠宇,該祠在關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此時的中國社會,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儒學已漸趨衰微,關學生存亦岌岌可危。牛兆濂則仍“抱孔子之經,日夕熟誦而身體之,以淑諸身,以教諸人”(見《蕓閣學舍記》),守死善道,力圖以儒學拯救社會,激勵人心,成為此時捍衛理學、堅守關學而不遺余力的儒者。
書院是中國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載體,肩負著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受關中地域文化的影響,關中書院自其創建至晚清改制的三百年間,始終延續著的文化精神就是關學精神。北宋張載所創立的關學,作為理學的一個有影響的地域性理學學術流派,在宋代及其后儒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其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意識與責任擔當,一直影響著中國古代文人學士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同時也賦予了關學特有的思想內涵。關中書院始終堅守、捍衛張載的“四為”精神,恪守馮從吾以來關中書院“敦本尚實,崇真踐履”的文化傳統,通過講學的方式,承繼儒家道統,冀儲有用之才,以廣教化,以正人心,以衛世風,成為陜西文化教育事業的先鋒,造就了大批經國濟世的優秀人才。
如曾經肄業關中書院的劉古愚,傳承了關中書院的學風,后在味經書院任山長時,進一步適時調整了課程內容,設立“時務齋”,要求學生每日讀報,研討國內外大事。在他的引領下,關中的宏道、味經、經干等書院,逐漸成為以傳播維新思想和西方科學知識為特色的重要陣地,培養出了著名數學家張秉樞、水利專家李儀祉、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等人,成為影響近現代陜西乃至中國的關中學人。
關中書院以傳道濟世、崇尚道德、自由講學為宗旨,以希圣希賢為畢生追求,以提振世風為神圣使命,以培育經世人才為學術主張,這一悠久厚重的歷史文化傳統,成為陜西教育事業的智慧寶庫和發展的動力源泉。
因此,堅守關中書院文脈傳承,挖掘傳統書院的辦學經驗和寶貴傳統,復興古代書院的優秀文化精神,并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我們必須擔當的時代重任。2009年關中書院隨其衍生的西安師范學校并入西安文理學院,書院“敦本尚實,崇真踐履”的文化精神也被文理學院傳承了下來,并成為西安文理學院治校辦學的行動指南和精神源泉。
近年來,學校在探索構建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體系及模式,以學術研究為支撐,建立關學高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整合書院的相關科研機構力量,建設高水平研究團隊,進一步提升書院的學術氛圍,持續做好書院文化內涵建設;提升書院的文化高度和文化影響力。
以“西安文化名片”為高度,全面統籌推進書院功能規劃、形象提升等各項工作,做好文物保護和文化傳承。創建關中書院大講堂,傳播傳統文化;注重傳統禮儀文化的開發與轉化,形成有特色的禮儀表演,打造沉浸式體驗區;創作關中書院、關學題材的音樂劇、話劇、影視作品,進一步樹立關中書院文化品牌;以博物展陳為載體,豐富市民游覽,實現關中書院的現代創新,打造西安文化新地標,服務西安城市建設,從而為關中書院的文化創新走出一條新路子。
原標題:《關中書院的歷史傳承與創新發展》
本文刊登于《秦智》雜志2024年第11期
作者簡介:
西安外事學院本原儒學院、西北大學關學研究院教授,歷史學博士。兼任陜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陜西省文史研究館)特聘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西安市牛兆濂文化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關學史文獻整理與學術思想研究。
基金資助:教育部社科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課題重點項目(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課題基金項目)“關隴理學文獻整理與學術思想研究”(23JDTCA080)研究成果。
監制 | 薛曉燕李志維
審核| 鐘一 碧晗
排版 | 若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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