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仁淵

18世紀的中國本土可說是在“盛清”（High Qing）或“滿洲和平”（Pax Manjurica）的統治之下，而這篇文章選取的人物是此統治體制中的一名文官。選擇文官的原因首先是中華帝國晚期的選官制度讓文職官員及其候選者成為社會中具有文字能力的主要成員，因此留下較多的文字資料。其次是經由文職官員留下的文字線索，我們可以觀察到帝國統治的一面，或許可以彰顯這個時代的特色。

這位官員是祖籍在蘇州但長期在北方活動的陸燿（1723— 1785）。在眾多的盛清官員中陸燿的官位不是最高，著作不是最多，聲名也非最顯赫。選擇他的原因除了他與本書其他主人翁一樣在1723年出生之外，另一個原因是他所編纂的《切問齋文鈔》讓他被后人視為“經世傳統”的代表。這篇文章嘗試從陸燿留下的有限文字中，分別從事功與學術出發，觀察一名地方官員眼中的世界。究竟他反映了哪些地方治理的常態，可以讓我們看到盛清帝國統治的情狀，以及反映了哪些非常之處，讓后人可在他身上看到所謂的經世精神。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久在山東任官的陸燿于按察使任內編了一本小書叫《甘薯錄》。這本十頁的冊子可說是甘薯的實用小百科。這本小冊子的開頭是“辨類”，敘述甘薯是什么樣的植物，長成什么樣子。接著是“勸功”，說明甘薯入地即活，高地沙地皆宜，最適合種來救荒。接著“取種”“藏實”，關于甘薯的種植與儲存，而“制用”則是甘薯各種食用方式，可煨煮、蒸食，亦可生食，可切片煮粥、磨粉作丸，葉可作蔬、根可造酒。最后結尾是“衛生”，列舉甘薯的藥效。他編這本書是為了在山東推廣甘薯，主要對象是中下層的官僚，“冀僚屬中留意民瘼者廣為勸導”。

甘薯是來自美洲的植物。已經有許多學者討論15世紀以來新舊大陸的物種交換對其后人類文明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包括舊大陸的病毒細菌進入美洲造成人口絕滅，以及美洲的植物，如玉米、番薯、花生、煙草、辣椒、南瓜等進入舊大陸，改變人類飲食的樣態。這些植物在16、17世紀輾轉進入中國本土，成為餐桌上的食用作物，不僅是中國農業史，也是人口史、社會史與文化史的重要課題。

不過在18世紀下半葉陸燿出版《甘薯錄》前，甘薯，或者寫作番薯，就已經進入中國本土。一般認為萬歷十年（1582）廣東東莞的陳益從安南以及萬歷二十一年（1593）福建長樂陳振龍從呂宋引進番薯，是番薯進入中國的最早紀錄。葉向高（1559— 1627）曾寫了一首《番薯頌》贊頌這個新作物。在《番薯頌》的前言中，葉向高追溯十多年前到呂宋做生意的福建商人截取幾許番薯的莖蔓，從夷人手中把番薯帶到中國。這個作物“不與五谷爭地，凡瘠鹵沙崗皆可以長”。由于便宜好種，所以不管老人小孩、“行道鬻乞之人”都可以吃，甚至“下至雞犬皆食之”。葉向高因此寫了這首頌，以歡快的語氣盛贊番薯的德性。而即使當時如他們這種有錢人家因為番薯低賤而不敢吃，葉向高也要為這拯救世人的作物辯護。

然而這個時候番薯主要在福建、廣東流行，這也是為何約兩百年后陸燿還要從頭說起，向山東人介紹這個作物。其實陸燿也不是唯一這么做的人，在18世紀中晚期，有不少官員都在當地推廣種番薯。如活躍年代比陸燿更早的名宦陳宏謀（1696—1771），他在乾隆十年（1745）任陜西巡撫時，就曾在陜西推廣種甘薯。他刷印了兩千張《勸種甘薯示》，整理栽種甘薯的方法，向底下的府廳州縣與士人民眾等分發，并要官員向外省購覓薯種，教導省民 栽種。根據學者收集，乾隆年間最少有二十余次各級地方官員勸種甘薯的紀錄。連陸燿的《甘薯錄》開頭也說在他之前的山東布政使李渭（1685—1754）也曾在山東推廣甘薯。著名的《金薯傳習錄》便收錄了李渭在乾隆十七年（1752）所刊行的《種植紅薯法則十二條》。

甚至《甘薯錄》這本冊子，也不是出自陸燿本人的親身經驗。這本書擷取了《群芳譜》《金薯傳習錄》等書的文字，分類重組。 唯一來自陸燿的意見是他認為甘薯從呂宋來的說法是“考證之疏”，在《異物志》《南方草木狀》等漢宋時期的文字中即有甘薯的記載。

不過陸燿的《甘薯錄》之所以值得一提，并不在它的時代或內容，而是在這本書是經過乾隆皇帝認可，諭令刊行的書。乾隆五十年（1785），山東巡撫明興向皇帝上奏，說他們省刊刻了陸燿的《甘薯錄》，頒行各府州縣，成效不錯。乾隆皇帝看了這本書，也覺得此書“頗為詳晰”。這個時候的河南因為連年收成不佳鬧饑荒，之前皇帝就已經諭令推廣甘薯。讀了此書后，皇帝遂令立刻抄錄此書，寄交直隸總督劉峨（1723—1795）與河南巡撫畢沅（1730—1797），讓他們廣為散布傳抄。有了皇帝的加持，《甘薯錄》成為官方推行種植甘薯的首選，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江西巡撫何裕城（1726—1790）便在江西重刊《甘薯錄》。道光二十四年（1844），沈懋德續編重刊的《昭代叢書》中，又將《甘薯錄》收入新增的壬集當中，讓《昭代叢書》本的《甘薯錄》成為現在最廣為通行的版本。

如果我們回到陸燿所在的時代，《甘薯錄》這本小書觸發的問題是，番薯這樣好種的美洲作物早在16世紀末就已經傳入中國，為什么在18世紀出現這么多次的宣導引介？或許其中一個方向是回到本書作者，作為一個帝國官員，他的處境以及需要思考的問題。雖然晚明甘薯的引進與推廣也有官員的身影，但乾隆時期的這一系列活動更強烈的特色是官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18世紀的盛清時代，清帝國的處境是中國本土在長期大抵和平之下人口的增長，同時政府體制也日趨成熟完備。自從明清易代以來，在南方尚有如三藩之亂等大型亂事，然而在華北陸燿開始當官的時候，可以說已經維持了超過一百年的和平。在秩序穩定與人口增長之下，接著所遭遇的便是環境利用與資源分配的問題。 在官員的眼中，容易種植的甘薯是救荒最佳的作物，而研究者也指出，甘薯在山東等地的推廣，也與災荒息息相關。《金薯傳習錄》的作者，福建商人陳世元在山東膠州經商。他在乾隆十四年（1749）將甘薯引種山東，便是因為“東省旱澇，蝗蝻三載為災”。陳世元的活動尚屬民間，更多甘薯的推廣活動是來自地方官員，特別是南方出生的官員（如陳宏謀、陸燿），面臨北方的災荒問題，解決方法之一就是將南方普及的甘薯引進轄地。災荒可能有很多原因，而人口增長引起的生產與分配失衡或許是其中之一。氣候等固然是直接的因素，然而產能不足與環境的高度負載，也減低了災難來臨時應對的彈性。在亂世時政府亦無力解決，然而在盛世，政府官員有更多的余力介入災荒的處理。而對陸燿與其他官員來說，推廣甘薯、增加替代糧食的生產，是解決資源危機的方式之一。

陸燿的《甘薯錄》與其他諸書不同是因為被乾隆皇帝看到，也就是說地方官推動甘薯的行動，這一次上升到國家層級。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華北正經歷嚴重的旱災，特別是河南一帶，因此受到皇帝的關注。即使陸燿在這一年過世，這本幾年前出版的小冊子正好傳到皇帝的眼下，因此傳播的層級從山東一省的僚屬到全國各地，并且收錄在叢書當中流傳后世。盡管由地方官員編寫刊印的宣傳小冊并不少見，但只有陸燿的《甘薯錄》得到如此注目。

因此，《甘薯錄》這本小書的意義并不是在它摘抄自其他書籍的重復內容，而是要考慮它生產與流傳的背景。刊行《甘薯錄》是盛清一名地方官員為了解決資源問題所采取的方法，這個方法是耕地與產能不足之下，推廣可突破這些限制的新作物。這個問題的由來是因為長期政治穩定、人口增加，致使環境失衡。盡管本書引用《本草綱目》與《群芳譜》，并在如《叢書集成》等叢書中與其他譜錄并列，這本小書并不是博物學般的觀察與展現，也不是如葉向高《番薯頌》般的文學表達，而是一名帝國底下的官員想傳播一種特定的知識來解決施政所遭遇的問題。

在帝國的眾多官僚中，陸燿的仕途可謂順遂。陸燿雖然祖籍是蘇州，但他的父親陸瓚一直在北京討生活，以書法見長。到了五十多歲，他父親才以謄錄三禮館議敘授山西保德州吏目，接著又在山西北部各縣任吏目，八年后以老疾辭后不久便過世。陸燿則是乾隆十七年（1752）近三十歲時中舉，乾隆十九年（1754）考授內閣中 書，后入直軍機處，隨后擢戶部郎中等職。乾隆三十五年（1770）先后任山東登州知府、濟南知府，乾隆三十七年（1772）任山東運河道。接著，他一路升上山東按察使、山東布政使。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母病辭職，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因為河工專長，先后署、任山東布政使。隔年，升任湖南巡撫，然任職一年便去世，年六十三歲。雖然他任官時年紀較大，生涯有時因事被降調，但大抵很快就升回來。從乾隆三十五年（1770）后，他主要的官職是在山東任地方官員，從知府一路到布政使。因此，從陸燿的著述與生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個盛清時期地方官員的所思所見。

受權刊發，選自《1723：世界史的10扇窗》，陳正國 主編，東方出版中心 2025年5月。

對陸燿這樣層級的官員，我們可以從別人對他的描寫（如墓志銘、傳記、文章與書信中對他的評價等）、他自己的著述以及與他相關的文件來了解他。其中著述或許最能展現他的想法，但對于著述的范圍必須稍微討論。我們通常會把著述當成個人創作的文字，然而在許多歷史人物的生涯當中，編纂與出版也是展現思想的重要部分。對陸燿來說，除了前面提到的《甘薯錄》是他編纂的小冊子之外，他生前為人所知的幾乎都是編纂與出版的產品，如《山東運河備覽》與收集清初至今經世文章的《切問齋文鈔》。而他創作的文字，一如許多人物，是在過世后才由后人集結出版，即《切問齋集》。這些結集當然也會有所選擇，混合作者傳世的作品，以及后世編者選擇呈現他的樣貌。

墓志銘、神道碑等個人傳記中，傳達的是傳主當下要流傳后世的理想形象，這些敘述通常會有套路，但也各自有強調的地方。一如多數的傳記，陸燿留下孝親的形象，的確他的仕途也曾因奉養母疾而有所轉折，包括辭去山東布政使的職務。不過最值得提的還是在任地方官的諸多成就，像是在山東運河道任上遭遇壽張王倫民變，沉著應對守住濟寧城，或是任湖南巡撫時拒絕鹽務陋規，抑制高騰的鹽價等。盡管這些諛美的傳記強調他的政績，但對他的學術或思想就不太有著墨。金學詩為他寫的行狀說他：“生平不立講學之名，不設同異之見。”袁枚（1716—1797）為他寫的神道碑雖然也列出他的著作，但并沒有進一步的評價，僅在最后附的銘文中說他：“從來巨儒，行不迂拘。真嗜詩書，體用必俱。”他來往的許多著名學者官宦，如紀昀（1724—1805）、趙翼（1729—1814）等，日后回憶他的時候，可能稱贊他的人品，但鮮少提及他的學問。在時人的眼中，陸燿讓人記住的形象是嚴謹實在的地方官員。

然而到了19世紀，陸燿的定位有了不小的轉變，而被視為經世思想的前驅。這當然是因為他所編纂的《切問齋文鈔》，以及道光以來思想的轉變。道光五年（1825），時任江蘇布政使的賀長齡（1785—1848）與魏源（1794—1857）編成《皇朝經世文編》 一百二十卷，分門別類收錄了清初至道光初年有關國家治理的經世文章。晚明有編纂經世文集的風潮，其中又以陳子龍（1608— 1647）的《皇明經世文編》聲名最著。《皇朝經世文編》書名便仿效《皇明經世文編》，但不同于《皇明經世文編》以文章作者次序編排，《皇朝經世文編》以文章性質將收錄的文章分成各個類目，涵蓋經世的各個方面。同樣收錄經世性質的文章，又同樣分門別類編排，因此時人認為陸燿《切問齋文鈔》是《皇朝經世文編》的先聲，后者在體例上仿自《切問齋文鈔》。如方東樹 （1772—1851）在《〈切問齋文鈔〉書后》說此書“輯近代諸賢之作，建類相比，以備經世之略”，而之后“賀方伯耦耕（即賀長齡）為《經世文編》，則搜采益富，體例益備，要陸氏實為之嚆矢云”。

《皇朝經世文編》的風行開啟了晚清連串“經世文編”的出版活動，反映且增強了19世紀以來所謂“經世之學”的流風。論者認為，這是在道光以來清朝局勢內外交逼之下，士人轉向實學救世的思想轉折，從空言論道或文字考據轉向更實際、更入世的治術討論。在這樣的風氣底下，《切問齋文鈔》被追為開啟經世之學的重要著作，而陸燿也與顧炎武（1613—1682）等人并列。如陳文述（1771？—1843？）在道光年間為一個在華亭縣服務的能干胥吏作傳，說他在舉業之外，特別喜歡讀真德秀（1178—1235）、丘浚（1421—1495）、陸世儀（1611—1672）、顧炎武等人的書，而 對《切問齋文鈔》“尤所究心”，因此對水利、救災等“經世之務” 特別擅長，“持論皆有本末”。而在道光、同治年間，《切問齋文鈔》被重新刊刻，甚至其中一個版本改名為《皇朝經世文鈔》。也就是說到了19世紀中葉，陸燿的《切問齋文鈔》已成為對經世之務有志向者的必讀書目之一。

與經世之學風行的同時是對經世思想譜系的重建，這樣的行動從19世紀便已展開。如在晚清被視為治學門徑的《書目答問》（1876年初刻），其后附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便把陸燿歸為“經濟家”內。這個“經濟家”的列表以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開始，而以魏源作結，并且說明這里列出的是“著述者”然而國朝許多名臣的奏議公牘即是其著述。這些名臣的著述除了個人文集之外，也可在《切問齋文鈔》與《經世文編》找到。而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國“經世思想”也一直是吸引研究者探索的題目。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隱含著“從中國傳統思想內部找到變革根源”的目標，學者再次展開對“經世思想傳統”的討論。在探討經世思想傳統的流衍中，18世紀的陸燿便成為聯結晚明清初之顧炎武等人與晚清魏源等改革維新者的關鍵，在乾嘉考證之學與清廷高壓統治之下承先啟后，延續了儒家經世思想的傳統。

確實我們從陸燿留下的著述中看到這位盛清時的官僚最在意的事情、遭遇的各種情況以及解決方式。除了編纂他人著作的三十卷《切問齋文鈔》以外，他死后由兒子收集、后輩張玉樹所校刊的十六卷《切問齋集》，集合他留下的各種文字；此外，他還編輯與刊印包括《甘薯錄》在內的數本書籍。

從這些文字中來看，他的官僚生涯中著力最多的是治水的問題。乾隆三十七年（1772），已經擔任過山東登州知府與濟南知府的陸燿升任甘肅西寧道，但因為路途遙遠、母親老邁，陸燿懇請給假一個月，待送母親到北京后再赴任。這時的山東巡撫徐績（1726—1811）認為陸燿久在山東任官，地方事務熟練，因此上奏，特準他留在山東補用，而最后補上了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山東運河道治所在濟寧，是乾隆五年（1740）才新設的職位。在此之前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設立，從山東曹東道改來的山東管河道，專管山東省運河與黃河的相關事務。但由于運河加上黃河事務繁多，因此在乾隆五年（1740）將山東管河道改為山東運河道，而黃河事務改由山東兗沂曹道兼任。專管山東運河新職位的設立，或許顯示的是乾隆以來運河事務更為重要與繁重。這個工作不僅專管運河一切蓄泄疏浚閘壩事宜與河庫事務，也要負責東省沿河二十六州縣衛所、有泉之十二州縣中與運河泉源修浚相關的工程。

陸燿在山東運河道這個職位四年，顯然表現得很杰出。他上任沒多久便向他的上級，山東按察使兼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 1783）奏請清浚兗泰兩府的泉渠，并且平安度過王倫亂事。隨后，他又請修河渠志，主導了《山東運河備覽》的纂修。十二卷的《山東運河備覽》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修成，雖不如《切問齋文鈔》出名，但其實是陸燿主纂的書中最復雜的：有圖、有表、有河道各部的地理描述、有河工事宜、有治河名臣的傳記，還有過去關于治河、河防、漕運等各種河政的討論。

陸燿對治河的用心展現在他的官途與留下來的文字當中。除了從山東運河道隨后升任至山東按察使外，在他因與巡撫不合辭職與母喪丁憂之后，乾隆四十八年（1783）因為山東修筑河堤的需求，重新請有治河經驗的他回任山東布政使。在他的《切問齋 集》中有許多關于河政的文章，如卷八的幾篇運河圖說、卷十數則治河名臣小傳，卷十二與十三數則關于疏浚、堤工等稟議。這些都是他纂修《山東運河備覽》與從事河政的副產品。而他修纂的《切問齋文鈔》，更是不合比例地在三十卷中收錄了六卷的“河防”，其中包含了四卷的汪份（1655—1721）《黃河考》。河防在陸燿生涯中如此重要，當然是因為他任職山東，溝通南北的大運 河可說是清帝國的命脈。隨著經濟發達、人口增加，運河事務勢必更加復雜。人工在自然界開鑿的運河面對的不僅是人事的問題，更有如何與自然對抗協調的長期工作。

陸燿的工作當然不僅是河防，他所留下來的文字反映了清代地方官員所需要處理的各項工作，從倉儲、詞訟、書院到地方治安。如果要從這些看似尋常又千頭萬緒的工作中理出一些線索的話，其中一個觀察的點是陸燿對資訊的管理與運用特別留意。

如同文章最一開始所說的，陸燿留下的著述之一是《甘薯錄》。這是一本他整理自各種資料的甘薯小百科，發散給全省僚屬推廣種植想象中可解決資源問題的新作物，并且又流傳到皇帝手中而向全國推送。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推行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陸燿是山東按察使，并不管民政，推廣種薯并不是他的工作范圍。也就是說，相較于陜西巡撫陳宏謀刷印《勸種甘薯示》或山東布政使李渭的《種植紅薯法則十二條》是以官方的力量推行勸種資訊，陸燿刻印《甘薯錄》是身為官員但在職權之外的個人行為。

《甘薯錄》只是陸燿刊行推廣的書籍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甫上任山東按察使的陸燿便重刊了《急救方》。這本書原由胡季堂（1729—1800）所輯，收集了數種輕生急救的方法，是民間友人寄給他的。他在當濟南知府時便知道山東民情多以口角事故輕生，旁人坐視其死不知如何救，因此他刊刻此書以讓民命獲全。另外，他在山東與湖南任官時，都重刊了《洗冤錄節要》 這本方便了解仵作驗尸技術的小冊子。他的目的是把這本書“刊發各屬，使于下鄉相驗之時，輿中覆覽一二遍，到場即如法施行，人人稱便”。如果想到陸燿到湖南任巡撫僅一年，便馬上開雕分發此書，可見得他對讓官吏與民眾都可以掌握相關知識這件事非常重視。刊印善書或藥方固然是紳官會做的事情，然而陸燿至少在 《甘薯錄》與《洗冤錄節要》的刊行中，尚有讓中下層官吏簡捷快 速地獲得相關知識、讓政事運作更順暢的目的。

在傳播知識之外，陸燿也注重資訊的累積與更新。他將他在 濟南知府任內處理的案件選輯為《濟南讞牘》。這些讞牘“事過即已，往往散軼”，但其“引律比例”不無參考價值。他讀了張伯行（1651—1725）任職山東濟寧道時的治水心得《居濟一得》后頗有收獲，但“今昔情形不同，前后設施互異。或彼時未便而今享其利，或往日所重賴而茲轉為梗，其不可直陳方而求實效也”。舊法雖然可參考，但現實情況千變萬化，需要隨時應變。因此，他也把自己施政的心得隨時記錄，匯為一本《任城漫錄》。

陸燿并不是自戀地以為自己的施政痕跡如此重要，他對于施 政知識需要記錄與隨時更新的傾向，表現在任山東運河道不久即提出的龐大計劃。在說服上級重修河渠志時，他說：“黃、運兩河有每歲經營之跡，無百年不變之形。昔人所編河渠諸書，止就彼時事勢而言，閱歷年歲，遂多歧異。不及今厘為一書，則后人考鏡無資。”特別是黃河遷徙多變，形勢差異甚多，而案卷又分散各處，難以參考。最近的《全河備考》《治河方略》《行水金鑒》等書，記載只到康熙年間，故亟須有一本全盤而即時的參考書，以幫助當下的施政。而他最后花費三年編成的《山東運河備覽》確實是花了許多文書的功夫，整理出的最新治河全覽。卷前的引用 書目有八頁之多，綱舉目張，圖表兼備，可為當時河政的參考。

陸燿編輯《切問齋文鈔》，也是出于類似的目的：從治水擴大到經世，搜集國朝論政的精華文章，讓有為者可以參考。與許多重視古人的論說不同，《切問齋文鈔》不避時人，甚至不怕互相標榜之嫌，一切以有用為標準，也收入時人〔如戴震（1724—1777）論歷法、劉大櫆（1698—1779）論婚俗〕的文章。陸燿以自己熟悉的治河來解釋：“況事固有與古相違而于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無論是以治河為譬或是治河經驗的體會，作為實際做事的官僚，陸燿主張從近人的經驗學習。

陸燿的《切問齋文鈔》“擇積十余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印（與《甘薯錄》《山東運河備覽》同一年！）。書尚在刻印時，他便與朋友通信討論書中內容，并曾送已是大學者的戴震指教。陸燿確實認為此書可作施政的參考。當同是山東濟東泰武道章棠（1734？—1777）問他關于保甲的事情，回答之外，陸燿還送給他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于成龍（1617—1684）的《于清端政書》與自己的《切問齋文鈔》“以備采擇”。他認為這樣的選集需要持續擴充，甚至接受讀者反饋。即使已經刊印出版，他仍在例言中說“成書不免掛漏之譏。除現在尋訪增訂外，仍希四方同志陸續郵寄，補所不逮”。

從需要補充更新的施政參考，可看出地方官員在盛世中仍然遇到許多挑戰。在陸燿碰到的諸多問題中，其中一項是如何在膨大的人口與治理體系中獲得真確的資訊。如在前述保甲的討論中，重要的問題是要掌握人口資訊，讓奸宄無從藏身。清楚知道轄區各種資訊是官員的責任：“令一州一縣之山川險易、民風土俗，如指掌紋者，有司之責也。一道之官吏賢否，民情向背，如燭照數計，絲毫不得道隱者，監司之責也。”讓被統治者可以清晰被看見、管理是現代國家的目標。而對一個長久繁榮但治理技術有限的前現代國家來說，愈趨復雜的社會與人口流動讓其子民更難掌握，特別是政府規模較小的清帝國。

在《論回民稟》中，陸燿遭遇的問題是在運河沿線、水陸交通要道的商業城鎮中，聚集了回民等外來人口。而回民“多寡向無案卷可稽，近年編查保甲，亦未將回民分別造報”，因此這些編外之人成為想象中的治安隱憂。《嚴禁私鑄攙用小錢示》則是湖南山區巡邏未周的礦區與錢局退役工匠勾結私鑄小錢，而此問題的來源是人口空間與經濟規模擴大，然國家難以管制。《嚴禁在配軍流違例私押示》則是清朝對犯人有軍流，即流刑充軍。這些被流配到他地的犯人本來應該交由地方單位管束，但人數多且地方單位管照不及，竟有人帶錢來流放的地方做生意，乃至經營獲利而開始放高利貸，甚至要人抵押物品。這些問題起因于社會愈來愈擴大、愈來愈復雜，而政府掌握不及。解決方式除了嚴禁犯行外，便是加強資訊掌握，以控制這些新問題。

將整理過的資訊傳達給下屬與民眾、結集更新的資訊以備施政參考、掌握正確的統治資訊，陸燿的這些活動可以說都涉及在日益龐大的統治系統有效管理資訊中，以應對更復雜的國家與社會。

陸燿以事功見長，若從學術思想上來說，他最常稱引的是顧炎武，并且尊崇張伯行、陸隴其（1630—1692）等理學名家。在任濟南知府的時候，陸燿立蒿庵書院，崇祀出身濟南的張爾岐（1612—1678），亦是因為他“獨守程朱說不少變”。陸燿欲提升張爾岐的地位，讓他上承山東漢宋儒者，又接續國朝的理學傳統，甚至在《切問齋文鈔》收錄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張爾岐的《辨志》。

盡管繼承理學，陸燿認為朱陸、朱王的論辯沒有意義，“近世尤多聚訟，其訟者皆在毫厘影響之間”。在回復戴震的信中，他認為“理懸于虛，事征于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因此談理必須功于字句”。陸燿如此不重文的態度，即如方東樹也不能贊成。

然而對于經學，他認為“道備于經，詳于史”“讀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讀經可以知道道理，但讀史才可知道如何實踐這個道理。然而“鵠有定也，所以置鵠之地無定也”，因此雖然有正道，但由于古今時勢不同，通往正道的方法不一。因此在他的文鈔中，他重視的是過去的人們實踐的方法。即使是研究經典，目的也是要致用。如他的凡例說：“說經之文，惟切于婚喪諸禮，可即遵行者，始為采錄。若于經似有發明，而于事不免迂遠，既有專集行事，此可從略。”除非對經的討論是在決定日常禮儀如何實行，否則也不是他覺得至要的資訊。

在這樣實用的原則底下，《切問齋文鈔》可說是在理學的框架底下構建社會治理的指南。三十卷中最首三卷仍是“學術”，提倡讀書為學。其次的“風俗”有五卷之多，講究婚喪葬祭等各種禮儀。陸燿本身亦非常重視家庭禮儀，他留下來的書信中有數封與人討論禮儀細節。“風俗”后是兩卷“教家”，主要是教育子弟與治理家庭。“教家”之后為一卷“服官”，為進入仕途后的教導。以上十一卷，即前三分之一，可說是跟隨著修身、齊家到治國的路徑。接下來三分之二，是關于國家治理的政策。首先是三 卷“選舉”，涉及取士與用人。接著四卷“財賦”、兩卷“荒政”、 一卷“保甲”、一卷“兵制”、一卷“刑法”、一卷“時憲”與六卷 “河防”，則是任官時需要處理的各種問題。

如同《甘薯錄》或《洗冤錄節要》，《切問齋文鈔》可以說是一本整理最新資料、供官員施政參考的冊子。如果我們仔細看它的選文，可以發現在實用不泥古的原則底下，其所選取的文章參差不齊。如前所述其選取作者不避時人，有些甚至是與陸燿有所往來的熟人。這些文章是前人對各種政事的討論，但沒有一致的觀點。陸燿收集他覺得切于實用的文章，但對國家治理并沒有要構筑什么樣的理論。

一般我們討論陸燿與他的《切問齋文鈔》時，較常站在中國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他作為中國經世傳統承先啟后的角色。然而如果我們從全球史或比較史的角度思考的話，是不是可以把陸燿與他的嘗試看成是“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中官員或學者對治理技術與知識的追求？無論是盛清或是同時期的歐洲，學者與官員似乎都需要面對政府如何統治、政治如何運作，乃至于資源如何分配等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會引起亞當?·?斯密的關注，同樣也會引起清朝知識精英的關注，然而在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不一樣的知識生產體制之下，他們對這問題有不一樣的解答，或者更關鍵的是，有不一樣的解答方式。

羅威廉（William T. Rowe）二十余年前的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救世： 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從陳宏謀的著作討論他作為一個清朝官員，認為國家如何治理、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比起陸燿，陳宏謀的生涯更長、官途更成功，而且留下了遠比陸燿更豐富的著述，光是收集他當官時的公牘、檄文之《培遠堂偶存稿》便有四十八卷之多。陳宏謀與陸燿遭遇類似的治理問題，而且他也與陸燿一樣熱心于編纂對士民有益的書籍，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等各種教育小冊。

陳宏謀與陸燿一樣注意留下施政記錄，范圍比陸燿更廣，然而他并沒有跟陸燿一樣留下一本編輯他人施政紀錄的《切問齋文鈔》，因此即使他是更有名，可能也是更干練的官員，但很少被放在“經世思想傳統”的譜系。陳宏謀、陸燿與其他許多盛清時的官員，他們都面對在一個人口更多、流動性更大的社會，政府要如何保持秩序、分配資源的問題。或許是敏感或責任感讓陸燿認識到這些新問題無法靠舊方法解決，而儒家經典帶來的助益也有限。然而跟歐洲不同的一點，或許是清帝國經由科舉的任用制度讓其官員同時具有學者的身份，這些“官員—學者”（official-scholar）是以儒家經典為標準挑選出來。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陸燿與陳宏謀都必須在儒家的框架底下尋找解決現實統治問題的方針。陸燿的特別之處是他具有稱得上的實證的精神，并不認為古代經典可以解決現實問題，而轉向近人的經驗。這樣的傾向或許可說是承繼自顧炎武等人的“思想”，但也可說是他身為實務官僚、經歷施政上的挑戰后的認識，而這樣的認識可以在晚明清初的這些思想家當中找到資源。更進一步說，或許所有官員都會碰到國家行政管理的問題，然而在不同時代政治體制遇到的問題不同，而不同時代也有不同的思想資源。廣義地來說，這些“官員—學者”對于國家治理知識的思考與著述都可以放在所謂“經世”的范圍底下。

若與同時期歐洲的政治或經濟學者比較，陸燿對國家治理的回應是跳過古制與經典，從國朝前賢中的文字中尋找經驗，盡管比起許多同僚務實許多，但這樣的知識生產體制并沒有讓他產生更新穎的“理論”來經世濟民。陸燿是官僚與理學學者，而不是經濟或政治學家。然而他尊崇抽象的道與理但擱置不論，專注以實際經驗解決當下問題的趨向，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實證為基礎討論 國家社會的問題，已經在治理問題中更接近現代的技術官僚。雖然陸燿所處的體制之下尚不足以讓他如啟蒙思想家般挑戰思想與政治上的權威，但這種針對當下治理問題的務實傾向，已經讓他與以往言必稱三代、孔孟的路徑大有不同。

以上是從陸燿留下來的著述看一名盛清官員的知識世界，在 “滿洲和平”體制之下的所見所思。不過，這里也同時要提出的是陸燿是其中一種類型的知識人，而在他的時期知識人有不同的偏好、知識有不同的運作方式。如晚陸燿一年出生的戴震在科舉路途上不比陸燿順遂，沒有像陸燿一樣成為清帝國的地方官員。然而身為難得的“博學者”（polymath），戴震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探索遠遠超過國家治理的范圍。同樣晚陸燿一年出生的紀昀又是另外一種典型，他同時有好的官途與好的學問，并且在清廷《四庫全書》計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紀昀的生涯碰觸到知識與帝國的另一面：帝國統整知識的野心。他們沒有成為這篇文章的主角，只是因為他們比陸燿晚出生了幾個月。然而陸燿、戴震與紀昀，這三位出生在雍正皇帝即位及后一年的人物，似乎可代表當時三種不同典型的知識人。

這些不同命運、不同稟賦的知識人在同一個時代生存，并且彼此來往，且或許互相影響。如前所述，陸燿曾與戴震通信討論學問，雖然他們未必有同樣的焦點，也未必同意彼此。而紀昀與陸燿不僅認識，還曾同在董邦達（1699—1769）處讀書。在陸燿死后，紀昀看到陸燿兒子輯來的陸燿家書，回憶起年輕時一起讀書的時光。在這篇頗具真情的文章中紀昀說當時在一起的讀書的青年才俊大家意氣飛揚、不可一世，只有陸燿落落穆穆，不與人較長短。當時紀昀比較頑皮，常常戲侮陸燿。陸燿不生氣，而跟別人說“曉嵐易喜易怒，其淺處在此，其真處亦在此也”，讓紀昀更引陸燿為知己。后來大家陸續中舉，仕宦顯達，唯有陸燿是以“清操勁節”為世人稱重。這則軼事或者不能說明兩人思想或學術的走向，但想要提醒的是這些人不僅只是“思想”，也是在同一個世界中生活著的人。

同時，從“經世”討論陸燿也只是一個層面。舉例來說，甘薯并不是陸燿唯一記錄過的美洲作物。在《煙譜》這本小冊中，陸燿分“生產”“制造”“器具”“好尚”“宜忌”等五個方面敘述這個同樣從呂宋傳入的作物，接著還附了兩首《煙草歌》。相較于《甘薯錄》的內容從其他諸書輯纂，《煙譜》的部分內容可能來自陸燿本身的觀察，包括煙筒長什么樣子、什么時候適合吃煙。而相較于《甘薯錄》目的在推廣甘薯種植，《煙譜》似乎意不在推廣，也跟施政沒有關聯。陸燿在什么情況下寫下這本《煙譜》呢？是出自個人的嗜好，還是他也有博物的興趣？

陸燿對于國計民生之外的知識也不是漠不關心，甚至也引用各種不同的知識來源。如他討論十二生肖時也提到寶瓶、魔羯等十二宮的說法，討論測量天地時引用來自朝鮮的《東醫寶鑒》，討論氣的時候引用了傳教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的說法，提到記性與腦的功能時也是以“天方書”來討論。盡管這些知識在他整體的著述來說較單薄，也較分散，但也顯現出陸燿對天地自然的興趣，而不僅限于官僚知識。只是從這些片斷的記述，我們較難回溯陸燿的知識來源。然而我們不能忘記陸燿與戴震、紀昀等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們分享相似的資源，也會思考類似的問題。身為研究者往往急于尋找歷史人物的定位，為他們貼上諸如經世、革命或啟蒙的標志，而忽略他們也是各有際遇、有復雜思考的人。

除了個人、微觀的層次之外，另外一種可能的視角是從世界史、比較史來看陸燿與其同時代的人。歐洲從17到18世紀經歷了專制主義（absolutism）的體制演變，權力更加集中的國家亦要 面對諸如財政等治理問題。然而相較于專制王權的歷史更加長久、統治范圍更加廣大的清帝國，兩者治理知識生產的方式又很不同。歐洲的官僚與學者要對抗的是宗教權威而將權力歸于世俗君主，乃至于更抽象的公民；清帝國的官僚與學者面對的是所謂“外族”君主要運用儒家傳統鞏固統治的正當性。歐洲的官僚與學者面對的是相對多樣且彼此爭競的世俗政權；清帝國的官僚與學者則是 在龐大而相對集中穩定、由“天子”領導的帝國中生活。歐洲的官僚與學者來自具有文化基礎的貴族以及新興中產階級；清帝國的官僚與學者則多數不是可以經由血統繼承的貴族，多數經由科舉制度進入官僚系統。兩邊的知識階層面對不同政治與社會的條件，在不同的基礎上解決各自遭遇的問題。

而如同本論文集所嘗試的，將兩邊的知識階層并列，或許可以帶來一些啟示。他們可能思考著類似的問題，諸如世界如何構成，國家如何治理，社會秩序如何維持，人性的本質是什么，個人與集體之間應該有怎樣的關系等等。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讓陸燿、戴震與紀昀，與同時期的亞當?·?斯密、霍爾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1723—1789）或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對這些問題有不同回答方式的原因是什么。承繼的不 同思想資源以及政治與社會條件下不同的知識生產體制，都為他們搭建了思考的框架，如同務實的陸燿仍從儒家開始思考，自然地扮演帝國管理者的角色。而這些個別的人物之所以突出，則是因為他們從不同的層面超越這些框架，將歷史向前推進了一步。

本文為《1723：世界史的10扇窗》第三章，原題“甘薯與經世：陸燿與盛清時期的治理知識”。小標題、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