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年也就是1664年九月初七日，大明王朝最后一名孤臣張煌言，于杭州弼教坊被清廷公開殺害。當他赴刑場時，大義凜然，面無懼色，抬頭舉目望見吳山，嘆息說：“大好江山，可惜淪于腥膻！”

他拒絕下跪，坐而受戮，時年四十五歲，口述《絕命詩》一首：

我今適五九，

復逢九月七。

大廈已不支，

成仁萬事畢。

是日，驟雨晝晦，雞鳴不已，杭人知不知，皆慟哭。

至此，明亡，天下亡。

張煌言死后，被埋葬于杭州西湖，被埋葬在西湖邊的還有兩個民族英雄——岳飛、于謙，后人并稱為西湖三杰。

張煌言在生前就常以岳飛和于謙自喻，《甲辰八月辭故里》曰：

國亡家破欲何之，

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

敢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

怒濤豈必屬鴟夷！

求仁得仁。

讀張煌言《甲辰八月辭故里》而潸然淚下，是因詩中貫穿著國破家亡的沉痛與孤臣赤子的決絕，其精神力量穿透三百年時空仍令人心魂震顫。

一、絕命詩背后的血色山河

“國亡家破欲何之”的詰問，實為南明覆滅后百萬遺民的共同迷惘——弘光帝被殺、南京陷落，抗清勢力相繼凋零，詩人家族亦在戰火中零落殆盡。

“西子湖頭有我師”并非虛言。岳飛“乾坤半壁”護南宋江山，于謙“日月雙懸”救大明危局，二人之墓均在西湖。張煌言以“分三席”自期，實欲以血肉之軀續寫忠烈譜系，將個體死亡升華為文化符號的傳承。

“慚將赤手分三席”道盡英雄悲愴——抗清二十年終未挽狂瀾，愧對先烈；“敢為丹心借一枝”卻迸發孤傲光芒，以“丹心”為唯一祭品，向歷史索取安魂之地。這種矛盾撕扯出人性最真實的壯烈。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用伍子胥典而不囿于典。伍子胥含冤化潮復仇，張煌言則主動選擇以魂為潮：既是對清廷的宣戰（“精魂不滅”），亦是對百姓的撫慰（“永守故土”）。錢塘潮聲從此不獨屬春秋冤魂，更回蕩著明末志士的咆哮。

二、淚落之處的歷史共情

儒家“舍生取義”與楚辭“身死魂毅”在此交融。頸聯“敢為丹心借一枝”暗用《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卻將道家隱逸轉化為忠烈棲身——當肉體無處可逃，精神偏要占據天地。

今日讀者落淚，非因王朝更迭之痛，而為三種永恒價值所刺：

信仰的純粹：明知必敗仍堅持二十年，拒絕“桐江空系嚴光釣”的隱居；

尊嚴的捍衛：就義前作《絕命詩》言“忠貞自是孤臣事”，拒絕清廷誘降；

失敗的莊嚴：以“赤手”對“乾坤”，以“一枝”抗“半壁”，微小對宏大的悲壯對抗。

三、潮聲不息的文化回響

張煌言就義后，乾隆追謚“忠烈”，其墓終與岳、于并立西湖，“三杰”之名成民族氣節圖騰。詩中“怒濤”意象更化作精神遺產：秋瑾“碧血摧殘酬祖國”的絕命，抗戰時期“怒濤豈必屬鴟夷”的吶喊，皆溯源于此。

淚為詩落，實為人類在絕境中迸發的神性光芒而落。當張煌言將“丹心”刻進西湖煙雨，死亡便成了最鋒利的劍——刺穿時代黑夜，也刺破后世所有茍且的借口。三百年潮聲未歇，只因我們仍需追問：若逢“欲何之”之境，能否答出“有我師”？

清朝人吳鼎元在《南屏山謁張忠烈公墓》寫道：

西泠橋邊岳武穆，

八盤嶺下于忠肅。

一片孤忠兩地同，

與公鼎峙成三足。

數年后，一個沒留下名字的史家，在《兵部左侍郎張公傳》中寫下：煌言死而明亡。

張煌言不僅是一位反清斗士，也是一名詩人，他的詩全面反映了浙東一帶的抗清歷史，為后世子孫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慷慨激昂，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

著名學者顧誠先生稱贊張煌言為“完人”。他說：“在南明為數眾多的人物中，張煌言的地位并不顯赫，然而在長達二十年的抗清斗爭中，他歷盡了艱難險阻，處處以大局為重，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完人。”

可謂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