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 王子伊???????????????

編輯/ 劉汨?

在藝考現場的楊俊杰

當一個視障學生參加高考時，媒體報道中的他（她）通常會這樣出現：努力克服身體上的缺陷，努力多年后考出一個不錯的成績，苦盡甘來就讀理想的大學。

但在褪去“身殘志堅”的光環后，楊俊杰的故事提供了一個趨近于現實大多數的版本：295分的成績讓他的選擇不多，他還經歷了一次因身體原因的退檔。楊俊杰最終被一所學院的播音主持專業錄取，入學49天后，他被“勸退”了。

楊俊杰代表了一批視障學生的共同境況，他們有被看見、被聽到的“野心”，渴望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不論是身體原因，還是特教學校受限的教育資源，都讓他們在與同齡人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勇氣必須貫穿于他們的整個求學生涯，不止于對學業的堅持，也包括在走入考場那一刻，去爭取本就屬于他們的“合理便利”。

楊俊杰寫下的退學申請

“怕他看不到，掉進池子里”

10月16日，19歲的楊俊杰填寫了退學申請表，寫下的理由是“因自身原因以及前程規劃”。在入學49天后，他離開了四川傳媒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一切來得突然”，楊俊杰說。就在三天前，他還在朗誦社和每堂課上，與同學、老師愉快地交流，練習大字版本的朗誦材料，琢磨播音課上聲母韻母正確的發音方法。楊俊杰喜歡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最中間，因為想“看得清楚”。

“清楚”對他來說，是件不容易的事。初二時，楊俊杰在家鄉張家口的醫院確診視網膜血管炎，視力滑落到二級殘疾的標準，兩三米外的世界是模糊的，看書需要借助電子助視器來放大。

他努力堅持著自己的學業，今年參加了高考，但成績不理想，考了295分。因為想學習播音主持專業，四川傳媒學院繼續教育學院是他為數不多的選擇。入學前，楊俊杰特意兩次打電話問學校招生辦：“我是視力障礙，能不能報？”回答都是“沒問題”。

“被勸退”始于10月14日。上午10點多，楊俊杰在地鐵上癲癇發作，手抖、腿軟，全身無力，他在一年前第一次癲癇發作，此后一直在吃治療癲癇的藥。楊俊杰給輔導員打電話說明情況，輔導員找了同學陪他去醫院，又給他媽媽王燕琴打去電話，并說他的身體情況不適合再讀下去，建議回家休養一段時間，或者辦理退學。

當晚，輔導員到宿舍把楊俊杰叫到走廊，勸他：學校所在的四川離家（河北）遠；學院屬于職業教育，是自考，和統招區別很大，不如回去復讀一年。楊俊杰說，他考慮考慮。

次日下午，輔導員把楊俊杰帶到繼續教育學院毛主任辦公室。據楊俊杰回憶，主任表示，如果他自己申請退學，能退一部分學費和住宿費，假如等到強制性開除，就什么都沒有了。楊俊杰說，主任的“勸退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他為學校帶來了安全隱患”，二是“他不適合接受高等教育”。

楊俊杰對兩人的一段對話印象很深。主任問他喜歡什么？楊俊杰說：“喜歡音樂。”主任說：“你回去報個興趣班學習音樂多好，又不用考試。”

楊俊杰解釋，他說過自己想再考慮考慮，但學校“逼得緊”，從“商量”變成了“通知”。10月16日上午，楊俊杰去招生處辦理了退學手續。輔導員說一句，楊俊杰寫一句，寫下了“因自身原因以及前程規劃”的退學理由。盡管看不清，他盡力將每個字寫得工整，最后簽上名字。他被退了一萬五千元學費，歸還了自己的宿舍鑰匙。

當晚，楊俊杰買了第二天晚上回河北的機票，他心里憋屈，雖然學校硬件條件并不是太好，課程設置也和“統招”不一樣，但這是自己使了“很大勁兒”才進入的學校，“就讀了40多天，像一場夢一樣，就這樣草草結束了。”

他也不舍，特別是那些對自己很友善的老師和同學。楊俊杰沒覺得視力問題限制了他的學習、生活。平時只要有空，楊俊杰就會以“自考生”的身份去蹭“統招”課程，老師沒有區別對待他：課上一樣提問他，給他交的語音作業反饋，課后傳給他網盤的思維導圖和習題。朗誦社的同學會主動提供大字版本的稿件，找他搭伴合作。他走的那天，朗誦社的學姐還來送他，祝他“前程似錦”。

毛主任在回應深一度采訪時表示，學校沒有逼楊俊杰，是他自己同意了退學，“因為身體原因，本人和家屬都接受了。”而當記者以親友名義詢問相關情況時，輔導員和毛主任都表示，首要顧慮是他的“癲癇”病。 即便楊俊杰自述，此前只發作過兩次，并不嚴重，也對學習生活影響不大，但毛主任表示，怕出現意外無法擔責，“包括癲癇、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的這些（孩子），我們都會建議回家治療，好了再來讀書，或者辦休學手續”。

談話中，毛主任也坦言對楊俊杰視力的擔心： “我們學校路上有池子，我生怕他晚上看不到，掉進池子里。 ” 楊俊杰覺得，自己被勸退的原因也與視力有關。 據他說，此前曾向輔導員申請，在一些課程考試中能不能申請大字號的試卷，或是使用電子助視器，但輔導員的回復是“無法提供便利”。

一位老師在楊俊杰退學后發來的信息

“可能你的身體吃不消”

在楊俊杰參加高考的過程中，遭遇了不止一次“拒絕”。

2008年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明確規定，“國家舉辦的各類升學考試、職業資格考試和任職考試，有盲人參加的，應當為盲人提供盲文試卷、電子試卷或者由專門的工作人員予以協助。”2017年新修訂后的《殘疾人教育條例》強調，“禁止任何基于殘疾的教育歧視”。同年出臺的《殘疾人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管理規定》明確，要為考生提供盲文或放大試卷、使用相關輔助器具、延長考試時間等“合理便利”。

因為想學播音主持，楊俊杰在2023年末要參加藝考，其中校考部分由各學校自行組織。楊俊杰給在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的高校都打過電話，嘗試在考試時申請“合理便利”。

位于北京的一所高校招生辦老師回復“初試是線上，我們試過放大到最大字體，也看不清楚”，又補充“本科課程滿，還有一些活動類課程，我們都覺得可能你的身體吃不消”，建議再“考慮考慮”。在上海的一所高校招生辦老師回復：“考試方式別人是什么樣的，你也是什么樣的，要求是一樣的。你考慮一下，慎重報考”。還有的高校明確表示：“視障學生不能收”。

楊俊杰最后只參加了在北京的一所高校的線上初試，和其他考生一樣，用統一的小程序答題。因為看不清圖，他放棄了所有圖片題——最后的成績，楊俊杰差了5分。

申請“合理便利”的波折，是很多視障學生遇到過的問題。在一項2022年的研究中，復旦大學博士李學會和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會理事蔡聰，采訪了18 名參加普通高考的視障考生，發現信息差和復雜程序是他們最大的“門檻”。一位視力二級殘疾的考生，一直在普通高中就讀，甚至不知道“合理便利”政策的存在。

李學會和蔡聰在調查中還發現，多數視力殘疾考生申請合理便利的周期在 3-6 個月，部分省市還在全國規定的基礎上，在申請時加入了“填寫日常學習情況”、“提交身份證復印件”等要求。

一位 2015 年參加高考的受訪者表示，“當時政策尚不明確”，工作人員對流程不清楚，以各種方式“勸他放棄”。在他一再堅持下，才成了所在省份第一位參加普通高考的視障考生。近年來，隨著相關規定的出臺，有章可循已經不是難題，但一些考生還是感受到了被“消極對待”。

今年4月，視障考生孫明明最初申請盲文試卷時遭到了拒絕，當地負責老師表示，她的視力“5cm以內能看到物體形狀”，只有兩個選擇：“要么使用大字版試卷，要么放棄（申請）。”

溝通中，老師也給她提了很多問題：“就算你參加普通高考，哪個學校愿意錄取你？在學校你怎么學習？”孫明明很著急：“老師們為我考慮得這么周到，為什么就不能體諒我想參加高考的心呢？”在多次給省教育考試院、省殘聯、中殘聯打電話嘗試溝通個人情況后，孫明明成功申請到盲文試卷。

今年參加高考前，楊俊杰申請到了7項“合理便利”條件，但上了考場還是出了“意外”。楊俊杰申請到一臺殘聯提供的電子助視器，因為是進口的兩孔插口，和國內的插座不適配，需要把插頭掰彎了插進去。考試中，電子助視器發燙，導致接觸不靈敏。——這些，都是他到了考場才發現的。

295分的高考成績出來后，楊俊杰在報名四川傳媒學院繼續教育學院之前，還曾報過四川另一所專科院校。8月15號晚8點，這所學校的招生老師打來電話：“同學，恭喜你被錄取了。”楊俊杰說明了自己的視力情況，晚上10點多，已經上床就寢的他又接到了學校的電話，讓他寫“退檔申請書”，理由是“因家里負擔不起學費，本人自愿申請退檔”。

教育部已出臺相關規定為殘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

“我也有愛好，我也有野心”

被“勸退”回家后，楊俊杰整理心情，準備備考新一年的藝考和普通高考——將去年的流程重新再來一遍。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的堅持。在初中患病導致視力下降后，楊俊杰也有過迷茫。他的父母甚至在想，該不該讓他繼續讀書：“你視力不好，考公考編不成立，也不好找工作，學歷對你還有什么用呢？”楊俊杰想著，既然輟學也干不了什么，“不如讀到哪算哪。”父母尊重了他的意見。

初中畢業，楊俊杰轉到張家口特殊教育學校讀書。在這所學校學校里，有視力障礙、聽力障礙和智力障礙的學生。楊俊杰發現，學校高一英語學的還是初二教材，到高三畢業時，初三的英語教材還有一半沒學完。

高一時，楊俊杰所在的班級里一共8個人，后來有2個中途轉學去了中專，1個去了石家莊游泳隊。剩下的5個同學里，4個都參加了專門面向殘疾考生的“單考單招”，參加“普通高考”的，只有自己一個。

根據公開信息，2024年共有北京聯合大學、長春大學、濱州醫學院和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4所本科院校面向視障學生招生。這些高校自主考試，單獨招生，開設如針灸推拿、康復治療學、心理學、音樂學等特定專業。

但2015年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李學會等人涉及“單考單招”的一項研究發現，即便是面向我國視障者的高等教育，也具有“規模小、專業受限、層次低”的特點。1987年盲生可以選擇的專業是按摩和音樂，30多年來，選擇的范圍幾乎沒有變化。

2014年，教育部門首次為視障考生提供了普通高考的盲文試卷。楊俊杰知道，以自己的教育基礎，參加普通高考的難度有多大。相比之下，高一剛入學一個月，他做“單考單招”的英語卷子，100分能拿97分，同一張卷子，到高三時班里其他同學平均分還是30多分。他明白，以特殊教育學校的資源，沒法同時兼顧，只能照顧“大多數”。但他還是選擇了那條“少有人走”的路，他不想做按摩、教音樂，他喜歡“播音主持”。

這個愛好源于一次偶然。高一時，老師讓他報名參加團課活動，作為學生代表之一，在九一八事變紀念日朗誦《請黨放心，強國有我》。楊俊杰練習了一周，從早到晚，除了上課都在練。練習過程中，楊俊杰能明顯聽出“差距”——其他兩個男生在小學和初中時都有過朗誦經驗，而他完全是新手，普通話不夠標準，發一些高音時好像有“哭腔”。

但楊俊杰還是堅持到了上臺那天。臺下的觀眾有兩百多人，他拿著七八張放大成一號字體的稿紙，盡量保持著節奏，“不讓別人聽出來，視力障礙對朗讀語速的影響”。演出結束，楊俊杰聽到了觀眾的掌聲。

這次經歷讓他愛上了朗誦。雖然因為緊張沒敢往臺下望，也看不清，但楊俊杰能感受到所有人都在看著他、聽他講話，“我喜歡那種被別人看著的感覺”。后來，楊俊杰也了解到，播音主持專業對視力的要求并不像其他專業那么高。他決定試著參加藝考和普通高考，他想讓自己“被看見”。他也有“野心”，想“往上走”，證明自己不比別人差。

這個看似“不切實際”的選擇，得到了父母的支持。有人勸楊俊杰媽媽王燕琴，高考風險高、難度大，不如“單考單招”穩定。王燕琴說：“孩子考兩分，我也讓他考。參加高考是他的權利。”

一套盲文高考試卷有一百多頁

“兩個系統，一套規則”

2023年初，楊俊杰和幾個視障朋友組建了“視障高考聯盟”，兩個群共有五百多人，都是各地的視障學生和家長。在節假日，楊俊杰和一些已經進入大學的視障朋友，會開直播講公益課程，比如播音主持、樂理、物理，英語和數學。

在群里，楊俊杰能感受到，那些同樣處境的同齡人，對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他總會被問起諸如報考流程、本科錄取分數線這些問題。他也能看到清晰的“斷層”，直播課教物理時，一個福建的高三同學問他：“什么是物理？我從沒上過物理。”

差距在不知不覺中拉大。許嵐曾在青島盲校高中部就讀，即使這所建校90多年的盲校，也更多是針對“單考單招”授課，課講得比較“淺”——只簡單過一遍人教版的“必修”教材，很少涉及“選修”，也不做其他拓展。為了準備普通高考，許嵐從高二下學期開始，在家上網課自學，“從早到晚坐在書桌前”。在盲校里，她是絕對的優等生，但“聽不懂”成了網課的常態。

許嵐記得，2022年，盲校自己所在的那一屆一共24人，只有她和另外一個同學參加了普通高考，其他同學普遍的狀態是沒有勇氣參加。因為第一年的成績不理想，許嵐復讀了一年，2023年考入了河南工程學院。

特殊教育學校現有的資源，不足以托起視障學生參加普通高考的勇氣——蔡聰在2018年一項對“合理便利”政策的研究中發現，“目前我國視障考生面臨的問題是，隔離式的教育體系和普通教育之間缺乏有效銜接”，“教學質量、教學深度和教學水平，與普通學校存在較大差距”，讓視障考生不敢與普通高考生同場“競爭”。

“分數決定命運”的規則不會因人而異。高考以635分考入中央民族大學、并于今年保研至北京師范大學基礎數學專業的昂子喻，是很多視障考生的“榜樣”。昂子喻在初二時完全失明，他先在青島盲校學習盲文，訓練盲文默讀、書寫速度，而后轉學到合肥六中隨班就讀。他發現，只是一年時間，每科就落下了一兩本教材的知識。為了彌補上這些差距，昂子喻花在學習上的時間，比大多數同學多很多。

“既然自己選擇了（普通高考），就必須遵守這種游戲規則。”除卻個人努力，父母、老師和同學也在“撐著”他。昂子喻的父母都是老師，一些帶圖的題目，要先靠他們讀題、描述，他再去思考解答。大課間時，只要昂子喻需要，老師就會在教室里幫他答疑，數學老師養成了每題必讀的習慣。每天黑板上的作業，同學也會幫他拍下來，留作一份備忘。

跨越的，與難以跨越的

因為“不想把按摩作為唯一出路”，在青島盲校就讀的賀博決定參加普通高考。2023年6月，當高考題目轉化為180多頁的盲文試卷后，最大的問題出現在物理、化學和生物這些科目上。很多圖形題他“從來沒見過”，特別是化學，一道包含十幾個有機化學分子式題目，占去了三四張盲文紙，“看（摸）得一臉懵”；一套立體實驗裝置搭好了畫在考卷上，看上去清晰明了，但對于賀博來說，“立體結構映射到一個二維平面，根本看不懂”，只能“連蒙帶猜”。

一位患有先天性青光眼的女生也遇到了“圖”的問題。2023年的文綜考試中，她記得摸到了三次“圖略”，其中地理題比較多，涉及城市道路布局和地質作用，有的題目能通過文字題干理解，有的只能跳過。在盲校上課時也是這樣，老師試圖講解太陽和地球的位置，一手拿橙子、一手拿盲板，模仿著兩者的運動軌跡，讓他們通過觸摸去感受。

據媒體報道，我國自2014年高考開始提供專屬盲文試卷，分為全盲考生適用的常規盲文版和供有光感的低視力盲人考生使用的大字號版本，兩者的命題內容、難度與普通試卷保持一致，僅針對圖形部分做出適應性調整。蔡聰認為，今后應該繼續開展盲文試卷優化研究，不管是在語言還是圖形上，讓試卷內容與盲文特點相融合，切實提高殘障考生參加普通高考的公平性。這進一步指向了合理便利的精準化，如可以提供電子試卷、人工讀題、可選字號試卷等多種備選形式。

而那些涉及教育本身的差距，也并非是一個無解的問題。2021年12月的《“十四五”特殊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第一次提出“大力推進國家、省、市、縣、校五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建設”。在蔡聰看來，這種從“隔離”到“融合”的教育發展是大勢所趨。簡單來講，就是讓殘障學生們接受普通學校的教育，但普通學校要有專業的特殊教育老師提供必要的個性化支持。

這些正在嘗試的改變，提供了讓更多視障學生參與普通高考的可能性。譬如，北京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平臺正在進行的探索，一堂普通學校和特殊教育支持中心老師共同探索合作的數學課上，在特需學生參與班級集體課堂前，會有一堂鋪墊課——通過手指操、七巧板、修復拼圖等環節，鞏固圖形認知、體會感受數學概念中的要素。而這種針對性的經驗與技能儲備，將來也可能貫穿孩子們的整個求學生涯，直到高等教育階段。

2023年，賀博被南京城市職業學院計算機應用技術專業錄取。他主動向學校申請不用單人單間的無障礙宿舍，而是和其他同學住在一起，“沒有舍友，大學生活不完整”。楊俊杰也盼著盡早迎來真正屬于自己的大學生活，11月，他已經開始為備考補習英語，空閑時也會練習播音朗誦的稿件，比如繞口令、散文和詩詞。他最喜歡練習汪國真的一篇散文，《我喜歡出發》。

散文有一句話是這樣的：“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濤，大漠有風沙，森林有猛獸。即便這樣，我依然喜歡。”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孫明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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