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于辛巴

編輯｜三金

十點人物志原創

提起阿富汗，你會想到什么？

是動亂與戰爭、恐怖主義，還是電影里包著頭巾的男人和看不見臉面的女人？

最近，阿富汗塔利班發布了一系列針對女性的限制令，如禁止阿富汗女性在公共場合說話，女性必須佩戴口罩和面罩等。自2021年塔利班政府重新上臺后，這個國家往往因極端和保守的政策而出現在各大新聞。從蘇聯入侵，到美國的反恐戰爭，過去的幾十年間，阿富汗一直是大國博弈的角斗場。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阿富汗這三個字，代表的始終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國度，它只存在于我們的想象中。

2003年，二十多歲的班卓曾獨自去往中亞旅行，她從新疆出發，翻越帕米爾高原，經過巴基斯坦，從巴基斯坦西北邊境進入阿富汗的荒漠中。她曾親手觸摸過這片真實的土地。

2001年，塔利班炸毀了世界文化遺產巴米揚大佛，圖為炸毀后的巴米揚殘窟。

那一年，阿富汗剛剛經歷反恐戰爭，對于一個獨行女性來說，有許多意料之外的風險。從喀布爾到坎大哈，班卓曾因不穿布卡被旅館拒絕入住，也曾遭遇陌生男人求婚，但也是這些人，明明深陷貧窮和混亂中，卻給了她最大程度的善意和慷慨。

回國后，她將這份回憶寫成了游記《陌生的阿富汗》。我們跟班卓聊了聊，這關乎一個女性在危險國度遇到的信仰與冒犯、傳統和現代、真誠和阻礙。對她來說，阿富汗有的只是一群普通人，活在時代的夾縫中，過著真實的生活。

《陌生的阿富汗》，2024年世紀文景出版

以下根據她的講述和著作內容整理。

當一個女性獨自去阿富汗

去到阿富汗，其實是一個偶然。

我天生就喜歡旅行，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幾乎每年的寒暑假都會在外面。2003年，我在北京讀碩士，空閑時間比較多，就想去中亞轉轉。出發前，我并未做任何行程規劃。我只知道，從新疆出去是巴基斯坦，那里是最容易拿到簽證的國家。

那個年代沒有智能手機，我就背著一個雙肩包，帶著相機和一份《世界地圖冊》，在北京辦好巴基斯坦簽證就出發了。出門越久的人，包會越小，因為我知道，無論什么時候我都要把它背在身上。雙肩包里面裝著我的換洗衣服、護照和幾百美金，就是這些東西，支撐了我幾個月的旅途。

班卓在湖邊

在巴基斯坦的伊朗大使館等待簽證時，我偶遇了來自阿富汗的叔侄倆，叔叔已經拿到英國國籍，試圖將侄子經由伊朗遷到英國。為了打發時間，我和他們打聽起了阿富汗局勢。

即便流落在外，他們依然對家鄉滿懷熱忱。我拿著《世界地圖冊》，翻到阿富汗那一頁，通過他們的介紹，我仿佛看到那些荒涼的山丘、空曠的草原和浩瀚的沙漠從地圖中跳出來。一個個陌生的小山村變得如此親切而具體，我臨時萌生了要去阿富汗的念頭。

那時美國的反恐戰爭剛打了兩年，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開始入駐，我當然知道阿富汗算不上“安全”。但在這之前，我已有豐富的旅行經驗，不僅在九十年代的西藏生活了好幾年，也曾獨自從云南邊境穿越過緬北曼德勒戰亂地區。我并不覺得這是冒險，只要邊境照常開放，別人能去，我自然也能。

根據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外國人要經由巴阿邊境進入阿富汗，需要到白沙瓦的邊境事務管理局備案和辦理通行證，然后乘坐專車或者包出租車，由一個持槍軍人全程護送至邊境小鎮托爾坎。

當我在邊境事務管理局辦好巴基斯坦的出境手續后，天空下著雨。我看到很多衣著襤褸的人們，大包小包，像逃難一樣匆忙奔走，空氣里散發著忙碌的汗味，和由無數雙疲于奔命的腳所掀起的塵土的腥氣。

早上六點從白沙瓦出發，到達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時，已是下午五點。剛下車我就被圍住了，一群人包著頭巾的腦袋默默盯著我這個外來者，眼神中充滿戒備和好奇。走出去很遠，依然能感受到后背灼灼的目光。

戰后的阿富汗街道，并非大家想象中的滿地廢墟，反而干凈又荒蕪。由于通貨膨脹，阿富汗尼（阿富汗當地貨幣）不斷貶值，再加上過渡政府“卡爾扎伊”發行了新貨幣，市面上流通著新老阿富汗尼、美金、歐元等在內的三五種貨幣，喀布爾街頭到處是背著不同貨幣的錢販子。街上幾乎很少有閑散游客，在阿富汗期間，我幾乎未見過第二個女性旅行者。

我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下和阿富汗相遇了。我對旅行從不做任何預設。預設往往源自于偏見，我不愿把這些偏見裝滿腦子，再費勁把它們去掉。來到陌生的地方，我只想要好好感受。

班卓的旅行路線

阿富汗不過是我旅途中的一個中轉地。然而，當我全部旅行結束后，發現我印象最深的居然還是這里。我在阿富汗遇到的人們，他們備受戰亂之苦，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但跟你交往時，卻愿意傾其所有。這種真誠，很珍貴，也很沉重。

初遇阿富汗

我對這次旅行雖沒有預設，但卻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阿富汗人民沒有邀請我，是我主動要去人家家里，我不能要求別人接受我。生活硬件方面，我更是不在意，別人怎么過，我也都能過。我理所當然地認為，戰爭已經告一段落，我至少可以自由行動，不會遇到什么障礙。

然而，剛落地我就吃了個閉門羹。

到達喀布爾后，我先得找個落腳地。我在鬧市區找了好久，才尋到了一家價格合理的小旅館。

旅館經理叫阿里，一開始他并不愿意接待我。塔利班統治時期，法律禁止婦女上學、工作、單獨上街時，婦女出門必須穿戴布卡。雖然彼時禁令已廢除，但大多數人仍保持原樣。而在他們看來，我顯然是個異類。彷徨之際，我只好求助兩個正在找住宿的日本旅行者，跟他們拼了個三人間，每人三美金。

當我逐漸熟悉了這家小旅館后，我才意識到我給阿里添了多少麻煩。阿富汗的旅館，沒有女廁所，并不具備接待婦女的條件。但當我從巴米揚再回來喀布爾，獨自回到這家小旅館時，阿里卻沒有再趕我走，甚至某天還同意了我在廁所洗澡的請求。

我知道自己有些得寸進尺。阿富汗人活在伊斯蘭文化中，這種信仰已經內化成行為習慣。這里的女性不會單獨出門，更不會住旅館。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按照他們的教義去生活。然而，當我利用了自己身為外國女性的特權，他也愿意釋放出最大的善意，包容了一個在自己文化之外的人，這令我十分感激。

在去到阿富汗南部后，這種文化差異更加真切。

阿富汗的食物一成不變，大多是馕、烤肉、生洋蔥片等，我實在吃不下去。好多天里，我只能靠餅干和水果度日。在去往南部的路上，因連日腹瀉和營養不良，我已經頭暈目眩。大巴上的副駕，不厭其煩地為我開窗關窗，還悄悄遞給我一瓶未開封的礦泉水；陌生的少年給我送上熱茶和葡萄。雖然我們語言不通，但這些最樸素的人們，以各種方式，默默表達著對一個陌生女人的關切。

在南部城市坎大哈，我沒住過旅館，而是在沙赫伯家住了好幾天。有天下午，我想出門逛巴扎（當地集市），沙赫伯的媽媽納莉亞大驚失色，“沒有沙赫伯陪著，你怎么可以上街”，她堅持等兒子回家后才讓我出門。我身上穿著巴基斯坦買的長裙，他們擔心會惹人注意，引來麻煩，納莉亞又找出她結婚時的衣服給我穿上。

在沙赫伯家吃的第一頓晚飯

阿富汗的日常食物很簡單，主食通常是面餅，配一鍋混合著牛羊肉和各種香料的燉菜，或是加點肉，炒一鍋米飯。剛在他們家住下的時候，納莉亞會單獨為我準備炸土豆和炸雞腿。在他們的概念中，外國人都愛吃那樣的食物。在我表明自己愛吃燉土豆后，這道菜在餐桌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納莉亞每次都一勺一勺舀到我碗里，盯著我吃下去。在這樣的照料下，我的身體慢慢恢復了生機。

臨走的時候，沙赫伯的妹妹德娃不舍地抱著我，大眼睛里滿是淚水。他們家有八口人，我收下了她送的八個鐲子。在后來的旅途中，雖然我小心保護，鐲子還是碎了好幾個。前段時間，我的學生不小心打碎了我最后一個鐲子。它被認真地拼合好，裱在了畫框里。

布卡之下的阿富汗女性

戰后的喀布爾，時局仍然動蕩，但塔利班的禁令廢除之后，還是恢復了不少女性權益。

女子學校恢復了上課。街上也偶爾能看到不穿布卡、披著頭巾、腳蹬高跟鞋的年輕職業婦女，她們大多行色匆匆，身旁都有男性陪同。但大多數女性依然恪守著禁令。

于是，當我穿著長袖長褲，披著頭巾行走在喀布爾街頭時，就要習慣男人的注視和小孩的口哨。在他們的眼神里，更多是一種對外來者的戒備，而非對女性的凝視。

偶爾也有過分的行為，有一次我在路旁買果汁，付錢時后背卻被冰塊之類的東西砸中，周圍人哄笑起來。氣憤不已的我回到旅館，餐廳的少年又在我臀上捏了一把，我怒氣上涌，結果聲音太大，把經理阿里喊了過來。我紅著臉解釋了一通，阿里當時并沒說話，晚上卻托同住的兩個日本人給我下了逐客令。日本室友好心勸我，為了安全，最好還是穿上布卡。

我只好在喀布爾的集市上買了一套布卡。布卡由頭套和圍罩兩部分組成，頭套的眼睛處縫著一片網格，用來呼吸和視物。后來我穿了德娃的布卡才知道，布卡需要量身定制，我買的這套，穿著太大，十分憋氣，根本看不見路，簡直比不穿更危險。

在喀布爾的幾天，我都沒勇氣穿它出門。巴米揚是少數民族地區，衣著寬松，更是穿不到布卡。直到南部的坎大哈，我認識了穆利，才對布卡有了更深的認識。

穆利是坎大哈本地人，那時我在巴士上，因勞累處于半昏迷狀態，他主動坐到我旁邊，提出要照顧我。后來還讓我住在他奶奶的房子里。他們全家都是教授《古蘭經》的學者。美國人來了后，他只能教英語和阿拉伯語，在聯合國的下屬機構上班。

前往坎大哈的中巴車上。婦女大多穿著布卡

穆利總是一身黑色長袍，戴著金絲眼鏡，認為女性結婚前必須保持貞潔，是伊斯蘭教堅定的守衛者。在一次聊天過程中，他突然向我求婚，我當時有點懵。如今回想起來，我大概能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去理解他。這或許就是阿富汗文化中，男女的通常交往模式。

穆利并沒有冒犯我。南部是塔利班大本營，這里比喀布爾更保守，離開他家前，他堅持讓我穿上布卡，不然不能上街。

穿上布卡后，我竟有些理解了伊斯蘭女性。在我們所處的現代世界中，布卡當然妨礙了女性的穿衣自由，但在伊斯蘭世界，布卡里的女性是有安全感的，它可以隔絕掉所有男性的目光，將侵犯和犯罪降到最低。當然，這種管理方式，很粗暴，也很原始。

事實上，作為一個外國人，即便穿上布卡，我的行動也并未更暢通。阿富汗女性從不單獨出門，身邊往往需要有個男性陪同，而我沒有。有一次，我穿著布卡和自己的涼鞋，被一個推著自行車賣冰棍的男子窺視并尾隨。我才意識到，打扮成這樣，其實一點用沒有，反而會把自己置于危險境地。

坎大哈市內的公交車上。一塊布簾子將車廂隔成兩半，男女分坐前后部，孩子可以亂竄

在阿富汗，少年們總是在還未形成獨立而完整的人格之前，就要早熟地進入宗教。十五歲的沙赫伯，樣子還是個少年，卻已經形成了很多牢固的觀念。他認為女子就應該穿布卡，“可以省去麻煩”。但我是外國人，外國人和穆斯林不一樣，但到底哪里不一樣，他也說不上來。

身穿布卡的班卓與當地的孩子

他的回答讓我沉默。我意識到，身為外國女性，我其實有不穿布卡的特權，那我不如光明正大地利用這一點。有一天，我穿著布卡逛巴扎時，中暑暈倒了，醒來時一個蒙著布卡的婦女正抱著我，給我喂西瓜汁。那次經歷讓我深深體會到布卡外面的空氣是多么清新，從此我再也沒穿過布卡，把它留在了沙赫伯家。

現代與傳統？夾縫中的阿富汗

剛到喀布爾時，我手里只有半頁阿富汗的地圖可作為旅行參考。喀布爾有一家比較大的書店，在使館區附近。店面不大，大概二三十平米。店主的口氣很驕傲，說這是阿富汗最大、生意最好的書店。

書店旁標著一個紅色箭頭，寫著“網吧”，這實在出乎我的意料。跟隨箭頭走下樓梯，是一家開闊的地下室，七八臺嶄新的電腦，有兩個少年在玩游戲。

我在找地圖的時候，與柜臺后的小伙子閑聊。小伙子的父親已經74歲，正在照顧一個小嬰兒。那是他父親第三任妻子的小孩。

因為做生意的原因，他常出國，接觸各色人等。他喝著可樂，拿著諾基亞的新款手機，還說要給我叫披薩外賣。我正震驚于喀布爾的現代化，他又在跟我聊，自己住在現代化設施俱全的高檔公寓，眼里滿是驕傲。

他告訴我，阿富汗有兩種傳統。一種是伊斯蘭的，允許男人娶四個妻子，這是愚昧的；另一種是阿富汗的，是前伊斯蘭的，戀愛和婚姻自由，只允許娶一個妻子。

因為政治原因，阿富汗的女性權益總是在變革中反復。1979年，蘇聯軍隊曾對阿富汗發起長達十年的侵略戰爭，讓女性重新擁有了受教育權。塔利班上臺后，女性權益發生倒退。直到美國人打著反恐戰爭的旗號來到這里，女性權益才再度寬松。

2021年，塔利班重新上臺，頒布了一系列針對女性權益的新規定，引起很多討論。這讓我又想起了這個書店小伙子。傳統到現代的發展路上，總是有各種聲音，即便在阿富汗國內，每個人的態度也大不一樣。

邊境警察

近兩個世紀以來，阿富汗頻頻飽受戰亂之苦。1996年，塔利班武裝打著“恢復和平”的口號，奪取了政權。他們頒布了一系列禁令，如男子嚴禁修剪胡須，女子不能受教育等等。外界對塔利班諸多評價，然而在南部期間，我常常聽到他們對塔利班的看法是，“他們不壞”。

對于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來說，見過了外面的世界，再面對當下的環境時，會產生落差和痛苦。那是一種接受啟蒙教育之后的痛苦，我自然理解，但并非所有阿富汗人都能感同身受。

從部落氏族突然被拉進世界格局體系內，阿富汗整個國家隨時處于被踐踏的狀態。塔利班是底層人民的一種反抗，他們要反抗的不是具體某個國家，而是這個世界到底能不能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只要能得到相對的安寧，我所見到的這些阿富汗普通老百姓們，寧愿接受塔利班的嚴苛法規。

身為阿富汗之外的人，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輕易對一些事情下判斷。

所謂的現代文明，其實是西方文明，它并非真理。阿富汗作為一個宗教國家，它有自己幾千年的宗教習俗和文化模式，但是在西方文明統治世界的今天，這個身處夾縫中的小國，尚未找到一條可以兼顧伊斯蘭教和現代生活的路。

到底是高筑封閉，飽受戰爭之苦？還是被迫開放，面臨傳統文化退化的危機？這個世界并沒有現成的經驗來幫助他們，也許他們會一直處于混亂中。

生活在山崖洞窟里的貧民女孩兒

離開阿富汗后，我沒有再回去過。

我的雅虎郵箱曾收到過沙赫伯的一封郵件，他給我發了兩張類似AI摳圖生成的圖片，我問他過得怎么樣，沒有收到回音。后來雅虎倒閉，那個郵箱我也找不到了。

國慶期間，有朋友去中亞旅行，路過了阿富汗。在他的視頻里，我看到喀布爾的街頭，穿什么樣衣服的女性都有，和過去并沒有太大的差別。我還聯系上了一個在喀布爾做生意的華人，他開辦了一個中文學習的培訓班，有很多女孩子在這里學習，大家還一起唱中文歌。

這個華人朋友說，塔利班上臺后，社會治安變得很好，人們在晚上出門也不會感到害怕了。這對于常年戰亂的阿富汗，已經是一種奢侈。他也承認，塔利班確實對女性權益有著諸多限制，“但一個人常常是活在他的文化中”。

本文圖片出自受訪者，收錄在《陌生的阿富汗》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