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今年以來全省“檢察護企”專項行動開展以來的工作情況。其中有一個警察為牟利私自辦案跨省抓人，構成“濫用職權罪”的典型案例引發輿論廣泛關注。

2023年，外省某縣公安局民警楊某某、協警占某某為謀取個人非法利益，私自攜帶警服、手銬、執法記錄儀等警用裝備，駕車前往浙江、江蘇等地，意圖以幫忙處理案件為由，向企業家索取財物。同年6月11日，兩人根據事先查詢好的信息，對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企業家沈某下手。楊某某、占某某兩人以配合公安機關調查案件為由，強行將企業家沈某從家中帶走。然而，就在車輛行駛途中，沈某發現兩人動機不純，瘋狂向他暗示可以幫忙處理案件，并索要財物。見此情形，沈某心里開始懷疑，如果離開江蘇地界，自己肯定沒好果子吃。為避免陷入像《水滸》中林沖被騙進野豬林，武松身陷飛云浦的險境，當車輛行至浙江省湖州市境內時，沈某趁二人不備跳車報警。這樣的驚險情節，與香港警匪片何其相似……最終案件的處理結果是，浙江省德清縣人民檢察院以楊某某、占某某涉嫌濫用職權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楊占二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有期徒刑7個月。二人均未上訴。

這個案例使我們看到，執法權在這兩位民警手中嚴重異化，居然敢私自辦案，跨省抓人弄錢。我們在過去的一些案例中，民警在執法辦案中獲取非法利益的手段，大多是借辦案之機接受案件相關當事人的賄賂或主動索賄，而且案件發生地一般都在本縣市范圍內。但在這個案件中，民警楊某某和協警占某某卻膽大包天，竟敢私自跑到外省去開發案源，向企業家索要財物。看過案情后，我真的是替企業家沈某當時的險情捏一把冷汗。如果當時沈某沒有跳車逃脫，被楊某某、占某某強制帶回他們的管轄地，很可能又會釀成一起屈打成招，莫須有的冤假錯案。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嚴重損害人民警察形象的案件，這是很多網民在留言中質疑的一個問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跨縣以上的管轄區域，警察在執法活動中禁止繞過當地公安機關直接抓人。2020年6月，公安部為此專門下發了《公安機關異地辦案協作“六個嚴禁”》的通知，再次明確和強調公安機關異地抓人，必須通知當地公安機關配合。《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公安機關在異地執行拘留、逮捕的時候，應當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機關，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機關應當予以配合。《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一十八條：需要到異地執行傳喚的，辦理案件的人民警察應當持傳喚證、辦案協作函件和人民警察證，與協作地公安機關聯系，在協作地公安機關的協作下進行傳喚。這些規定的核心，強調的都是一個執法程序問題。可偏偏在這一點上，很多時候執法者都忽略了執法程序的約束而直奔主題。

既然有異地辦案程序規定，本案中作為正式民警的楊某某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卻還要反其道而行之，他這種有恃無恐的底氣在哪里？我想，他一是在賭普通群眾不懂法；二是在賭普通群眾不敢反抗；三是這種錯誤付出的成本代價很小。事實上民警楊某某和協警占某某的確賭對了。企業家沈某懂不懂《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我不知道，至少當時他有權要求民警楊某某、占某某出示工作證、傳喚、拘傳、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相關的法律文件。或者企業家沈某提出過，但被民警楊某某、協警占某某強勢拒絕了。他倆敢于拒絕、藐視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就是因為執法者這種程序上的違規違法行為，極少有受到嚴厲處罰的。

中國有句古話，執法犯法罪加一等。基于這一點，對于民警楊某某、協警占某某分別只判處8個月、7個月有期徒刑，網民們很吃驚：這個代價太小了。與河南省那個掏鳥窩被判處10年徒刑的大學生相比，真是人不如鳥。而且這個案件以涉嫌濫用職權罪公訴，也有些牽強。這根本不是一個經過正式立案的案件，完全是楊某某和占某某的私自行為，與履職行為毫無關系。另外，他們開始并沒有具體的作案對象，而是經過開車轉悠，通過踩點海選出了企業家沈某為作案對象。這些特征，客體上似乎更符合綁架、敲詐勒索、非法拘禁罪的構成要件。如果罪名成立，其中任何一個罪名都要比濫用職權罪的量刑起點高。甚至連這個案件如果不是當地作為“檢察護企”的政績通報出來，恐怕極少有人知道。即使這回通報出來，也是“某省、某縣”和“民警楊某某、協警占某某，”見首不見尾，讓網民們看了個寂寞。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是一匹脫韁的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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