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洋洋只做錯了一件事……

還是睡不著。

劉衛勇翻了身，下巴新長出來的癤子，硬幣大小，一動就痛。

隔壁床睡著的兒子劉洋洋，幾乎聽不見呼吸聲，這反而是好事。他最怕聽到隔壁傳來大動靜，那說明兒子又發病了。

三年前，當時12歲的兒子跟同學打球的時候起了爭執，受了傷，后來演變成遲發性癲癇、智力倒退，從此臥床不起。

幾年來，他奔走于醫院、公安和法院，拿到了判決書，卻被告知對方家庭無財產可執行，一百多萬的治療費缺口不知何時能補上。

劉衛勇說，他是單親父親，一直跟兒子相依為命。在他的敘述里，孩子出事前，活潑開朗，但具體的細節，他很難回答。

他沒想過追問兒子的過往，也不知道兒子有沒有社交賬號，甚至沒見過他的玩伴和關系要好的同學，他說“那沒有意義。”

實際上，除了劉衛勇，12歲前的洋洋過著怎樣的生活，沒有人能給出具體的答案。認識洋洋的人只記得，孩子有禮貌，碰到認識的人，他會主動一聲，“叔叔”“阿姨”。

在這件事里，洋洋是受害者。但很少人留意到，讓洋洋受傷的兩個施暴者也是受害者。他們都來自離異家庭，父母外出打工不在家，由祖父母撫養，是典型的留守兒童。

直到暴力事件發生，他們才短暫地成為家庭關注的中心，隨后又繼續被自己的家庭和社會忽視。這些孩子在想什么，人們不知道，或許也不曾關心。

推搡

2024年9月25日凌晨，陜西安康平利縣的氣溫只有21度，到了下午，溫度緩緩爬到35度，白天與黑夜，被粗暴地割裂。

洋洋躺床上，繞過書桌，另一張床是他爸爸劉衛勇的。這個十平米的隔間沒有窗戶，光線幾經曲折鉆入隔板的縫隙，但未能將室內照亮，黑夜與白晝在這里面沒有明顯的界限。

壓抑，時間在這間房子里似乎特別漫長。

劉洋洋把臉埋進枕頭里，淺淺的呼吸給他身體帶來的細微起伏，是他活著的表象。

躺在床上的洋洋，外面開著燈，屋內還是很暗 張蔚婷/攝

劉衛勇在房間外的躺椅上刷手機，那是修腳店的門廳，躺椅在最顯眼的地方，他擔心客人以為店里沒人，跑了生意，才把自己置身于客人視線和能聽到房里洋洋動靜的中間。

這是洋洋受傷后第4年。他的日常伴隨著癲癇，抽搐，白眼，吐白沫，小便失禁。

第一次癲癇發作時，劉衛勇以為洋洋中了邪，找來法師，喂他喝了符水。又帶他看了幾次醫院的精神科，被診斷為精神障礙。

倘若不是那次受傷，洋洋的標簽是：體育小健將，擅長短跑和乒乓球。

2021年12月30日下午1點，午飯后的洋洋跟同學吳宇、張沖在平利縣城關鎮女媧廣場打乒乓球，張沖想用電話手表給洋洋拍照，洋洋不愿意，另一個同學吳宇見狀搶走洋洋的乒乓球。三人發生肢體沖突，洋洋受傷。

那時候，他只有12歲。

事發的乒乓球場 張蔚婷/攝

幾個小時后，劉衛勇趕到醫院，洋洋低著頭，只聽到醫生說“腦袋有事，市醫院才能治”，腦子嗡了一聲，劉衛勇報了警。

在民警要求下，那位吳姓家長陪著他們一起轉到安康市中醫醫院，檢查結果顯示，洋洋閉合性顱腦損傷輕型、創傷性蛛網膜下出血、乳牙滯留、面部挫傷、顳骨關節綜合征。

打針的間隙，那位家長支付了9000多元住院治療費，悄悄離開，再沒出現過。

像黑洞的傷口

距離那次的推搡過去了三年，洋洋的傷由頭部，慢慢影響到全身，然后擴散到整個家庭。

在9月25日至28日這四天里，劉衛勇沒給洋洋換衣服。劉衛勇說，整日躺在床上不用外出，天氣不熱的話，不會每天都給洋洋洗澡，最多擦擦身。

四天里唯一見到洋洋的臉，是劉衛勇給他喂飯時，他扭頭過來看了一眼，沒有停留，又轉了回去，臉上沒有情緒。

那張臉與照片里眼神靈動的男孩判若兩人。為數不多的照片里，洋洋單眼皮，表情生動，小小的眼睛里流出的情緒一眼能辨出：懵懂的、開心的。

那個樣子被定格在幾十分之一秒的照片里，當洋洋被確診為創傷性癲癇，他要開始面對數十年無法自理的生活，沒有懵懂，沒有情緒。

洋洋的姨丈王華全說，剛出事的時候，他去探望洋洋，洋洋總會在聽到聲音的時候看向他，就算不說話，也對他說的話有回應。近兩年劉洋洋的情況越來越差，“洋洋，洋洋”，叫喊沒有了回應。

按照劉衛勇的說法，“用力掐他都沒反應，掰眼睛也掰不開。”

洋洋的幾位親屬認為他變成今天這樣，跟治療不及時有關。劉衛勇也坦言，洋洋經歷了多次癲癇，才讓病情進一步惡化。

事實上，劉洋洋初次出院的醫囑回來后就被劉衛勇隨手放進了抽屜里，徹底被遺忘，上面寫著：密切觀察頭痛、惡心、嘔吐等病情變化，告知有癲癇、出血增多等可能，必要時神經科就診。

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及時發現了這些注釋，早一點送到神經科對癥下藥，或許洋洋不會變成這樣。

癲癇后，洋洋的傷殘程度從輕傷二級變為四級傷殘。

洋洋的傷殘鑒定報告 受訪者供圖

如今劉洋洋的吃喝拉撒，全都要靠人幫忙才能完成。

傷口像個黑洞，除了精力，也把劉衛勇多年的積蓄全都吸了進去。

他想要錢。劉衛勇一直不避諱地提到這一點。

最極端的一次，他要求動手孩子的家長支付治療費用，遭到拒絕后，他用板車把半昏迷狀態的洋洋拉到縣政府“求助”，信訪局的人看到躺在板車上不動、半睜眼的洋洋，隨即打了120，洋洋才又回到醫院。

接著派出所傳喚劉衛勇，并在第二天對他作出了行政拘留七日的決定。

他說那幾天過于絕望，導致他患上了精神疾病，發病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半邊牙幾乎被咬崩和撞墻也不覺得痛。

出來后的劉衛勇瘦了一大圈，臉皮垮了下來，“跟森林里鉆出來的野人一樣”，自那以后，店里終日靜悄悄，生意一落千丈。

一天夜里，劉衛勇拿著啤酒瓶，爬到湖邊欄桿上，準備跳下去，被民警及時攔下。“如果沒被攔下的話，洋洋怎么辦？”

“那時候只想死，自己控制不住”。

“不結婚就好了”

作為長江的支流，漢水流經陜西和湖北，安康就在江邊，當地人把家鄉的地貌總結為“八山一水一分田”。群山環繞，耕地少，成了安康人要出去討生活的注腳。

不少跑出去的男丁進了礦，劉衛勇個頭不高，下礦吃力錢又不多，做了一段時間，他又去學了修腳。

劉衛勇的后半段人生敘事就是從修腳開始。2007年，他在當地開了最早的一家修腳店，灰指甲、甲溝炎、腳氣等等，無論青年老人小孩的腳病都能被他治好，甚至不用去醫院。生意好的時候，劉衛勇靠片甲之地，一年能掙10幾萬元。

腳修得多了，劉衛勇就成了劉師傅，對學徒他一次性收4800元，包學包會，靠著修腳店，劉衛勇就沒有擔憂過經濟問題，甚至有女學徒，還短暫地成了他女朋友。

劉衛勇正在給客人修腳 張蔚婷/攝

在此之前，劉衛勇有過婚姻。 那是2008年，他28歲，結束了10年在外的打工生涯，回到家鄉，相親認識了后來的妻子。

在劉衛勇的印象里，在外打工的白琳被喊了回來，“兩人一看都看上了（對方）”，一個月后他們就結婚了。

結婚前，劉衛勇找了間鋪面——就是如今的這家修腳店。在13公里外的路邊，給老人買了棟房子，屋外還有小片空地，可以種菜，家就這么安下了。

婚后，白琳沒再外出打工，夫妻倆一起守著修腳店。但劉衛勇發現，白琳總用店里的電腦登錄QQ賬號和其他男人聊天。后來還演變成了跟人聊了天，就把店里的錢拿走出去玩兩三天或一周，錢花完了就回來待一兩天，又拿錢走。

即便白琳懷孕，也沒能阻止她出走。

直到今天，劉衛勇都不知道白琳曾在哪里打工，去過哪些地方。他甚至不敢問那些男人是誰。但白琳不避諱，還會向劉衛勇會說對方多高多帥。

劉衛勇最聽不得這些話，“我本來就自卑，嫌我個子矮還嫁給我干什么？”

在躺著的日子里，洋洋身高躥到了一米六，比劉衛勇還高出半個頭。張蔚婷/攝

在爭吵和怨恨中，劉洋洋出生了。

洋洋的奶奶說，孩子出生后，他媽媽一天都沒管過他。幾個月大的娃大冷天趴在地上，白琳就在一旁沙發上坐著不管，“心腸狠得很”，看得讓人心疼。

洋洋4歲的時候，父母離婚，劉衛勇不愿提起那段婚姻，提起那個前妻，他甚至后悔結了婚，認為那是一切痛苦的源頭。“那是最后悔的一件事，我不結婚就好了。”

消失的童年

12歲前的洋洋過著什么樣的生活，沒人能給出一個具體的答案。

劉衛勇試圖回憶與兒子相處的細節，腦子里只能出現瑣碎的片段。他強調兒子會主動和他說起自己的事，但他至今不了解孩子的真實想法，他想了解，但孩子再也沒法出聲音。

實際上并不止劉衛勇，12歲前的劉洋洋究竟是個怎樣的孩子，只能靠著碎片拼湊。

平利縣山多地少，村屋都沿路而建。只是大家的屋子很少相鄰，彼此之間相隔甚遠，每戶人家似乎都生活在自己的秘密空間里。

洋洋長大的地方 張蔚婷/攝

洋洋和爺爺奶奶住的房子也是這樣，除了屋前有條路，其它三面都是山。

洋洋的奶奶說，周圍幾乎沒有同齡的孩子跟洋洋玩，而婆孫的生活也被切割成小小的片段。

奶奶記不清洋洋上下學時間，只記得那個時候家里沒車，婆孫倆每天天微亮就要出門，沿著公路“慢慢騰”大半個小時才到學校，傍晚回到家的時候，天也黑了。“洋洋試過鬧脾氣說走不動了，我說走不動就歇一會，（誰讓）你跑那么快呢。”

另一些碎片被幾塊透明膠按在了老家的鐵門上，能辨認的獎狀內容是：小學一年級男子100米冠軍、50米和200米亞軍，三年級也拿下了男子100米冠軍。

幾張潦草張貼的獎狀，幾乎是洋洋的全部痕跡 張蔚婷/攝

還有張照片里，有個洋洋拿下短跑第一的獎牌。 奶奶忘了獎牌在哪里，找不到了。

洋洋的家人不知道他喜歡什么，不知道他跟誰玩，不知道他有沒有在學習。

在他12歲之前，劉衛勇在縣城開了修腳店，幾乎所有精力都放在店里和店里員工的身上，他甚至陪著一個“徒弟”去西安治療心臟病，一待就是一年。

父親在那段年少歲月里，身影模糊。洋洋只能和爺爺奶奶相依為命。

農村老人只管溫飽，洋洋每天的生活費只有3塊錢，這筆錢只夠吃點面條，奶奶心疼孫子，更心疼兒子：“娃子苦命，他老子也苦命，40多歲就沒得一天好日子。”

洋洋姨丈說，沒有爸爸的話，洋洋就是被社會遺棄的人，“天下沒有比這孩子命運更慘的人了”。

沒有“贏家”

最初，平利縣公安局將此事以刑事案件立案，但后來又以第三人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為由撤案。

隨后，劉衛勇聽律師建議，將兩位打人的同學及其家長，以監護人責任糾紛告上法院。

今年3月25日，平利縣法院出具的判決書寫著洋洋治病已花掉的164.42萬元，應由吳宇、張沖及其家長賠付，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給付完畢。若超時，則按照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利息。

可因對方無財產可執行，判決最終不了了之。

他向外界求助，注冊了很多社交媒體賬號，將頭像換成頭裹著紗布，閉眼躺在床上的洋洋的照片，到處發帖和視頻，有時還會開直播，但看的人很少，悲劇像一團烏云，在這一家人頂上環繞不去。

實際上，烏云不止懸浮于劉衛勇的屋頂。

長期關注留守兒童的作家兼調查記者袁凌也是平利人，他說在平利，留守兒童很常見，袁凌和他的侄子也曾是留守兒童。他說當地人要么捆在土地上，要么出去打工，但經濟不平衡和城鄉戶籍制度限制又帶來留守兒童等很多問題。

平利縣城，下午三四點聚在路邊打牌的中老年人 張蔚婷/攝

平利一家幼兒園園長表示，園區學生家長大都是雙職工，才能負荷他們較高的學費——3000多元/學期，但園內仍有1/3的學生是留守兒童。

“施暴”和受傷的三個孩子都有相似的背景：出生于平利的農村家庭，父母離異，小學或初中文憑，至少一方外出打工，主要由爺爺奶奶照顧。

其中一個“施暴者”吳宇，他爺爺奶奶都是環衛工人，凌晨5點左右起床，種會地，出門掃街、倒垃圾，每月工資1200元。吳宇出生8個月左右，還沒斷奶，父母就外出打工，十幾年過去了，他對父母很陌生。

吳宇小學三年級就開始獨自上學。家離學校不算近，要沿著公路走15分鐘才能到。和他一起生活的奶奶朱明清平淡地說，“怕（車多）也沒辦法，不可能天天守著他，我們要養活自己”。

小時候的吳宇很少讓人操心，成績也不錯，直到他上了初一，父母離婚，他像變了一個人：開始跟社會上的混混一起玩，輟學，不讓吳宇玩手機，他會威脅要去死，“你說我該怎么管他？出了啥事，他媽媽還要追究我責任。”她只管給吳宇吃穿，“畢竟他只是孫子，又不是我的兒子。”

后來還出事了，想起來，她只覺得頭疼。她曾埋怨吳宇擾亂了他們晚年生活，但吳宇看上去毫無反應。

后來老師發現吳宇在手臂自殘，學校建議吳宇休學幾個月，吳家人才知道吳宇患了重度抑郁。那陣子朱明清只記得吳宇吃了一段時間的藥，之后又回去上學。

劉衛勇多次跟吳宇的奶奶朱明清打交道，劉衛勇覺得朱明清明事理，朱明清覺得劉衛勇是個到處要錢的“賴子”。

用痛苦抑制痛苦

劉衛勇也找到了判決書里另一個“施暴者”張沖的監護人，他爸爸在外地開大車，月入過萬，但對方表示希望分期付款，月付1000元，直到將他們背負的82萬元付完為止。

劉衛勇不能接受，他算了一筆賬，洋洋每月藥費15000元，護理費4500元，開起來接近兩萬，“我活不了那么久，能等到他給完那82萬。”

溝通無果，對方再也沒出現，他也沒再聯系過吳、張兩家人，只能不斷對外求助。

今年10月底，法院告訴劉衛勇，期限已到，對方確實沒有財產可執行，程序終止。

判決書（局部） 受訪者供圖

基層治理和城鄉教育學者雷望紅說，留守和父母離異，只是造成校園欺凌的部分原因，歸根結底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父母要管生計，想辦法掙錢。加之有時鄉村父母的情感教育水平相較于城市父母沒有那么高，可能很難捕捉到小孩的心理上的變化。

等到孩子十二三歲進入初中，在這個年齡他對世界有了一定的認識，但他又不成熟，所以他的行為經常表現出自我感覺良好，又極其幼稚的一面。

袁凌曾花了四年系統地走訪鄉村留守兒童和城市流動兒童，在一次訪談中，袁凌提到由于長期與父母分離，留守兒童的內心極其孤獨，還充滿了被剝奪感和填不滿的缺失感，導致他們的公平意識變得畸形，遭受到不公平對待，易怒，他們中的一部分可能會傾向于用暴力的形式剝奪其他人，在對方身上實現某種公平感和成就感，同時很少會意識到對方也有被剝奪的地方。

如果遇上合適的誘因，就可能演變成犯罪。

但是袁凌覺得，從兒童到踩空成犯罪分子之前，軌跡很長，有的孩子可能因為沒有傷害社會，沒有被看到，實際上他的內心可能有非常大的恐懼。

袁凌與留守兒童接觸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個小孩說守規矩的生活讓他很無感，只有不斷回顧自己的痛苦，用痛苦抑制痛苦，他才會有活著的感覺，“活得好不如活得爛”。

洋洋小時候，每天和奶奶一起走過的路 張蔚婷/攝

2022年夏天，劉衛勇將洋洋的課本當廢品賣了，7毛一斤，賣了幾十元，“反正也用不上了”。

幾十元是用手機支付的，就像手機里頻繁出現的交易信息一樣，稍不注意，就會被迅速遺忘，就像沒發生過。

幾乎在所有人的回憶里，洋洋都是乖巧聽話的，可能洋洋只做錯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想被人拍照。

（文中未成年人和白琳均為化名）

文：張蔚婷

編輯：黎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