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場災難來到，比如影片里說的放射性物質即將毀滅香港，政府應不應該告訴市民？如果告訴市民，肯定會有搶購，逃離等秩序騷亂，結果未知；如果不告訴，那么將由政府決策者決定哪些人可以安全離開，但肯定會有人在不知情下死于災難。如果是你，你會怎么選？

港片《焚城》的片花構建起了一幅末日的景象，好像是在毀滅當下，不同人的命運選擇。這很有點當年港片的末世感。

于是，我滿懷期待的去看了此片。

看完后不得不說這是一部爛片，我懷疑導演是學攝影出身的，他太癡迷于拍出唯美的鏡頭，以至于電影敘事和鏡頭節奏都極其不流暢。我都懶得去想它到底是個什么故事了，因為故事被不流暢的電影語言堵成了腦血栓，沒必要再給讀者添堵了。

不過，電影留下了一個選擇題，這道選擇題也構成了前半段情節張力。

那就是：當一場災難來到，比如影片里說的放射性物質即將毀滅香港，政府應不應該告訴市民？如果告訴市民，肯定會有搶購，逃離等秩序騷亂，結果未知；如果不告訴，那么將由政府決策者決定哪些人可以安全離開，但肯定會有人在不知情下死于災難。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讓我想起哈佛大學的一次思維實驗。當一列車飛速出現事故無法剎車，駕駛員只能決定它駛向何處，如果不動方向盤，它將駛向A，撞死50人，如果駕駛員改變其方向，駛向B，將撞死30人。那么問題來了：駕駛員應該不動方向盤，任其駛向A，還是為了救A的50人，去動方向盤，駛向B，撞死B的30人？

當時，大多數華人都選擇駕駛員應該動方向盤，讓列車撞死B的30人，而救A的50人。道理很簡單，死30人比死50人少，肯定選擇損失最小的。

如果B處是30只雞，A處事5

0只鴨，這樣的量化邏輯倒也沒問題，但那是活生生的人，人的生命是冷冰冰的數字能計算的嗎？法律界有句話叫，一個人的生命大于地球。

這道題在歐美的學生里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有一方認為，不應該動方向盤，因為駕駛員不是上帝，無權決定哪些人該死，哪些人不該死，最后，列車撞死多少人，是上帝在決定，祂有這個主權。還有一方認為，雖然人命不是簡單的數字，但人心樸素的認知告訴我們，多數人的價值大于少數人。或者進一步極端化，如果A有1萬人，B只有1個人，那為了救1萬人，犧牲1個人是符合良知的。

雙方辯論，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好，我們回到電影的那個問題，到底是告訴民眾輻射災難，讓民眾自己選擇出路，政府盡力做好秩序維護。還是不讓民眾知情，政府選擇傷亡最小的方式。

對于這個問題，不同的問題會有不同的答案。

如果是古中國文明，大概率會選擇讓政府選擇傷亡最小的方式，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皇權以天子代行天意。

如果是古埃及或古印度文明，多半會交給婆羅門祭司階層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由祭司根據神的旨意做出決定。

如果是古希臘文明，多半會告訴公民，并開公民大會決定用怎樣的秩序逃離。

如果是伊斯蘭文明，多半由教士哈里發蘇丹什么的根據古蘭經來決定怎么做。當然在執行時，誰的拳頭大誰占便宜。

不同的答案都有其道理，也有其無奈。

不同文明的答案，則隱藏著文明各自的愛與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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