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覺覺早年的革命經歷

張覺覺（?-1960），生年不詳，福建龍巖人，后改名為張余生。早年受“五四”運動新思潮影響，向往革命。1921年春，在龍巖白土桐岡小學教書時，與同事鄧子恢等發起組織奇山書社，發行《新青年》、《響導》等書刊。1923年秋任該社創辦的《巖聲報》編輯，宣傳民族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大革命時期投入革命活動，并加入中國共產黨。

根據鄧子恢的回憶，“一九二一年，我從江西回家，在白土桐岡小學任教員，便與同事們組織“奇山書社“，社員達二百多人，多是九中同學和各區鄉小學教員。當時及以后幾年中，書社購買很多新書，其中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文集，馬克思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以及《新潮》、《新青年》和《響導周報》等，這對龍巖知識分子起了啟蒙作用。一九二三年便在奇山書社的基礎上出版《巖聲報》。出版這個報紙，目的在于揭露社會黑暗，報導群眾斗爭，推廣革命思潮，宣傳社會主義。”

這段時期，鄧子恢、章獨奇、林仙亭、陳明（陳少微）、張覺覺、曹菊如（建國后人民銀行總行行長）、張雙鉻、陳雪琴等進步青年被稱為“龍巖八駿”。其中章獨奇擔任《巖聲報》總編輯，張覺覺擔任總經理，鄧子恢負責報刊銷售。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張覺覺曾擔任過國民黨汕頭黨部宣傳委員，北伐軍興，隨東路軍入閩，在東路軍政治部工作。當時，東路軍政治部主任江董琴是國民黨左派，政治部宣傳科長陳祖康、黨務科長徐琛都是我黨黨員。

正是在國民黨汕頭黨部工作期間，張覺覺認識了后期的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當時駐防山頭的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張貞（福建漳州詔安人），因為是閩南同鄉，關系相處融洽。另一個是時任汕頭黨部秘書的陳伯達（福建泉州惠安人），后來陳伯達一度擔任張貞的秘書，1931年陳伯達在天津被捕，寫信給張貞求救，還是張花了幾萬元疏通將其保出。1927年4月下旬，陳伯達在張覺覺、陳少微的介紹下，加入了我黨。

二、張覺覺叛變過程

四一二之后，福建的革命者紛紛逃亡。當時福建的駐軍主要是張貞的獨立四師（已改編成新編第一軍），張貞對跟自己有交情的共產黨人還不錯，雖然接到了蔣介石下達的處決令，還是通知陳祖康、陳伯達、張覺覺等人逃走。陳伯達去了武漢，當時汪精衛還沒有叛變，張覺覺則和妻子一起到鄉下躲蔽。

1928年初受福建省臨時省委派遣，張覺覺到漳浦馬坪小學以教員身份為掩護，組織秘密農會，發展黨組織。1月10日為反抗征收煙苗捐事，協助李聯星等領導馬坪農會會員舉行武裝請愿活動，遭到駐軍鎮壓。不久，參加我黨漳浦臨時縣委黨代會，當選為縣委書記。

1928年6月，時任福建省臨時省委書記的陳祖康叛變。陳本來就是被大革命的洪流裹挾進革命隊伍的，思想覺悟并不堅定，大革命失敗后一度非常消沉和彷徨。此時，已成為閩南實力派的軍閥張貞，看準時機、派人找陳祖康游說，又與他密談三個晝夜，終于使陳祖康的思想起了180度的大轉彎。張貞于是電請南京國民政府取消對陳祖康的通緝令，恢復陳的國民黨黨籍。6月16日，陳祖康公開發表脫黨宣言，后來張貞還把一個女兒嫁給陳祖康。

6月19日，陳祖康在《漳州日報》上發表《中國革命的前途》的反黨文章，公然反對黨的八七會議關于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方針，主張用和平方式改良中國社會，鼓吹發展“平民革命”，“以工農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來作階級斗爭的聯盟，以達到社會政治的解放，以求民族的自由獨立”。繼之，拉攏福建中共黨內一些不同意實行土地革命的人，組建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的組織，即歷史上謂之“第三黨”，并極力為張貞效力。

同年8月，在陳祖康的影響下，漳浦縣委書記張覺覺、省委交通員陳子青等相繼叛變，也投靠了張貞，并拉攏漳浦黨員脫離共產黨，這些行為使漳浦早期農運遭到了嚴重挫折，省委機關廈門鼓浪嶼M17號亦遭到破壞。在與“第三黨”斗爭的過程中，原閩南農運領導人李聯星、龍巖縣委書記羅淮盛、漳州縣委常委陳辰同先后犧牲。

不過，與陳祖康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同，張覺覺叛變后不久，大約在1929年即赴日本留學，也可稱為流亡。回國后，脫離政治回歸本行，在上海創辦了《時事周刊》，上海淪陷后出奔香港，1939年在香港生下了女兒張香華。1946年從香港到臺灣，任《新生報》主筆。這個經歷也和陳祖康不同，陳后來成為軍統少將，1949年隨蔣介石敗退臺灣的。1960年，張覺覺在臺灣去世。

三、張覺覺的女兒嫁給了柏楊、夫婦都很愛國

1969年，臺灣作家柏楊因為翻譯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畫譯文，被指暗諷臺灣領導人，以“共諜”罪名被逮捕，坐了9年又26天牢。他利用那段時間靜心研究歷史，寫出了以《中國人史綱》為代表的三部書稿。

1978年，剛剛走出監獄的柏楊邂逅了女詩人張香華，兩人因為相似的背景一見如故。柏楊老家河南，年輕時因為日本侵略而顛沛流離，1949年到臺灣謀生卻不幸幾十年與故鄉親人隔斷。張香華香港出生，當年家人也是迫于日本侵略的壓力從上海到香港再到臺灣。一樣的背井離鄉，加上兩人都是幼年喪母，跟隨繼母成長，頗多共同話題，很快兩人就結婚了。

在張香華的陪伴和鼓勵下，柏楊投入到新的寫作領域——中國歷史，他重新編纂了《資治通鑒》，還將《中國人史綱》付梓出版。正是這兩本書奠定了柏楊在臺灣島作家行列中的地位，柏楊版本的白話《資治通鑒》更是成為了連續幾年的暢銷書。

可越研究中國歷史，越研究中國社會，柏楊就越難平復自己內心的情緒，“中國到底是怎么了？”他懷著憤懣的心情，寫下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中國到底是怎么了？中國人到底怎么了？”柏楊把自己來到臺灣島后遭受到的一切都化作十分情緒化的觀點，他痛、他恨、他不甘，他要罵醒那些還在裝睡的人。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我在研究中早已經明白，可我就是恨鐵不成鋼，如果再斗爭下去，中華文化千百年的精華都將會流盡，步入美國印第安土著人的后塵也不是不可能。”柏楊每每提及，總是義憤填膺，他愛中國，愛這片土地，可他就是想不通，為什么明明是親兄弟還要打架？還要鬧別扭？

說《丑陋的中國人》一書是他的情緒宣泄倒也沒什么問題，民族之心總是熱血的，總是激情的，總是不肯停歇的，近代中國人民正是靠著一腔熱血，前赴后繼，才挽救了民族危亡。然而寫完這本書之后，隨著時代的變化，兩岸三通，柏楊也冷靜了下來，他曾告訴自己的妻子張香華：“等將來有一天中國年輕人們都進步了，這本書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因為激進的言論，《丑陋的中國人》一書逐漸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起來，張香華果斷地拒絕了臺當局要求的教科書授權，而且要求所有出版社停止出版這本書。

“蔡英文曾公開說：我是中國人，我從小讀中國書長大的。現在她當了臺灣地區領導人，怎么說法就變了？她既然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憑什么用柏楊這本書？”張香華說，“民進黨一步步‘去中國化’，在教科書問題上，稀釋中國史，分割臺灣史和中國史。孩子們搞不清基本歷史問題，就丟給他們一篇‘丑陋的中國人’，這不是別有用心嗎！”

雖然張香華的父輩因為理念的不同，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但從他對女兒的教育上可以看出仍然是非常愛國的。2008年，柏楊去世，張香華按照他的遺愿，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帶回了家鄉河南安葬。柏楊的筆名就是為了懷念家鄉最常見的柏樹和楊樹，而張香華的名字，香代表香港，華就是中華，兩人異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