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下旬，西路軍占領永昌、山丹后，暫時停止向西進軍，就地休整。馬家軍連續對西路軍進行瘋狂進攻后，似乎也疲勞了。只要西路軍不出城，他們也就停止了進攻。河西走廊的炮火硝煙隨風飄散，出現了半個多月的寂靜時期。

陜北紅軍的情況卻是越來越危急。他們處在國民黨大軍重重包圍之下，真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國民黨的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地方軍閥的各路軍隊，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孫震、萬耀煌、楊虎城、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高桂滋、高雙成、李仙洲等指揮的260個團，把陜北根據地圍的水泄不通。蔣介石看準了紅軍經過長征之后，疲勞衰弱，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恢復。他要抓住時機，將紅軍一舉消滅。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面臨著巨大的危險。不僅如此，貧窮落后的陜北缺衣少食，一、二、四方面軍會合是件好事，但隨之而來的生活困難著實讓中央發愁。吃穿用的嚴重匱乏使紅軍各部隊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

幾十年后，張國燾在香港寫回憶錄時，對于當時窮苦狀況依舊記憶猶新，他說道：保安是我所見到的縣城里最荒涼的一個。它的規模不及長江下游的一個集鎮，而且經過歷年的天災人禍，房屋多已倒塌，我們來后立即發生住房不敷分配的現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邊的一個窯洞，與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林伯渠等結鄰而居。這些窯洞的前面，原有一條由商店住房組成的街道，但那時房屋已是蕩然無存，在廢墟之上已種滿了各形各色的菜蔬。……這里人煙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紅軍戰士多于老百姓。據說這里的糧食，只要一年豐收，就夠吃三年。可是這樣的好年，卻是難逢難遇。

1936年11月14日，前方總指揮彭德懷電告毛澤東、張聞天：“山城堡勝利，又時將入深冬，敵有暫時轉向守勢可能。我應趁機全力整理部隊，請你們最大努力準備兩月經費，共需30萬元。能否做到，請給予確當答復。”

30萬元對中央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根本辦不到。由于經費缺口太大，紅四方面軍紅4軍和紅31軍到陜北有一個月了，眼見天氣越來越冷，大多數戰士還穿著長征時的破爛衣服。11月28日，紅31軍軍長蕭克、政委周純全向彭德懷匯報：“我軍給養除后方直屬隊外，生糧二天，干糧三天，是就地籌糧。棉衣除前日造外，領了1110套，缺2084套（后方軍直屬隊除外）。草鞋每人平均一雙，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

國民黨軍隊的圍困和紅軍內部的困難，使毛澤東極為憂慮。只有制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為紅軍求得喘息機會，改善惡劣的生存條件，才能扭轉被動局面。毛澤東不放棄任何可能和解的機會。

從1936年8月到12月“西安事變”前，毛澤東不停地寫信給國民黨各方大員和社會知名人士，做統一戰線工作。8月13日毛澤東派張文彬去西北軍，隨身攜帶給楊虎城的信。信中說：“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愿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

8月14日，毛澤東還寫信給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師向宋子文轉達希望南京轉變反共立場，恢復國共合作和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遺愿。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向蔣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確表示：“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9月8日，潘漢年攜帶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沈鈞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前往南京。在給宋慶齡的信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愿意建立統一戰線的態度，并請她將潘介紹給孔祥熙、孫科等國民黨要人，打通上層路線。

潘漢年與國民黨陳立夫、陳果夫兄弟進行秘密接觸，表達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上與國民黨合作，只要蔣介石停止對紅軍的進攻，紅軍愿意接受改編，與國民黨軍隊一起開赴抗日前線。

陳立夫向蔣介石轉達了中共的建議。但是蔣介石根本不容共產黨的存在，一定要把紅軍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條件，讓陳立夫轉達。11月14日，劉鼎電告中央： 小開（作者注：潘漢年）來電說： 一、已晤陳立夫。彼出蔣意，要我方接受收編。可留三個師，師長以上一律遣送出洋。軍事將領按材使用，其他人員酌量分配各種適當工作。 …… 六、蔣介石企圖把紅軍全部趕到外蒙，給蘇聯來解決這個矛盾。

這樣苛刻的條件是中共中央無法接受的。潘漢年連續來了幾封電報，詢問中央指示，還說陳氏兄弟希望與周恩來進行高層會晤。

在10月、11月間，毛澤東天天和周恩來等領導人商量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并親自起草了一份《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準備讓周恩來帶去與南京方面談判。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態度：只要蔣介石允許紅軍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戰。

以上僅是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所寫的部分信件。從信中懇切急迫而又委婉謙恭的語言中，不難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總而言之就是三個字：打不得。

后來毛澤東也承認，他干的是“買空賣空”的事。真與國民黨軍打起來，長征保存下來的紅軍是寡不敵眾。如果陜北站不住腳，紅軍還能到哪里去？當時共產黨和紅軍真是處在千鈞一發的危急關頭，毛澤東希望能找到和解的機會，從逆境中度過難關。

煞費苦心地游說和努力，雖然得到國民黨內部尤其是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的同情和贊許，但并沒有解除陜北蘇區面臨的軍事威脅。因為蔣介石不會改變立場。蔣介石積十年之反共經驗，深知共產黨的厲害。盡管日軍入侵，國難當頭，他還是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先消滅紅軍再去對付日本人。現在好不容易把紅軍困在陜北，他絕不放棄這個機會。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蔣介石調兵遣將包圍陜北，準備徹底消滅紅軍的時候，張學良、楊虎城領導的東北軍、西北軍廣大官兵，卻不愿為蔣介石打內戰。

1936年4月間，張學良親自到洛川與周恩來秘密會見，贊成共產黨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主張。此后，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陸續進入西安，開通了共產黨與東北軍、西北軍的地下交通線。

張學良聽說紅軍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當時紅軍沒有棉衣過冬，張學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陽的被服廠為紅軍趕制棉衣送去。他還通過前方的王以哲軍長，幾次向紅軍輸送大筆銀元，為窮困的紅軍解了燃眉之急。 盡管張學良、楊虎城一再拖延，避免與紅軍作戰。蔣介石卻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讓兩人配合胡宗南進軍圍剿紅軍。這一時期，王以哲軍長與彭德懷保持密切聯系，通風報信。在蔣介石嚴厲命令下，東北軍也不得不裝成出擊的樣子，但事先都向紅軍通報。

1936年11月11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懷： 一、總部原令我部于刪日（作者注：15日）前進至靈武附近地區，而且如果有延誤，就以軍法論罪。但是，弟深知彭兄等異常困難，所以，一再借故拖延。為不使他人猜疑，又不得不稍行前進。 于是彭德懷通知徐海東部有計劃地轉移，避免與東北軍發生沖突。王以哲的幫助使紅軍及時掌握了國民黨軍的動態，避免了許多可能出現的損失。在保護紅軍方面，張學良、王以哲是功不可沒的。

雖然經過多方面努力，但是國民黨依舊不愿意合作。面對四面包圍的巨大壓力，坐以待斃總不是辦法。毛澤東決定實施《作戰新計劃》，這是一件事關全局和紅軍命運的大事，等于進行第二次長征。所以毛澤東特別慎重，征詢彭德懷和其他軍隊領導人的意見。

《作戰新計劃》是在《寧夏戰役計劃》已經沒有辦法執行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11月8日秘密制定的，總共有11條。

如果沒有歷史背景的人，理解起來比較困難，作者簡單概括如下：黃河東岸三個方面軍于11月集結到靈武等地，12月份開始兵分兩路，紅一、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主要任務是擴大紅軍、補充給養。紅四方面軍兩個軍（紅三十一軍，紅四軍）組成北路軍。擴大根據地，然后開進到神府地區，最后和南路軍同時到達黃河沿岸。然后部隊在延長、延川和清澗、綏德，以及神府三地開始造船，準備渡過黃河進入山西。進入山西后，如果和閻錫山達成協定，則按照協定抗日。如果不能達成協定，則首先開始東征。然后第一步占領同蒲鐵路作戰，擴大紅軍……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陜。爾后再轉西北，準備以一年至兩年完成……最后一條徐向前、陳昌浩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蘇聯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11月份之前，全軍任務是把國民黨軍引向寧夏。

西路軍西進，打通和蘇聯的聯系，要求是一到兩年之內完成，而不是立即打通，主要是為了隱蔽陜甘紅軍的戰略企圖，迷惑和調動敵人，保證河東部隊實施這個新的戰略計劃。

這個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育英制訂的計劃只通知了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五個人，這個秘密計劃除十人之外，紅軍各級指揮員都不知道。

在戰略轉移途中，為了避免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發生沖突。毛澤東向張學良通報了紅軍的秘密計劃。誰知張學良力排眾議，要紅軍就地堅持，不要進行戰略轉移。

毛澤東急忙把這個新情況用密電通知彭德懷、任弼時：

彭德懷、任弼時：
（甲）李毅（作者注：張學良化名）承認盡力使全線停止，但又說無法長期停戰，蔣介石目前不愿意長期守勢。我軍仍須一面整理，一面準備作戰，再打一仗則大局定了。
（乙）一二月后綏遠、西北、全國有起較大變化可能。李毅建議我軍熬過一二個月。
（丙）十二月確定在現地區以隨時準備打胡宗南的姿勢，加緊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經費可以解決，衣服可以做齊。
毛周朱張（作者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

張學良所謂的“一二月后綏遠、西北、全國有起較大變化可能。李毅建議我軍熬過一二個月。”這句話究竟是什么含義，這個“較大變化”又是什么意思，毛澤東猜想不出。當時中共中央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張學良會在12天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作戰新計劃》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