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是中國工農紅軍的早期創始人，在井岡山上與朱毛一并建立紅軍；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導者之一，曾與彭總平起平坐，僅僅比偉人低半級。他叫滕代遠，從土地革命開始就加入我黨，就連羅榮桓和陳毅都曾做過他的部下，之后更是一直都在為新中國成立而奮斗終生。

新中國的授將依據則是戰功、資歷和所在的軍團，這三樣他全部具備，就連十大元帥中的一半人都對他評價頗高。他一生從未犯政治錯誤，可在1955年授將儀式上卻未聽到他的名字，作為元老級的他為何沒有任何軍銜？

早期紅軍締造者

他的一切起步都要從平江起義開始說起。1928年，湖南的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爆發，這源于國民政府的壓迫和執迷不悟，讓備受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勇于反抗。在這些反抗隊伍中作為共產黨員的滕代遠聯合彭德懷、黃公略擔任了此次的領導者。

可以說平起平坐就是在此，畢竟兩個人一個為隊伍總指揮一個為湖南省黨組織派下來的代表。這場起義運動的勝利給了滕代遠很大的鼓舞，也給了共產黨在湖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此他和彭老總展開了后期的合作。

而說他比偉人低半級，這就追溯到了井岡山時期，平江起義成功后滕代遠聽聞朱德和偉人在井岡山搭建了一支共產黨的軍隊，被人們稱為“朱毛紅軍”。得知后便與二人商議，帶領大部隊前往井岡山與他們匯合，一同建立了紅四軍，而紅四軍內部也將自己稱呼為“朱毛彭滕黃軍”。

聯合大部隊后之前有過政治領導經驗的滕擔任了紅四軍的副黨代表，正的自然就是偉人。消息不脛而走，日軍和國軍對我黨在井岡山的政權虎視眈眈，期間我軍奮力頑抗，這才保留了之后革命的火種。

在革命根據地眾領導商議紅軍擴編之事，而在面對初期的紅三軍四彭總也十分犯難，要知道成一個軍團往往在兵力人數和裝備武器上都要符合，可當時的紅三軍很難單獨拎出來成立，貿然的成立只會讓與其他軍隊不匹配，根本不具備上戰場的戰斗力。這可讓彭總十分犯難——如若將其與其他軍團合并，就解決了紅三軍的去向問題。

當這個想法出現時彭總心中難免忐忑了起來，自己是紅三軍的總指揮，可滕代遠為政治委員，況且滕對隊伍的感情是從最初就建立起來的，況且合并起來滕代遠在軍團中的職位也會有所降低。

讓彭沒想到的是當他提出這個想法時，滕代遠一口答應了下來，甚至沒有代入任何不滿的個人情緒，還和彭總商議如何改編的細節。看著彭總充滿歉意的眼神，滕代遠寬慰的笑道：“在哪都一樣，不管哪支軍隊什么地位的干部，不都是為了同一個新中國同一個思想嗎？”

如果說在組織中的政治地位，滕代遠是不比他們繼任差的，可要是論為何他沒被授銜，其實他的政治之路走向是完全根正苗紅的，但好似每一步都在立功這件事上偏差了些許。如若就在當時成立了紅三方軍，那滕代遠軍職的含金量則會大大提升，說不定就會和彭總的軍銜相當。

在結束了井岡山的戰爭后，他優秀的政治能力被組織所發掘，他被派往蘇聯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進行學習，在期間他也見識到了更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于是選擇留下深造，深造期間他不斷的在國際共產主義上宣揚中國共產黨和其思想，讓中國共產黨被世界所認識。中國共產黨此時正在漫漫長征路上，所以滕并未參與，三年后帶著充沛的政治理論回到革命根據地延安。

臨危受命搭建鐵路

而后的他多次在戰場后方為我軍做后期儲備和軍事謀劃做二線工作，也正因此在建國后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

他是最早從軍隊轉到經濟的一批共產黨員，接到黨組織交給他的任務時，他滿懷信心“一定要把鐵路搞好，有了鐵路才有了經濟和外交。”開始接管鐵路時他才發現，因為長期的戰亂鐵路早已被列強破壞的破爛不堪，也就是說所有的一切都無異于從零開始。

雖修鐵路是滕代遠從未做過的事情，屬于臨危受命，但可別小瞧了滕代遠的志氣，細細盤算過后他便立即開展了搶修計劃，去往鐵路周邊向群眾走訪，了解每一段鐵路在戰火中的歷史。這樣下來能通過戰爭的激烈情況從而判斷這段鐵路是搶修還是重建。

眾所周知一條鐵路的長度往往是跨省的，在他不斷的勘察和記錄后，回到部里則給出了修建的方案，更是揚言“解放軍到哪，鐵路就到哪”，這不光光是一個動員上下干部的口號，更是滕代遠在鐵路事業上的決心。

不光在鐵路修建上有方案，就在管理上也有一套，他重新分配了鐵路部門的干部制度，將任務層層傳達下去形成了一個有秩序的流水線管制制度。鐵路就這樣在他的手里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打通了全國的大多數交通要塞，為國內經濟往來提供了便利，也成了戰爭時期運輸的重要樞紐。

結語

滕代遠未被授銜的原因相比大家從文章中也得知了真實原因，其中有他遺憾錯過長征；還有紅三軍未能成立的影響；而更重要的則是在建國以后，滕代遠所在的鐵路部門被劃分到了國務院管理，而國務院內的職務并不在授銜的范圍以內。

可眾人并未忘記他的功績，在列名單時大家也多次提到了他的名字，而偉人考慮到他如今身處的部門，擔心如若授將會讓他在部門中受到一定的影響故此并未實行。

而滕也深深明白其中的道理，從他過往的表現中我們也知道他從未是一個貪得虛名之人。他經常教育自己的孩子們不能因為自己的身份或是與其他領導人叔叔的關系就覺得自己可以特殊化，就算是自己的大兒子想要讓父親幫忙在北京找個工作，小兒子想要他為自己上大學的事情找關系他全都婉言拒絕，“這些東西全都不是我們共產黨的作風，找工作可以慢慢找，上學一次考不上還有第二次，可我們杜絕以權謀私和這種拉關系走后門的行為！”

而在那個特殊時期他也遭受到了有心之人的迫害，這讓他本就孱弱的身體遭受到了重創，就在70歲這年于醫院病逝，而當他去世后眾人打開他生前常用的日記本上，除了前面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后面赫然有他的遺囑，只有兩個字——服務！

他這一生兢兢業業，黨組織讓他去哪里工作他就絕對服從，并且穩扎穩打。讓我們對滕老最崇高的敬意，致敬他這心系人民單薄名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