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戰(zhàn)役是于1948年11月6日發(fā)起的。此時的杜聿明正在葫蘆島料理國軍從海上撤逃有關(guān)事宜。他是于11月9日飛到南京，于11月10日參加完蔣介石的官邸會，便直接飛赴徐州擔任前線指揮重任的。有意思的是，杜聿明在南京僅逗留一天多時間，這之中還要參加蔣介石召開的會議。可就在這一天之中，他為何還接連密集地拜見了顧祝同、何應欽、張治中三位大佬呢？難道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和目的嗎？

拜見顧祝同，特地揣測蔣介石的意圖，以全面了解戰(zhàn)場情況。

顧祝同時任國軍參謀總長，是蔣介石的最高軍事幕僚長，也是蔣介石最為倚重的心腹愛將。由于顧祝同的這一特殊身份，使得蔣介石的決策部署和指令手令，都是通過顧祝同之手得以落實。換句話說，顧祝同當時是最有機會接近蔣介石之人，最有條件了解蔣介石意圖之人。

顯然，對于顧祝同這樣一個位高權(quán)重、深受蔣介石倚重之人，杜聿明再怎么忙，也是第一個要拜見的。一是他剛從東北前線回來，直接向參謀總長匯報有關(guān)情況，名義上實屬應該，合乎常情常理，是必須要做的一件事；二是國民黨軍將領(lǐng)講究派系、講究資歷，以杜聿明八面玲瓏的為人，他深知，拜見顧祝同這個參謀總長，既在禮數(shù)上不缺，也可為他爾后去徐州前線指揮戰(zhàn)事帶來不少方便；三是最核心的是，拜見顧祝同，可直接通過他了解蔣介石的意圖想法，可直接了解徐蚌戰(zhàn)場上的全面情況。

拜見何應欽，特地要了一輛好車，以備戰(zhàn)場不測之需。

杜聿明是于11月10日上午拜見的何應欽。何時任國防部長。之所以百忙之中必須拜見何應欽這位大佬，最主要的是緣于國民黨軍有幾大派系，而這之中最有名的便是陳誠系和何應欽系。杜聿明更是何應欽系的最主要干將之一。從這點上說，回來拜見何應欽這個大佬，也是杜聿明必須要走的一個禮節(jié)。

杜聿明向何應欽匯報了東北國民黨軍全軍覆沒的有關(guān)情況，稱這個結(jié)局完全是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結(jié)果。當杜聿明詢問何應欽，他是否聽命前去徐州指揮時，何應欽明確表示杜聿明應該赴任。同時表示會全力支持杜聿明的一切作戰(zhàn)主張。

何應欽堅定地支持杜聿明去徐州赴任，這無疑給心神不定的杜聿明打了一針鎮(zhèn)定劑。不過，杜聿明趁機向何應欽提出要一輛吉普車，以供戰(zhàn)場上指揮之用。對此，何應欽滿口答應，最后竟然“把他自己的包車給了杜聿明”。

表面上看，杜聿明向何應欽要一輛車很是平常。其實，杜聿明是有他深一層用意的。據(jù)他自己后來回憶說：他要這臺好車的根本目的，主要是想在戰(zhàn)場上遇到不測逃走時備用，免得拋錨被俘。

當然，杜聿明這個“小九九”，何應欽肯定是不明就里的。

拜見張治中，特地了解和談情況，以為自己多留一手。

杜聿明時間這么緊，還要拜見一下張治中，主要是他從他弟弟那里得知：張治中和邵力子先生主張和談。拜見張治中，可了解一下張治中對和談的觀點看法，進而了解蔣介石對和談到底持什么態(tài)度。

對于杜聿明，張治中并無半點避諱，他直接向杜聿明說道：他和邵力子確實對蔣介石匯報過和談的問題，并向蔣介石分析了全國民意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況，認為已經(jīng)到了同共產(chǎn)黨進行和談的關(guān)鍵時候了。然而，他們同蔣介石談了幾個小時，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最后蔣介石向張治中、邵力子這樣說道：“你們主張的所謂和談，那么就是要我下野了”。

張治中、邵力子一看蔣介石這樣說，深深地明白，蔣介石根本不想和談，其決心還是堅定地同共產(chǎn)黨打下去。

通過張治中了解了蔣介石根本不同意和談的想法，此時的杜聿明，心緒更亂了、心情更糟了。

此時，淮海大戰(zhàn)已打了4天，黃百韜兵團已被團團包圍。馬上到徐州赴任的杜聿明，通過拜見國民黨三位大佬，透過與他們的談話，他知道他已沒有任何回旋余地，他知道明知山有虎也不得不偏向虎山行。

多年后，杜聿明在回憶當時的心情時曾這樣寫道：“我的恐懼心理一直上涌，覺得徐州戰(zhàn)場好像一個刑場，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顯然，杜聿明的這一回憶，是符合他當時的心境的。

最終，經(jīng)過六十多天的淮海大戰(zhàn)，杜聿明果然被俘。他向何應欽特地要的那輛新車，雖然沒有拋錨，但并沒有幫助他從戰(zhàn)場上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