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陸內雖然還有不少國民黨殘余勢力，但掃清這些殘余勢力，憑解放軍的強大雷霆之勢，只是時間的問題。此時，最大的頑固反動勢力顯然就是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集團。

此時，我軍的戰略重點因臺灣尚未解放，顯然置于東南方向。為此，中央特別決策其他幾大野戰軍分別向大西北、大西南和中南分別實施大進軍，但要求三野全部不動，主要精力投入于解放臺灣之中。為此，指定粟裕率數十萬大軍，日夜整軍備戰，準備解放臺灣。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突然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做出了美國出兵朝鮮的決定，并隨即發布命令，調遣駐扎在遠東的美國海空軍開赴朝鮮，并向南朝鮮軍隊提供“掩護和支持”。同時，從防止中國人民解放軍趁機進攻臺灣的需要出發，杜魯門總統命令美軍第七艦隊向臺灣海峽開進，在“協防”臺灣的名義下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政。

針對這一突如其來的重大戰略形勢變化，作為剛成立大半年的新中國，我們從戰略和全局上又該如何應對，特別是我們的戰略重點是不是調整，如調整又該如何調整？這些重大的戰略決策問題一下子擺在了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那一代領導人面前。

經過對朝鮮戰局發展走向的全面分析，并結合對我國防安全可能帶來的影響，毛澤東主席很快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決定和部署：

——6月28日，即杜魯門發表講話的第二天，毛澤東主席便強調指出：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該由美國來管。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亞洲人民廣泛地和堅決地反抗。帝國主義是外強中干的，因為它沒有人民的支持。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

——也是在6月28日，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這樣表示道：臺灣屬于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這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且已為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現狀所決定。杜魯門這種意圖和聲明，再一次讓全世界的人民了解誰要發動戰爭，再一次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警惕。對于這種非法的行為，我們不能不表示態度：杜魯門27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于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于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

——7月6日，毛澤東主席給粟裕發去了這樣一封電報：“現有重要任務委托粟裕同志執行，請粟于7月16日前將三野事務處理完畢，于7月18日來到北京接受任務，粟來時可隨帶秘書及參謀人員數人”。

——7月7日，受毛澤東主席的委托，周恩來總理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召開保衛國防會議，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任命粟裕為司令員兼政委。會議初步商定了邊防軍所轄的部隊、人數、指揮機構、人選、部署調整、車運計劃、后勤保障、集結時間等。7月10日，周總理再次主持召開國防會議，正式通過《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毛澤東主席當天批示“照此執行”。

透過上述一攬子決策和部署，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就美國入侵朝鮮并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向美國發出了這樣幾個信號：

一是美國出兵朝鮮中國一定要管，臺灣屬于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

二是調粟裕來京接受新任務，這本身雖是一個簡單的人事變動調整，但已經意味著我戰略重點進行了新的調整。因為在此之前，粟裕被指派為解放臺灣的指揮員，東南方向一直是我戰略重點。而調粟裕來京接受新任務，無疑是有比解放臺灣更重要的任務需要粟裕來擔綱。事實上，隨著美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我解放臺灣的戰略任務已不得不順延甚至是擱淺。

三是迅即召開國防安全會議，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并對如何組建成立、如何開赴到位、如何做好備戰等作出了明確的部署和要求。

我們說，一個國家，一旦重點戰略方向確定，通常是有一定的穩定性的。而針對新的國際和周邊安全形勢需要，對戰略重點進行調整時，通常要有個過程。這種過程甚至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因為重大戰略轉變通常要有個認知過程，需要有個統一思想的問題；重大戰略轉變通常要有個慣性過程，需要有個逐步適應的問題；重大戰略轉變通常要有個實踐過程，需要有個漸次推進的問題。但我們看，朝鮮戰爭爆發，針對美國的態度和動作，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在十天左右內便立即進行了重大的戰略調整，及時把我軍的戰略重點從東南方向轉到東北方向。

對此，《周恩來傳》曾這樣記載道：“后來的事實證明：如果中央軍委不是在7月間就下決心調集重兵，限期開抵鴨綠江畔，做好應戰準備，等到局勢緊張時才開始采取行動，那是無論如何也來不及的。這一著，是極富遠見的，是具有關鍵意義的部署。”

十天內作出重大的戰略調整，把戰略重點從東南方向改為東北方向。而總共才三個多月的時間，不僅實現了戰略重點的及時轉變，還緊鑼密鼓地向新的戰略重點方向云集了25萬大軍，并且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好了抗美援朝的各項準備。這充分地體現了以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那一代領導人，戰略全局意識有多么強、國防安全意識有多么強、應急應戰意識有多么強。這種“強”，真是令人嘆為觀止和無限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