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24日，這一天正是毛岸英8歲的生日。當天晚上，湖南反動軍閥何健派出的密探余連珊帶著60多名清鄉隊員沖進了長沙縣板倉的楊宅，抓走了楊開慧和毛岸英。楊開慧入獄后，她的母親向振熙輾轉來到南京，找到了自己丈夫的好友章士釗和蔡元培等人，拜托他們想辦法營救自己的女兒。章士釗和蔡元培想了許多辦法，雖然未能救出楊開慧，但卻使她在獄中的處境有了不小的改善。

楊開慧之所以被捕，和叛徒任卓宣有很大的關系，叛變前，他曾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楊開慧被捕后，這個叛徒又給何健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何健聽后認為很有道理，就派人對楊開慧說，只要她公開宣布和毛主席脫離關系立即就可以獲得自由。結果被楊開慧斷然拒絕，她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何健的圖謀未能得逞后惱羞成怒，決心對楊開慧下毒手。1930年11月14日，他派自己的親信晏國務率領特務營四連二排擔任槍殺楊開慧的任務。荷槍實彈的特務營士兵將楊開慧押到了郊外的識子嶺刑場，隨著晏國務一聲令下，劊子手帥保云舉起了罪惡的駁殼槍，朝著楊開慧的后背連開了兩槍。見楊開慧應聲倒地，帥保云便將駁殼槍插到腰里，轉身離開。羅國林和姚楚忠給楊開慧的尸身松開繩索，緊隨大隊人馬離去。

不久后有人報告說楊開慧并沒有死，晏國務當即命令姚楚忠前去補槍。姚楚忠帶了兩個士兵，提著駁殼槍直奔識子嶺，看到楊開慧還有一絲氣息后，這個冷血的劊子手沒有半點憐憫和同情，而是惡狠狠地舉起了手中的駁殼槍。楊開慧最終犧牲，年僅29歲。之后她的遺體被親友運回板倉，葬在了青松環繞的棉花坡上。當時毛主席正指揮紅軍在江西和蔣介石的30萬大軍作戰，得知楊開慧犧牲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悲痛，給楊家寫信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毛主席對楊開慧有著很深的感情，建國后還經常懷念她。1957年，在給故人柳直荀的遺孀李淑一回信時，毛主席寫下了《蝶戀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驕楊君失柳”，以寄托對楊開慧的哀思。1974年7月，殺害楊開慧的兇手姚楚忠在湖南醴陵縣被執行槍決。楊開慧犧牲后，毛岸英在組織的營救下獲釋。為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的安全，毛岸英的舅母李崇德將三個孩子護送到了上海，送進了大同幼稚園。

1931年4月，時任中央特科行動隊隊長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他長期在中央特科任職，掌握了許多機密情況。叛變后，為了邀功請賞，他交代了許多機密情報，給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帶來了極大的威脅。為了安全起見，大同幼稚園解散。1936年，毛岸英和毛岸青來到蘇聯，進入國際兒童院學習和生活。從大同幼稚園解散到前往蘇聯，這中間的幾年，是誰在照顧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呢？

1955年，公安機關在辦理”潘漢年案“時，順著線索逮捕了一個名叫董其清的老人，他過去曾經和潘漢年單線聯系。公安人員在對他審訊時，這位老人說自己的原名叫董健吾，曾經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這是怎么回事呢？1891年，董健吾出生于上海的青埔鎮，由于家境優渥，他從小就接受了比較好的教育，23歲那年，他考入了圣約翰大學，和宋子文、顧維鈞等人成了校友。

畢業后，董健吾后又去神學院進修了兩年，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師。后來他受邀來到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布道，并擔任馮玉祥兒子的英文老師。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著名的共產黨人劉伯堅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擔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介紹下，董健吾加入了共產黨，成了一名地下黨員。1928年冬季，董健吾重新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央特科，從事情報工作。

1930年春季，在陳賡的要求下，董健吾利用自己牧師的身份，在大同開辦了一家幼稚園，專門收養革命烈士和黨的領導人在上海的子女。當時澎湃的兒子、惲代英的女兒、蔡和森的兒子和李立三的女兒都在這里生活和學習。1930年冬季，楊開慧犧牲，三個孩子被其舅母送到上海，進入了大同幼稚園。半年后，時任中央特科行動隊隊長的顧順章被捕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大同幼稚園被迫解散。

之后毛岸英和毛岸青便由董健吾負責照顧，1933年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往瑞金，對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經濟資助也中斷了。當年為了開辦大同幼稚園，董健吾幾乎耗盡了家財，家境也大不如以前。臨時中央遷往瑞金后，董健吾的妻子對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態度變得很不好，兄弟二人被迫出走，一度流落街頭。期間，毛岸青還受到了特務和反動軍警的毆打，頭部受傷，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

后來董健吾又將毛岸英和毛岸青找了回來，并在1936年春季的時候，通過張學良的關系，將兄弟二人送到了莫斯科，進入國際兒童院生活和學習。當時中央紅軍已經通過長征在陜北勝利落腳，美國著名的記者斯諾十分想要了解紅軍的情況，在和宋慶齡見面的時候，提出了想去陜北采訪的請求。宋慶齡聯系到了董健吾，之后在董健吾的護送下，斯諾順利來到了陜北。

在陜北，斯諾和毛主席、朱老總、周總理見了面并進行了長談，而且他還采訪了許多紅軍高級將領。在此之前，還從來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記者來到蘇區采訪過。斯諾通過自己在陜北的所見所聞對紅軍官兵有了一個比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并據此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這本書出版后，很快就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轟動，不少許多愛好和平、支援和同情中國人民的人，從《紅星照耀中國》中得到鼓勵，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戰。

他們當中比較著名的有白求恩、柯棣華、史沫特萊、愛潑斯坦和索爾茲伯里等人，其中白求恩醫生還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這些國際友人之所以能在當時來到延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斯諾《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的影響。而斯諾之所以能順利從上海穿過重重阻力來到延安，董健吾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董健吾回到上海后不久，淞滬會戰爆發，和他單線聯系的潘漢年因工作需要去了香港，董健吾由此和組織上失去了聯系。

1955年，公安機關在辦理”潘漢年案“時，順著線索逮捕了一個名叫董其清的老人。老人向辦案人員說自己的真名叫董健吾，曾經在中央特科做過情報工作，期間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辦案人員聽后急忙將相關情況向上級做了匯報，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做了批示，指出董健吾是有功之臣，應該得到妥善的照顧。不久后，董健吾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為上海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1970年，董健吾去世，享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