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發布會一定要直面熱點,不能外面沸沸揚揚,會場內卻在裝傻充愣。”
“我當時定的第一條規矩是,再擔心也不能關閉評論區,關評論就像開新聞發布會取消了答問環節一樣。”
“輿論引導,最重要的是傳遞已經在行動的信息。平常可以多講講道理,但緊急時刻老百姓已經有很大意見,還只講道理,不去行動,只會火上澆油。要讓大家看到,我們跟老百姓在一起,這樣公眾才有信心。”
“他是靠口才吃飯的人,但又不僅僅靠口才。
霧霾深重之時,他臨危受命,走上了與媒體、公眾的溝通之路。
推動建立例行新聞發布制度,搭建生態環境系統政務新媒體平臺,出臺首份繁榮發展生態文學指導意見。
他以真誠的態度、專業的素養,讓每個人真切感受到了中國環保事業的脈搏跳動。
他說,新聞發言人不是一個人,是一項制度。
他將司長、廳長推到鏡頭前,打開了環保信息公開常態化的窗口。
他說,不是每一場例行新聞發布會都會面臨‘驚濤駭浪’,風平浪靜之時,他更樂于分享環保的日常。
現在,回歸寧靜的他,重新拿起《寂靜的春天》,有了別樣的體驗,與山川對話,向大地采風,曾經的文學青年依然是‘生態文化傳播者’。
他就是——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司原司長、新聞發言人劉友賓。”
2024年11月26日,南方周末2024綠色創變者大會上,從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長達三十年的劉友賓被評為“綠色創變先鋒”。
正如頒獎詞所言,“霧霾深重之時,他臨危受命,走上了與媒體、公眾的溝通之路”。經歷了霧霾嚴峻等一系列的輿論考驗,劉友賓發現,信息公開始終是應對輿情的密碼。不管輿論壓力多么大,都要做好信息公開。政府只有做好信息公開,才能得到公眾的理解,形成社會合力,產生良好的輿論氛圍,輿論壓力才會逐漸變輕。
2023年,劉友賓從工作崗位退休。這位曾經的文學青年原本計劃躲進書齋,回歸寧靜,沒想到,退休生活比預想的還要繁忙,寫作、讀書、講課、調研……2024年12月3日,他又開始了一段不一樣的旅程——當選為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新一屆主席。
新聞發布會上遇到尖銳問題怎么辦?政務新媒體該不該關評論?如何做好環境信息公開?南方周末專訪了劉友賓。
01
霧霾的輿論壓力最大
南方周末:作為生態環境部的第一位新聞發言人,你覺得怎么做好新聞發言人?
劉友賓:原環境保護部決定建立例行新聞發布制度后,要選出一個新聞發言人,這是一份壓力重大的工作,當時也是個新鮮職位,很多人不理解。有的人帶著一種好玩的心態開玩笑,也有的人覺得,既然有了新聞發言人,那就由新聞發言人一個人面對記者,甚至還有人覺得,西裝革履的新聞發言人是在出風頭。后來隨著一場場新聞發布會開下來,大家慢慢理解了新聞發言人的工作。
我覺得新聞發言人首先要有敬畏之心。敬畏組織,牢記是代表組織講話,不要自己出風頭;其次要敬畏媒體,我每次發布會結束送大家走的時候,內心會有一種依依不舍甚至慚愧的感覺,始終擔心發布會提供的信息質量怎么樣,有沒有新聞價值,值不值得記者們跑一趟;最后是敬畏社會,發布會要回應公眾訴求,讓老百姓滿意。我覺得心中有了這三個敬畏,才能把新聞發言人做好。
南方周末:這么多場例行新聞發布會,你印象最深刻的提問是什么?
劉友賓:應該是關于霧霾的提問。從事環保工作以來,我也經歷過淮河水污染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等,但我覺得對環保輿論影響最大的還是重污染天氣,也就是霧霾,這也是最為生動豐富的生態環境輿論引導實踐。
在我國環境保護歷史上,霧霾帶來的輿論壓力,可以說史無前例。為扭轉輿論被動局面,原環境保護部決定建立例行新聞發布制度,搭建政務新媒體平臺,加大環境信息公開力度。在2017年剛剛建立例行新聞發布制度的那段時間,正值霧霾嚴重時期,關于霧霾的問題幾乎是逢會必問,一會多問。
南方周末:為什么覺得霧霾對我國環保影響最大?
劉友賓:霧霾的影響范圍廣。水污染主要集中于江河湖泊,而大氣污染的影響范圍非常廣,媒體曾報道,當時約三分之二的國土面積都有霧霾污染。
霧霾的社會影響大。空氣的好壞,大家都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出來。遭遇重污染天氣時,群眾無奈、不滿、憤怒情緒的表達,讓我們體會到巨大的輿論壓力。
霧霾的治理難度大。大氣污染和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區域傳輸、生活方式、氣象條件息息相關,治理空氣還要綜合考量經濟、民生的問題,錯綜復雜,不可能一蹴而就。
02
“一場好的新聞發布會,讓人有掉落一根針的聲音都能聽到的感覺”
南方周末:你們是怎樣應對輿論壓力的?
劉友賓:首先是要重視輿論和輿情,不能視而不見,要把輿論工作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對待。以前有的人認為環境問題就是技術問題、經濟問題、法律問題,不覺得輿論問題有多重要。
2017年部里編制各種打贏藍天保衛戰的行動方案,不僅考慮工業、交通、能源等領域治理,而且也明確要求必須納入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等方面的要求。同年總理基金項目“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項目分配資金時,將輿論工作也考慮在內,撥出專用款項,把輿論工作擺在重要位置。那幾年,每到秋冬季都是霧霾輿情高發期,每年我們都要應對,時間久了,有的同志難免會有些厭戰的情緒,部領導提醒大家,輿論引導也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千萬不能怕煩。
南方周末:重視輿論最關鍵的是解決什么問題?
劉友賓:最關鍵是信息公開。在霧霾最嚴重的時期,2016年9月,部里專門召開了關于輿論工作的座談會,要求各個司局一把手都要參加。會議提出,要加強信息公開,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面對面的問題,作為環保官員,不能躲著媒體,不敢面對媒體;第二是慢的問題,主要是提高應對輿情的工作效率;第三是虛的問題,要用公眾聽得懂的語言進行新聞發布;第四是互動的問題,不能總是居高臨下講大道理,要跟大眾積極互動。
正是這次會議提出,要建立例行新聞發布機制,搭建政務新媒體平臺,及時通報主要工作、回應社會關切。此后,2018年5月,部里召開了生態環境宣傳工作會議,提出要進一步加強信息公開,主動客觀曝光生態環境問題也是正面宣傳。剛建立例行新聞發布制度時,媒體關心的問題很多,我們盡量保證答完記者想問的最后一個問題才散會,曾經有一次發布會開了兩個多小時。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什么才是一場好的發布會?
劉友賓:好的發布會一定要直面熱點,不能外面沸沸揚揚,會場內卻在裝傻充愣。參加新聞發布會的主要是備案記者,大家都比較熟悉,有時候記者不好意思提尖銳的問題,怕打破和諧氛圍,但這時如果為了我們的“小面子”,就可能丟了發布會的“大面子”。所以我們有時會鼓勵記者大膽提問,問有水平的問題,我曾經跟記者開玩笑,將來生態環境部每年不僅要評選最好提問,也要評選最差提問。記者的精彩提問,發言人的精彩答問,共同成就一場發布會最令人關注的“顏值”。
新聞發布會堅持“以我為主”,要提前認真準備核心發布內容,但一定要保證開放性,保持開放的心態,不能“躲進小樓成一統”,完全自問自答。如果媒體不問熱點問題、尖銳問題,官員很放松地低頭念稿子,自說自話,這樣發布會就成了自說自話、自娛自樂,久而久之,政府公信力、影響力就悄悄流失了。
坦率地講,這項工作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我們還是想盡量保持住發布會的張力。一場好的新聞發布會,會讓人有掉落一根針的聲音都能聽到的感覺,因為大家都在凝神屏氣地聽,期待下一個提問和答問。大家有期待,雙方有溝通,這才是一場有感覺的發布會。
南方周末:很多人對新聞發布會有顧慮,從你的經驗來看,這些顧慮成立嗎?
劉友賓:有些人總擔心,媒體是來“砸場子”的,但我認為不是這樣,我還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我們不要動不動就對媒體頤指氣使,居高臨下。有的人不理解媒體,不尊重媒體,骨子里還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我們要尊重媒體的工作方式,特別是在我們國家,政府部門和媒體都是本著解決環境問題的共同目標來的。記者提出尖銳的問題,我們的信息也更容易得到廣泛傳播。
例行新聞發布會一定要堅持“例行”,不能隨心所欲。通過一場場新聞發布會,政府和媒體的關系并沒有越來越緊張,反而大家的心越來越相通。我認為新聞發言人和媒體之間不是敵人,也不是上級下屬,兩者之間各有職責,不可能沒有一點緊張的關系,但可以建立有溫度的工作關系,這兩個是并行不悖的。
03
建立新媒體賬號,不關評論區
南方周末:新聞發布會之外,你認為還有哪些信息公開的渠道?
劉友賓:環境問題涉及面廣,社會關注度高。環境輿情是日常的、復雜的、持久的。我們的例行新聞發布會每個月召開一次,除此之外,我們也重視利用新媒體平臺,主動引導輿情。
實話實說,在2016年11月22日新媒體賬號開通前,我很忐忑,甚至晚上睡不著覺,之前我從不失眠。現在政務新媒體大家已習以為常,但在當時是個新鮮事物。那時我們還不太了解新媒體,卻清楚霧霾引發的激烈的輿論情緒,擔心賬號變成一個情緒的發泄口,網民會不會天天為難我們,指責我們。
南方周末:后來你們是怎么應對的?
劉友賓:我們當時定的第一條規矩是,再擔心也不能關閉評論區。關評論就像開新聞發布會沒有答問環節一樣。創辦新媒體是為了主動引導輿論,其實評論區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輿情窗口,開放評論區,反而能幫我們及時了解輿情。
實際上我們的擔心是多余的,賬號開通第一天,大家的眼睛就一亮。評論區總體上都是關心和支持,大多數網友對我們在重污染天氣期間開通新媒體賬號給予點贊。當然評論區也不時會有一些不同意見,但都是正常的對工作的批評建議,完全在我們可接受的范圍之內。所以我認為有時候不要高估輿情的不利因素,不要草木皆兵。
南方周末:新媒體開設的效果怎么樣?可否舉個例子說明。
劉友賓:開設新媒體對引導輿論發揮了積極作用。2017年有一個環保組織曝光了華北滲坑污染,上了熱搜,社會非常關注。原環保部迅速組織專班人員,會同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到現場處置,我們第一時間在新媒體賬號發布消息。發布這則消息的時間是下午四點左右,我們微博賬號閱讀量有四百多萬。當天下午六點左右,我們又發布第二條消息,公布了其中一個地方的調查結果,閱讀量有五百多萬。當天晚上九點左右,第三條相關消息發布時,只有二十多萬的閱讀量,關注度迅速下降。
幾天后我們召開新聞發布會,有外媒記者提問:“注意到環保部很及時地回應華北滲坑,接下來該怎么更好發揮環保社會組織的作用?”這說明,我們在新媒體平臺的及時信息公開,迅速緩解了輿論壓力,等到發布會召開時,輿論關注點已經轉移了。
輿論引導,最重要的還是傳遞政府部門已經在行動的信息。平常可以多講講道理,但緊急時刻老百姓已經有很大意見,還只講道理,不去行動,只會火上澆油。要讓大家看到,我們跟老百姓在一起,在積極解決問題,這樣公眾才有信心。
南方周末:你說創辦新媒體是為了主動引導輿論,但“引導”似乎有一種帶著公眾走的感覺。
劉友賓:引導其實是一種溝通交流。政府有責任讓民眾了解事實真相,我們通過新媒體公開信息,帶著公眾從不準確的虛假信息、從信息的盲區中看到真實信息。
政府同樣有責任在全社會傳播保護環境理念,樹立重視生態文明的主流價值觀。環境輿情和民生息息相關,環境要改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也得改變,就需要傳播先進的環保理念,逐步在社會上形成共識。
傳統生活習慣形成后,要改變很難,但隨著社會發展,有些不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需要改變,才能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所以也需要引導。
當然,引導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簡單生硬,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南方周末:最后,恭喜你被評為“綠色創變先鋒”,可以分享一下感想嗎?
劉友賓:感謝南方周末對我工作的認可。中國生態環境發生這么大的變化,是社會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共同匯成了推動環境保護發展的重要力量。
我原來是個文學青年,1993年陰差陽錯走進環保事業,當過環境記者、出版社總編輯,到地方掛過職。三十年經歷的個人生涯和環保事業都不平坦,我經歷過環保艱難探索的歲月,那也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更有幸趕上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期。在這么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我有幸作為其中一分子,無怨無悔,感到與有榮焉。
來源:千篇一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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