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是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實際上代替總司令劉峙履行淮海戰役（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會戰）指揮之責。探析他的指揮心態變化，可以折射出在這場國共生死大決戰中，國民黨80萬大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滅亡的，我軍是如何將“一鍋夾生飯硬是一口一口地吃下去”的，從中也可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迪啟示。

從遼沈大敗戰中趕來指揮，未上任便懷有一定的懼戰避戰心理。

淮海戰役于1948年11月6日發起。當時杜聿明正在葫蘆島處理遼沈戰役國民黨軍后續有關事宜。主要是避免更大的損失，將國民黨的幾萬軍隊從遼沈戰場上撤出來。

對于東北這片土地，杜聿明并不陌生。他軍旅生涯之中的一大亮點，就是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

那是抗日戰爭結束之后“戰和交織”的歲月，他率領著包括新1軍、新6軍等“王牌”在內的國民黨部隊，與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大打出手，并且倚仗著綜合優勢，打了一些比較得意的仗，占了不少便宜，甚至將戰線一度推到最北的松花江邊。

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那種得意的時光早就時過境遷。經過兩年的較量后，國民黨越打越被動，越打人越少。特別是戰爭的時針指到1948年下半年的時候，國民黨軍更是江河日下。在南線，我華東野戰軍取得了豫東戰役和濟南戰役大勝，共殲滅國民黨軍20余萬人。而在北線，剛剛結束的遼沈戰役，國民黨更是輸得精光，47萬多軍隊全被殲滅。

面對這種戰局發展大勢，國民黨任何一位稍有頭腦的將領都知道：再打下去，只會輸得更慘。此時，在他們的心底間，可以說普遍產生了一種懼戰避戰心里。即使是一向以“雍容鎮靜”著稱的杜聿明也不例外。濟南戰役之時，杜聿明、邱清泉、黃百韜等眼睜睜地看著王耀武集團覆滅，十幾萬大軍愣是不敢前去救援，便是這種懼戰避戰心理的最好寫照。

此時，即將從遼沈戰場走向淮海戰場的杜聿明，在多年后他回憶道：

“我怏怏地回到中山北路辦事處，倒在沙發上，抱著腦袋，一言不發。深感局勢已發展至此，現在去徐州無疑是往陷井里跳。干脆去住院”。“徐州已成這個鬼局面，自己去為劉峙等作俑，白白送死值得？還是不去的好”?！拔业目謶中睦硪恢鄙嫌?，覺得徐州戰場好像一個刑場，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淮海戰役新論》第423頁）

透過杜聿明的這段話，他的懼戰避戰心理已經非常明顯。顯然，帶著這樣的心理走向戰場，“無異于給自己套上了一個無形的精神枷鎖和束縛手腳的繩索”。不管他如何強打精神，不管他如何強作鎮靜，也難免一定程度上影響對瞬息萬變戰況的判斷和決策，而這又勢必對部屬作戰的情緒和勇氣帶來相當的消極影響。

從糟糕的開局中接手指揮，剛開打便已知曉國軍失敗大勢所趨。

淮海戰役發起4天以后，也就是直到11月10日，蔣介石才正式改令杜聿明擔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實際上負責徐蚌會戰的指揮。在此之前，蔣介石原定由白崇禧來指揮。但沒想到白崇禧先是同意，但很快又放了蔣介石的“鴿子”。最后蔣介石決定還是用他的心腹愛將杜聿明來擔綱淮海戰事的指揮。

可笑的是，國民黨這邊關于指揮的問題還在猶猶豫豫、吵吵鬧鬧、議而不決的時候，華東野戰軍粟裕這邊卻提前兩天發起了淮海戰役。杜聿明到達徐州了解和看到的是：何基灃、張克俠已率部起義，致使徐州東北門戶大開，解放軍山東兵團直接通過何、張防區，一舉將黃百韜退向徐州之路遮斷；華東野戰軍在追殲黃百韜兵團的過程中，已經順勢將他的1個軍的部隊吃掉，剩下的4個軍也已被華東野戰軍包括在碾莊地區；中原野戰軍已開始進擊津浦線之咽喉要地宿縣，意圖“隔斷徐蚌線，使徐敵完全孤立”。

粟裕后來曾這樣評價過杜聿明，說他“只能打勝仗，不能打敗仗；只能在有利條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條件下打仗?！保ā端谠Ｕ劵春鹨邸罚┒彭裁鬟@次剛剛接手的淮海戰事，開局恰恰又是如此糟糕。對于杜聿明這個不善打逆風仗的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無異于蒙上了一層注定徹底失敗的陰影”。

大兵團作戰，一著不慎，便很可能招致滿盤皆輸。更何況是這一連串的錯著敗著呢？

實際上，早在淮海戰役剛開始時，杜聿明就曾斷言過：“共產黨將在一年內統一中國，我的事業也將隨著蔣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文史資料精選》第13集，第206頁）到徐州接手指揮后，他進一步感到：淮海戰役序戰開始，蔣介石集團“未能實施預定計劃，及時集中兵力應戰，在解放軍變化莫測、運用極妙的戰略戰術下，已形成打被動戰的局面，使蔣軍內部慌成一團，手足無措”。

對于高明的指揮員來說，往往追求的是未戰而先勝。而對于此時的杜聿明來講，恰恰是未戰而先敗。因為此時，黃百韜的12萬人馬距離被全殲已沒有多少個時日了。杜聿明深知：他剛接手的第一個回合，國民黨軍就輸得很慘。接下來的戰事勢必還會按著這種慣性走下去。如不出現奇跡，國民黨軍失敗已是大勢所趨了。

從步步的滯后中被動指揮，想挽狂瀾于即倒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雖然淮海戰役剛開局國民黨軍便陷入了戰役被動，盡管剛開戰杜聿明便蒙上了一層失敗的陰影，但杜聿明畢竟是國民黨軍名將，畢竟是見過大陣仗的人，畢竟是國民黨軍中為數不多指揮過大兵團作戰的人。即便是黃百韜兵團被殲，他手上的兵力依然不比解放軍的少。他仍然可以一搏，仍然可以作困獸之斗。

而蔣介石也認為，他向徐州戰場派去了杜聿明，等于是派去了“可以力挽狂瀾的肱股之臣”。杜聿明盡管并不愿臨危受命，但即來之也只好安之。他當然也希望通過一己之力，“力求補救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將傾覆的半壁江山”。（《淮海之戰》第73頁）

杜聿明一到徐州后，立馬判斷出“共軍會攻徐州是假的，而集中主力先殲滅黃百韜是實的”。針對這一戰局，他立即想出了圍魏救趙之計，提出了令黃百韜兵團堅決死守，以邱清泉、李彌兵團會同黃維兵團夾擊中原野戰軍。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邱清泉等將領的充分認可。

應該說，這是一著大膽用兵之策，也是變被動為主動的一著棋。但是，剛一提出來，就遭到了蔣介石的斷然否定。蔣絕不允許坐視黃百韜兵團被殲不理。于是，杜聿明只能按著蔣介石的意愿，率領邱、李兩兵團繼續東援黃百韜。

實際上，從杜聿明到任徐州，直至1949年1月10日被殲的60多天時間里，以他一貫“務實勤勉的作風”，提出了許多“合理化”建議方案。甚至他在戰役的每個階段都有“一案”、“二案”，或“上、中、下”三策。但使杜聿明悲催的是，蔣介石和他的國防部對于他的這些建議，要么不予采納，要么就是被采納實行，中途又變卦。最終結果是，淮海戰役三個階段，蔣介石居然有三次大的改變決心，而每次改變決心往往帶來的是更大的損兵折將。

盡管杜聿明原本上想“挽狂瀾于即倒”，但他的戰場指揮權力實在是有限，東面戰場上的黃百韜兵團，南面戰場上的李延年、劉汝明兵團，西南面戰場上的黃維兵團，并不完全聽命于他。即便是在徐州與他在一起的邱清泉、李彌兵團，他也不是完全能夠擺平說了算。蔣介石有直接插手干預戰事的毛病，杜聿明對此是心知肚明的。也正是基于此，杜聿明最終也只能落得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結果。最后，他的這種“挽狂瀾于即倒”的雄心隨著戰事的推進而日漸泯滅。從此，一步一步開始走向被動，直至最終走向絕境。

從戰退的矛盾中猶疑指揮，不敢機斷喪失戎機至最終全軍覆沒。

與我軍準備在淮海地區打一個大決戰的明確戰役決心相比，蔣介石和他的統帥部在作戰指導上始終是模糊的，始終是不明確的。特別是他們并沒有想到我敢于與其決戰。杜聿明后來也回憶說：“他們（指顧祝同等人）并未料到解放軍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擔任阻擊打援，并準備在淮海戰役中實行戰略決戰，消滅國民黨軍。當然我也未料到這點”（《淮海戰役親歷記》第23頁）。

顯然，杜聿明的這種“未料到”是致命的。這直接導致了他在其后的指揮中猶疑不定、不斷錯亂。攻不敢放手攻，退不敢放手退。第一階段，黃百韜兵團被圍時，杜聿明便不敢令邱清泉、李彌兵團放膽東進。第二階段同樣也不敢令李延年、劉汝明兵團放膽北進，主要就是怕被殲。非但如此，這些兵團一旦發現有個“風吹草動”，就趕緊回溜，生怕被我誘殲。而“在這一伸一縮之間，戎機基本上就失去了，戰役主動就失去了”。

最能體現杜聿明猶疑不定，不敢機斷專行便是撤逃徐州的例子。他本以為這次撤逃徐州做得非常隱蔽，為達成突然性，杜聿明白天還令邱清泉兵團發動了個佯攻，借以迷惑我軍，晚上便溜之大吉。

本來我追擊杜聿明集團滯后一天多，杜聿明如果放開逃走，這一天多的時間差并不容易彌補。也許我能追上一部分，但完全追上并合圍住并不容易。

但這時，他接到了蔣介石空投的手令，讓他去解黃維之圍。實際上，在撤逃徐州之前，他曾向蔣介石報告過：“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按說，杜聿明作為徐州“剿總”的實際負責人，他本可以“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但他卻不敢機斷，他“怕失去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他怕不聽蔣介石的命令而擔失敗之責，甚至是上軍事法庭”。

最終，明知救黃維等于去送死，等于是進入粟裕布設的包圍圈，但杜聿明還是按照蔣介石的命令轉去救黃維。在他認為，“戰守進退的決策，關系到整個國家軍事前途，目前我不能輕易地出主意，必須由老頭子本著他的企圖下決策。”(《淮海戰役新論》第428頁)

停下來救黃維，這使得杜聿明突然撤逃徐州的得意之筆，最終卻演變成了最大的敗筆。將近30萬的人馬一下子被粟裕的華東野戰軍兜圍住。這么多人被包圍可是空前的。

即使陷入包圍圈之中，杜聿明本也可以做一下困獸之斗，因為畢竟還有30來萬人馬，畢竟還有邱清泉的王牌主力。但杜聿明不能打逆風仗的毛病弱項再次顯現出來。雖然他也曾在包圍圈中采取了“重兵攻擊一點”等戰術，試圖突出包圍，但這些戰術在被粟裕很快破掉后，杜聿明基本上就手足無措了，最后連突圍的勇氣也都失掉了。

至此時，淮海戰役勝負大局已定。杜聿明集團最終被全殲，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1949年1月6日，華東野戰軍對杜聿明集團發起了最后總攻。僅用了4天，杜聿明集團就被徹底全殲了，他本人也落了個被俘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