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毛主席、朱總、徐帥《年譜》等刊載的文獻/史料：

夏河、洮河為黃河上游甘肅臨夏～蘭州段的兩條一級支流，發源于西傾山/甘南高原；夏河右/東岸以遠、是洮河，洮河右/東岸以遠、是渭河/嘉陵江上游流域，及甘肅省定西、天水和隴南三市；黃河右岸之兩河河口一帶，曾經是張國燾規劃/指定的、四方面軍“九月西渡”之地段，左岸為青海地界。

1935年8月1日，張氏、朱總于毛爾蓋召開“軍委作戰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張聞天、博古、毛主席、王稼祥、劉伯承、徐向前和陳昌浩等；決定放棄之前的“松潘戰役計劃”，改為執行《略阿壩進夏河戰役計劃》；毛主席在會議上“看破不說破”…。

3號，或許是忌憚“略阿壩進夏河計劃”、拒絕北上過于的赤果果了，張國燾在將“計劃”更名為《夏河洮河戰役計劃》后，正式下達至全軍執行；6號，朱張兩總離開了黨中央/岷江上游流域之毛爾蓋，直奔大渡河上游流域的卓克基。

“夏洮戰役計劃”主要點為：1）一、四方面軍混編、且分成左右兩縱隊，以朱張率領的左縱隊為主攻、徐陳率領的右縱隊為輔攻，黨中央隨右縱隊行動；2）左縱隊于大渡河上游之卓克基、大藏寺、查理寺等攻阿壩，再向北“探進”、接引右縱隊；3）右縱隊于岷江上游之松潘向若爾蓋、班佑、阿西偵察，另以一小部牽制松潘敵…。

由于大渡河上游右岸是西康，左岸是小金、金川和阿壩，流域位于岷江右岸以遠之南、且并非北上必經之路，紅軍主力為何非要“舍近求遠”略阿壩呢？

15號，黨中央致電朱張兩總，提議“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五軍、三十二軍即速開毛爾蓋”；毛主席、徐向前和陳昌浩也致電兩總，請求左路軍改走右路、“毛爾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團掩護，從卓克基經毛爾蓋緩緩前行…”。

然而，在四周多時間里，兩總指揮“電令”“電命”和“電示”頻繁的下達至徐、陳及各軍各部門，既從未曾主動的向黨中央報告過，亦“拒絕”回復黨中央的兩次“電詢”/“電示”。

張氏在悄悄的做著“名義北上，暗往川康”之準備：他告訴徐陳等：阿壩“是后方根據地”，“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條平行路向阿壩北進”；謊稱阿壩“人糧甚多，比蘆花、毛爾蓋好多了”；強調“川康省委要以阿壩為中心”，“使阿壩成為蘇區一部分”。另外，張國燾還命統一指揮第5、9和31軍的左縱隊第一梯隊司令王樹聲“占阿壩后休息兩天”，“留相當兵力鞏固阿壩”等等。

20號，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毛爾蓋索花寺）擴大會議，毛主席“首次”以黨中央軍事負責人資格作主報告，他“說破了”張氏力主《略阿壩進夏河戰役計劃》/《夏河洮河戰役計劃》的“底牌”一一>過黃河西出青海/河西走廊/新疆。

黨中央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有針對性的特別強調：“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紅軍主力必須“迅速占領洮河東岸地區，并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陜甘之廣大地區”落腳。

24號，黨中央向張國燾傳達了“補充決定”精神。張氏明白再也“裝”不下去了、干脆就拉下偽臉譜、不再“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