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丁

日前，從寶雞下站遺址聯合考古隊獲悉，更多關于秦漢時期國家祭祀禮儀文化的細節被揭開，研究證明下站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秦漢時期性質最為明確、延續時間最長、保存最為完整的國家祭天遺存。

首次明確祭祀坑完整形制

秦嶺腳下、渭水之濱的寶雞磻溪鎮下站村，一片看似普通的土地下，隱藏著一個古老的秘密，誰也沒有想到，這里曾見證秦漢帝國祭祀禮儀，該遺址以龐大的祭祀坑數量和豐富的內涵，展示了一幅跨越600余年的禮儀文化畫卷。

下站遺址全景

祭祀活動作為王朝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對天地神靈的崇敬與國泰民安和政權長久的期盼。秦漢時期的“畤祭”見證帝國的祭祀與政治演變。從秦襄公立西畤，到漢劉邦增設北畤，形成了“雍五畤”。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的興盛，雍五畤的地位被甘泉泰畤取代，直至西漢末年被廢，為后世天壇祭祀奠定了基礎。

長久以來，學術界對這一傳統充滿好奇，卻因缺乏實證而難以深入研究。隨著寶雞下站遺址考古再傳令人振奮的消息，為解開這段歷史迷霧帶來了更多考古學證據。

“相比很多考古同仁發掘一生可能也遇不到較為典型的發掘案例，能參與到下站遺址的發掘，是很難得的體驗。”下站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副院長游富祥在采訪中流露出對這項工作的深厚情感。

“2024年的發掘，共清理各類祭祀坑9座，全部為長條形動物犧牲坑，坑內填土及坑底皆未見器物出土。”游富祥介紹。

長條形祭祀坑

這些祭祀坑依據形制不同，可分為A型和B型。A型祭祀坑，平行排列的南北向窄長條形，主要埋藏犧牲為牛和羊，牛皆頭向北，排列緊密，擺放較有序。B型祭祀坑，寬長條形，主要埋藏犧牲為馬，馬無固定頭向及姿勢，擺放較亂。其中“A型祭祀坑，在下站遺址歷年發掘中較常見，通過以往A型坑內出土動物骨骼的碳十四測年結果可知，年代在春秋中晚期。”游富祥解釋道。

Ab型祭祀坑

“B型祭祀坑為下站遺址首次發現，其形制與犧牲擺放方式，與血池遺址清理的長條形馬坑迥異。”游富祥繼續說，結合下站遺址2020-2023年3次發掘所清理的各類長方形動物犧牲坑、長方形車馬坑及洞室祭祀坑的形制與年代，已經可以大致勾勒出下站遺址從春秋中期至西漢晚期，不同時期祭祀坑的年代序列。

B型祭祀坑（馬坑）

這一序列揭示了先秦祭祀文化在長達數個世紀中的連續性與發展，展現了這項祭祀活動是如何從諸侯習俗逐漸演變為國家儀式。這種連續性不僅體現了文化傳統的穩定性，也反映了社會價值觀和宗教信仰的持久影響。

該遺址即“雍五畤”之“密畤”

游富祥提到，除了2024年新發掘的這些長條形動物犧牲坑，早在2023年及以往的考古發掘中，下站遺址還發現了99座祭祀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動物犧牲和金、玉、銅等祭祀器物，尤其是玉人、玉琮、玉璜等，與文獻記載“珪幣各有數”對應，意味著每種玉器都有特定的數量和規格，以符合祭祀的等級和禮儀的要求。

金車飾片

Cc型祭祀坑出土祭祀玉器組合

獸面形玉飾件

從“千乘之國”到“萬乘之君”的追求中可以看到，擁有騎兵和戰車數量的多寡和優劣成為春秋至秦漢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參考指標，尤其是戰車成為軍隊的核心裝備。在下站遺址中出土的超大型車馬祭祀坑，坑中出土的金、玉、銅質車馬器，為研究當時的車馬制度和軍事裝備提供珍貴信息的同時，也揭示了秦漢時期對車馬的重視。

Ca型祭祀坑中出土玉器及金車馬飾件

Cc型祭祀坑

祭祀活動中對祭品數量、物品都有嚴格要求，“木禺龍欒車一駟”“路車一乘”“畤駒四匹”等文獻記載的祭祀準備，也讓游富祥對車馬坑中出土的馬匹和多種車型有具體依據。游富祥表示，用木頭制作的車馬模型被稱為“木禺車”“龍欒”，馬八尺以上為龍，欒車即車輿帶有傘蓋并垂掛鈴鐺的華麗馬車，正式場合和儀式中君王乘坐的車輛便是“路車”，下站遺址中這些木車痕跡，以及金屬馬飾、車飾，都完整的保存了下來。

E型祭祀坑中出土模型車與傘蓋

不僅要有車、馬，還要有小牛犢和小羊羔作為祭品，而且每種各四只，游富祥團隊在下站遺址內發現了不同時期，多座用于祭祀的牛坑、羊坑、馬坑。他還采集了祭祀坑動物骨骼用于C14測年，數據顯示長條形坑的年代范圍在公元前700至前500年，馬坑的年代范圍在公元前500至前400年，牛坑和羊坑的年代范圍在公元前300至前100年。進一步驗正了文獻中記載的“黃犢羔各四”等細節。

Cb型祭祀坑

Cb型祭祀坑中出土金質車馬飾件

此外，在下站遺址的“建筑區附近還出土了大量磚瓦建筑材料，多數瓦當涂朱，表明建筑比較講究、等級較高。”《史記》記載渭河南岸僅有一處“畤”，即秦宣公四年（672BC）所設“密畤”。下站遺址發現的“刻劃‘密’字陶文的陶器殘片為遺址的性質提供了文字證據，進一步證實了下站遺址即是秦漢時期雍五畤之一的密畤。”

”密“字陶文陶片

隨著對下站遺址的深入挖掘，密畤的歷史延續性也逐漸被梳理清晰。游富祥介紹，“密畤從公元前672年建立到西漢末年被廢，前后延續使用時間長達600余年。目前已經發現的不同時代的各類祭祀遺存，為初步建立秦漢國家祭祀遺存的分期年代標尺提供了重要依據。”

下站遺址的結構布局也頗具特色。各類祭祀坑圍繞中心建筑區呈規律性分布，年代相近、類型相同的祭祀坑之間無疊壓、打破關系，表明國家對畤的結構形制有嚴謹規劃。盡管“雍五畤”在漢末被廢止，但其內容卻為都城南郊天壇祭祀所吸收，成為后來中國傳統天壇祭祀的一部分，影響深遠。

基于這些考古成果的取得，2023年在國家文物局召開第四季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通報了四項“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的重要進展，陜西省寶雞市下站遺址位列其中。同時，下站遺址作為研究中國古代祭天禮制的重要考古發現，入選2023年陜西六大考古新發現。

16年堅守揭開歷史面紗

相比保存較差、無文獻佐證的考古現場，游富祥表示“非常幸運，下站遺址的祭祀活動有明確的文獻記載，這使得我們的工作不僅僅是基于推測猜想，而是基于實際的證據。”

這份“幸運”并非偶然，而是基于考古人連續16年的堅持。從“秦漢離宮別館調查”項目，再到寶雞“秦漢雍五畤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以及聯合考古隊的數次發掘，不僅僅是時間的流逝，它更見證了考古人的堅持與努力，才使被歲月塵封的下站遺址被逐漸發現、認可、確定。

2008年，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陜西開展“秦漢離宮別館調查”項目，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尋找秦漢雍五畤。“2015年，基于數年考古調查成果，我們聯合在寶雞地區開展‘秦漢雍五畤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對前期調查中發現的重點遺址進行詳細勘探，首先發現了鳳翔雍山血池遺址。”游富祥回憶道。

2016年至2018年，聯合考古隊對血池遺址開展了為期3年的大規模考古發掘，揭露出面積約6000平方米，發現大量祭祀坑和玉器、車馬器等祭祀遺物。“特別是‘上畤’‘下畤’等刻劃陶文的發現，證明了血池遺址是秦漢雍五畤其中之一。”游富祥說。

此后，像采集珍珠，一個珠子帶出了一串珠子。下站遺址以其祭祀遺存的豐富和保存的完整性，成為了研究的重點。“2017年，在陳倉區博物館同志的帶領下，我們對遺址進行了初步調查，在遺址斷面上發現了祭祀坑，采集到秦漢時期的繩紋瓦片。”游富祥描述著當年的情景。2018年的大規模勘探，初步明確了遺址的范圍和遺跡分布情況，共發現各類祭祀坑1400余座。

數年以來，每一位參與下站遺址的考古人，都以不懈的努力和執著的追求，讓該遺址的歷史面紗層層揭開。發掘只是考古的一部分，室內的資料整理和研究也是重中之重，陸續的簡報發表、討論、認定，逐漸讓下站遺址的定位更加清晰。

2020年至2023年，聯合考古隊又對下站遺址進行了3次主動性考古發掘，共揭露面積2400平方米，清理灰坑數十座，半地穴房址3座，各類祭祀坑99座。“這些祭祀坑之間存在豐富的疊壓打破關系，出土祭祀遺物的年代特征明顯，初步建立起了春秋至漢代畤祭祀遺存的年代框架。”游富祥解釋道。

E型祭祀坑

綜合研究表明，下站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秦漢時期性質最為明確、延續時間最長、保存最為完整的國家祭天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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