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我很少用“孤獨”去形容一份工作。人把自己變成齒輪的形狀,卡進流程和團隊機制里,在協(xié)同運轉(zhuǎn)中滾滾向前,才是當下多數(shù)工作的常態(tài)。
采訪“重光relire”出版工作室的創(chuàng)始人任緒軍時,他向我描繪的,是另一種常態(tài):帶上電腦、紙稿、書、紅黑藍三種顏色的筆、便簽條,和一個灌滿水的超大水壺,走入家附近的咖啡館,然后獨自伏案一整天。他用“游蕩”來形容自己的工作。
“拜德雅paideia”的編輯梁靜怡更愿意描繪那些“等待”的時刻——等待譯稿,等待校對,等待流程,等待首發(fā)的通知。等待通常以年為周期,周期與周期之間,是漫長的,每天以萬字為單位的看稿,和瑣碎的工作。
流蕩與等待,構(gòu)成了一個出版編輯的日常。這很接近于一種“手藝人”的狀態(tài),沉默,專注,形單影只。
這讓我想起了在開始這次的采訪前,在LESS 新世相出版獎的一次評審會議上,作家馬家輝說的一段話:
“在這個年代,我們希望讓每個人知道,哪怕單兵作戰(zhàn),哪怕你孤身一人,也不一定需要躺平。只要你有理念,堅持你走的方向,你是可以做出一個事情的。”
我最近一直在反復琢磨這段話。在采訪幾位這次出版獎的獲獎編輯,包括前面提到的任緒軍、梁靜怡時,我不斷地想到這段話。
“單兵作戰(zhàn)”,這是個讓人莫名振奮的詞。它喚起了一些久遠的、幾乎要被羞于談起的理想主義。
我們很少有機會談論這種精神。它太陌生了,像是在談論一種異類,談論沖向風車的堂吉訶德。
但有意思的是,在采訪中,當我向他們提起“單兵作戰(zhàn)”這個詞時,他們都并不認同。哪怕身處很小很小的出版品牌,哪怕助力缺缺,哪怕在很多時候,他們真的是在孤身工作,他們也強調(diào),自己并不缺少同路人。
所以,這不僅僅是關(guān)于一組做書的人的故事,不僅僅是浪漫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群像。
我們想講的是:
在混沌的時代里,人終究要做自己覺得值得的事。人也終究能做成一些事。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 一種聲音
《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編輯
我是機緣巧合入行做圖書編輯的。
我學的是歷史專業(yè),平時會讀到拜德雅的書,關(guān)注了一些編輯的豆瓣。然后意外發(fā)現(xiàn),他們經(jīng)常發(fā)一些重慶美食。我是重慶人,在外地讀書看到就覺得很饞。2020 年我碩士畢業(yè),看到他們發(fā)招聘,就加入了。
《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是我入行后策劃的第一批選題。
那個時候我其實并不了解出版市場,最開始策劃選題,只是找一些我的私人閱讀書目,想把它們翻譯出來,在國內(nèi)市場推出來,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這本書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我跟大家差不多,也是大學的時候接觸到女性主義,剛開始會有一種“整個世界都打開了”的震撼,覺得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同了。
但一段時間過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好像一直在“生氣”,一直在“憤怒”,但世界并沒有怎么改變。這種憤怒就變成我的情緒負擔。
我在這種狀態(tài)下接觸到了原文版《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讀完之后對我自己的狀態(tài)和情緒有了全新的理解。這是跟我個人生活體驗結(jié)合非常緊密的一本書,我當時就想,我一定要把這本書推出來,希望其他人讀到也能像我一樣,解開一些當時當下的困惑。
這也是我做書的標準,一定要自己喜歡,自己有感受。
出版《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這本書,跟其他書一樣,中間會經(jīng)歷一些“漫長的等待期”。有時候甚至等到已經(jīng)忘了它的存在。
先是等譯者翻譯。像這種厚度的書,翻譯周期一般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譯者偶爾也會拖拖稿嘛。
稿子到手之后,就是進入非常日常的伏案看稿流程,基本每天要看完一萬字,然后一天一天把這個稿子看下去。心情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梁靜怡的工位
但真到書要面世的時候,心情會變得有點忐忑。所有的東西都確定了,明天就要發(fā)首發(fā)的通知了,你就開始忍不住想:
大家也會像我一樣喜歡這本書嗎?
會覺得翻譯的好嗎?
讀者看了之后會像我一樣受到安慰嗎?
會忍不住非常密集地天天在豆瓣上看,看有沒有新的評論。
我做書的時間不算很長,基本沒動搖過自己做出版的念頭。但偶爾會有一些瞬間讓我意識到,我自己并不算很適合做這個。
比如,我是一個比較粗心的人,還是個 P 人,但出版其實很需要條理和細心的。我的兩個特質(zhì)非常不適合做編輯。
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有一次我做校對,圈出了一個錯別字改在旁邊空白處,校對完之后書稿發(fā)到下一環(huán)節(jié),結(jié)果下一輪校對的人又把我改的字圈出來,我也改了個錯別字哈哈哈。
有時候也會想,當時如果繼續(xù)做學術(shù),可能就走上另外一條路。但冷靜下來就會意識到,自己還是很喜歡現(xiàn)狀的。
我想做一些“不一樣”的書。因為我一年能編的書很少,可能就 4、5 本,所以我要選,選一些放到市場上它能帶來“新意”的書。比如《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我當時很確信這本書和目前市面上已經(jīng)出來的女性主義書籍是不同風格和類型的作品,能給讀者提供新東西。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
當然會有流量清冷的時候。行業(yè)內(nèi),一本書賣到 5 萬冊是暢銷書,10 萬冊算非常暢銷,但也有書能賣到 300 萬冊,完全就是席卷了市場。
我們就經(jīng)常開玩笑,人家有些書一印就是幾萬冊,我們從來沒有上過一萬。我們是另一桌吃飯的。
但在另外一桌吃飯又怎樣呢?吃得開心最重要。
編輯偶爾會打包賣掉“舊稿子”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編輯
重光relire 創(chuàng)始人
今年是我做書生涯的第九年。
九年前,我在訪學期間,整個人處于“游蕩”狀態(tài),很松弛,到處轉(zhuǎn)悠。那段時間,我接觸到當時當?shù)氐莫毩⒊霭妫粠湍贻p人,做出了不一樣的書。那種氛圍很“熱血”,也很“直接”,他們在做的事情與他們所置身的現(xiàn)實發(fā)生著具體而微的關(guān)系。
那段經(jīng)歷對我影響很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決定終止做學術(shù)研究的打算,準備來試試看做書這件事。
去年11月,我開始做新的工作室“重光relire”。這是一個“目前一人圖書工作室”。
我的工作目前是游蕩式的,日常就是在家樓下幾家咖啡館辦公,這樣可以節(jié)省辦公室租賃等費用。帶上電腦、紙稿、書、紅黑藍三種顏色的筆、便簽條,到咖啡館找一張桌子,坐下來,就是我的工位。
如果是在獨立咖啡館或便宜的連鎖咖啡館,我會點上一杯冰美式;如果是在星巴克,我點單的次數(shù)就十分有限,太貴了(但特別感謝我家樓下的星巴克,它幾乎以商業(yè)空間的形式提供了一個市政應該提供的公共空間,我希望未來有能力增加在那里點單的次數(shù))。
噢,對了,我還會帶一個灌滿水的超大水壺。編輯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伏案看稿,沉浸進去的時候很容易忘記喝水,因此伸手就能夠到的大水壺就很重要。
咖啡館里的“游擊工作”
雖然“重光relire”目前只有我一個人,但做書實際上是一個協(xié)作的過程,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有伙伴,作者、譯者、設計、排版、校對,還有供紙方、印刷廠,以及合作的出版社、營銷支持、渠道(包括獨立書店的朋友們),等等。
做書的我類似一間公共交通調(diào)度室,協(xié)調(diào)著各方的工作。或者用我以前說過的話來說:做書是一次又一次握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讀者當然也是重要的協(xié)作方。一本書只有真正抵達讀者手中,被閱讀,才開始真正擁有生命。書持續(xù)抵達不同人手中,其生命力就會一直延展。
每一次抵達都是握手。
帶著這種信念做書是快樂的。每天收工時,我期待第二天的到來,第二天還能繼續(xù)做這件事,這就很好。
做書對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認知世界的方式,而不僅僅是一份工作。“保有自己的生活”,這很重要。
“松弛”是我給自己定下的工作原則:慢一點,再慢一點。我想,經(jīng)由經(jīng)濟和技術(shù)的加速,時代生活已足夠快了,應對之法可能不是加入這個快節(jié)奏,而是慢下來。
這種慢,在于細細打磨選題,并在每一本書出版之后給到足夠的照料。同時,讓自己放松下來,不要趕,否則可能錯失選題如鉆石般閃耀的面向和時刻。
工作輕松了,事情才能做細致。慢一點也沒關(guān)系。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品牌
群島圖書 創(chuàng)始人
我從事出版 20 年了,很多人形容這種狀態(tài)是“二十年如一日做一件事”,我覺得應該糾正一下。
雖然是在從事同一個職業(yè),但一本書就是一個世界。對于圖書編輯來說,做一本書就是換一種體驗,永遠有新鮮的興奮點。
做出版之前,我在《文匯讀書周報》當記者,經(jīng)常去上海的出版社串門、采訪。
有一次從世紀出版集團出來,我順路就去了福州路的外文書店,那邊有很多品質(zhì)不錯的外文原版書。我淘到一本美國出版家、蘭登書屋的創(chuàng)始人貝內(nèi)特·瑟夫的《我與蘭登書屋》。
那本書主要是回顧貝內(nèi)特自己的出版生涯,里面有許多有趣的文學圈軼聞“八卦”。作者是個非常喜歡“講笑話”的人,筆調(diào)很幽默,我讀得津津有味。
那段時間我剛好處在“職業(yè)迷惘期”,這本書讓我覺得豁然開朗,感覺一下子找到了未來的方向。
后來我翻譯了《我與蘭登書屋》,它也成為我入行后第一本自己策劃出版的書。就這樣從記者“半轉(zhuǎn)行”進入了出版業(yè)。
彭倫
2017 年,我創(chuàng)辦了“群島圖書”。剛開始群島就我一個人,沒有員工沒有助手,購買書的版權(quán)、聯(lián)系譯者、編輯書稿、跑國際書展,所有工作都是自己來。
群島相對“特殊”的一點是,我們既做外國文學圖書引進出版,也代理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版權(quán)輸出,所以需要定期參加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和其他一些國際項目。
以前我曾經(jīng)一年飛國外幾次,去過英國、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參加各種出版人訪問項目。每次出國基本上都是工作目的,自己出去找一些項目。創(chuàng)業(yè)以后我主要就是跑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一個人安排一切,自由自在。
但我覺得“一個人做書”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我的經(jīng)歷只是一種出版品牌創(chuàng)業(yè)的運作方式。出版工作歸根結(jié)底是集體勞動,一個人能做的是有限的。
做出版,需要考慮的東西很多,從看到一個選題開始,就要考慮,這本書將來做什么開本?封面設計會是什么風格,什么方向?用什么紙?以什么形式發(fā)行?出版后如何營銷?怎樣讓作者參與到書的宣傳銷售當中?所以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和方方面面的人對接、溝通。
所以你肯定是要有合作伙伴的,與你合作的出版社從編輯部、營銷部到發(fā)行部,作者、版權(quán)方、譯者、設計師、書店、網(wǎng)絡銷售平臺,一個人做不了那么多事。
有時候甚至需要一些特殊“機遇”。比如,在我輸出金宇澄小說《繁花》版權(quán)的初期,做了很多努力卻一直沒成功。因為《繁花》本身體量很大,地域色彩很強,大量的滬語、吳語方言對譯者也是挑戰(zhàn)。要讓一家外國出版社買一本可能有六七百頁的翻譯小說,本身就很困難。
后來金老師介紹我認識了王家衛(wèi)導演。有一天我突發(fā)奇想問王導,假如他去紐約或巴黎,能不能見一見對《繁花》這部作品感興趣的美國編輯或法國編輯。王導一口答應。后來他果然去了紐約和巴黎,見了美國 FSG 出版社和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的編輯。他們很快就決定購買《繁花》的版權(quán)。
這個故事其實也說明,出版不能“單兵作戰(zhàn)”,我們需要有很多伙伴、盟友,甚至不是這個行業(yè)中的人,也能成為某一段路的同行人。
“群島圖書”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在起名時,剛好看到了書柜上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的短篇小說集《島嶼》(Island),我覺得“島”這個意象特別好。
作者就像是島主,讀者是島民。
但只有一座“島”多孤單啊。出版本身還是群體行為,讀者越多越好。而且一個出版品牌不會只有一個作者,所以最后就變成了“群島”。
一個作者是一個群島,一本書就是一座島。島越來越多,島民越來越多,你的疆域就越來越大。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設計
《夏宇詩集六種加一》 編輯
設計師:夏宇 洪伊奇
剛開始得知要做夏宇老師的書時,我們都挺興奮的。
我們兩位編輯的其中一人從中學就開始讀夏宇,收藏了她之前幾乎全部的詩集。
而在完成《夏宇詩集六種加一》的出版之后,夏宇也送給他除《備忘錄》外他唯缺的那本絕版的夏宇詩集《粉紅色噪音》。
《夏宇詩集六種加一》這本書最初的設計想法,夏宇在簡介里講得很清楚——“包裝模仿一種壓縮餅干”。如果讀過夏宇之前那本《88首自選》(封面是紫甘藍的那本)會感到很熟悉,騎馬釘、工業(yè)用紙、借用 zine 的小眾、地下形式卻進行大量印刷,一切都有跡可循。
作為夏宇的讀者,我們知道她對設計的講究,也愿意全力配合,不是因為她是大詩人,而是因為在出版她自己的詩集這件事上,她的經(jīng)驗比我們多太多。
出版這本詩集,我們好像始終跟隨夏宇在某個界外之域游走。回過頭來,找不到關(guān)于自己是如何突破邊界,又為何要突破邊界的記憶,一切就這樣很自然地發(fā)生了。
夏宇寄來的其中一套打樣
這套書的用紙我們找了很久,因為它不是圖書用紙,一開始不知道從何找起。
印廠也找了很久,因為用騎馬訂裝訂稍厚一些的冊子的需求太小,所以很多機器都被淘汰了。
直到現(xiàn)在,我們每次印刷都要等很長時間,但并不是在做什么復雜的工藝,只是在等油墨在紙上晾干。
對印廠工人來說,他們沒淘汰掉的騎馬訂機器派上了用場,并且有了一本需要等待晾干的奇怪的書。一切就這樣很自然地發(fā)生了。
在出版這本書的整個過程里,我們總是在給合作方提供出乎他們所料的信息。印廠老師說,從沒用過這種工業(yè)用紙印書,不知道能不能印上字;發(fā)行老師說,從沒見過這樣的裝訂,不知道能不能銷售出去;負責印刷文件的老師說,攝影的圖片質(zhì)量好差啊;但書最后印出來的時候,大家同時發(fā)現(xiàn)并確認:原來這樣也可以。
做書就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原來這樣也可以”的過程。
《夏宇詩集六種加一》
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作品
《我的母親做保潔》編輯 蘇本
這是一段“特殊”的講述。
我們原本計劃采訪首屆LESS新世相出版獎年度作品《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的編輯蘇本老師,跟她聊聊這本書的誕生過程和她的編輯生活。但令人難過的是,蘇本老師在今年秋天因病去世。
我們只能在同事的回憶和悼念她的文字中,拼湊出一段關(guān)于《我的母親做保潔》這本書和她的故事:
2022 年秋天,蘇本在豆瓣上聯(lián)系了作者張小滿,當時她的一篇名為《母親在深圳超級商場做保潔》的豆瓣日記引發(fā)了很多討論。蘇本給她發(fā)私信,說“想為她做書”。
后來張小滿跟蘇本在北京辦公室相見,這是一片小小的,但由她親手一點點構(gòu)建起來的天地。書架上滿滿全是書,她特別向張小滿推薦了《遠東冰原上的貓頭鷹》。
張小滿后來回憶,她當時印象最深的不是書,而是蘇本遞給她的墨綠色的裝著水的馬克杯,“有著胖胖的手柄,像一個沒有刺的仙人球。”
她們聊了一會兒書,還聊了北京的交通和天氣,然后結(jié)伴去吃飯。作者張小滿在《我的母親做保潔》那本書的后記里寫下了關(guān)于那次見面和吃飯的感受:
“語言像春雨下,田里的玉米苗一樣,不用經(jīng)過刻意的排布,自然地冒了出來。”
作者張小滿回憶,蘇本對《我的母親做保潔》初稿的反饋非常細致,文檔里密密麻麻全是標記和備注,修訂版的文檔前還有長長一頁紙的感受和建議。
反饋初稿那天,蘇本還給張小滿發(fā)了一條信息,說自己看完稿后的感受。“心里久久被觸動,所以沒有馬上坐地鐵下班,而是散了長長的步,走了好幾站地。”
張小滿說,她跟蘇本的溝通方式有些“古早”,聊微信的時候像是在寫信。她說蘇本是“溫和而堅定”的人。“她一般不會秒回信息,但回復了都總是讓人安心的話。”
做書當然會遇到分歧,與作者交流想法的時候,蘇本總是會發(fā)來自己的思考,有理有據(jù),張小滿能感覺到,她帶著一種強烈的要把事情做成的信念感。
但信念感這么強的人,偶爾也有想放棄的時候。
蘇本跟張小滿講過自己在美國念書時的經(jīng)歷,當時她在美國念神學,猶豫自己是否要繼續(xù)學業(yè),老師告訴她,“如果你不想做就不做了,不要勉強自己。”她說自己第一次知道原來還有“放棄”這個選項。
后來每當她閃過想放棄編輯工作念頭的時候,她都會想起神學老師的那句話,然后問自己的心,“真的不想做了嗎?”
聽到自己內(nèi)心的答案后,就又能堅持下來了。骨子里,她就是為書而生的人吧。
《我的母親做保潔》這本書后來順利出版,也在讀者中取得很好的反響。編輯蘇本在出版方案中對這本書做出的定位是——“城市整潔儀容下被遮蔽的保潔員群體日常;母與女,兩代人的隔閡與交融。”
蘇本給這套書所屬的系列起名叫“晨昏線”。當時有同事提出異議,覺得過于文藝了。蘇本很堅持,反復思考了一周以后,她帶來了設計師山川為“晨昏線”做的小 logo,就是晨與昏交界的樣子。
蘇本把這本書與當時她在做的另一本書《中國菜市場》聯(lián)系在一起,她說希望這套書可以傳達一種“變動感”,處在白天與黑夜的交界,昨日與今日的變更上,有一種在當下去看過去和現(xiàn)在的特殊情感,這套書里所記錄的也是時代變遷中的事件,關(guān)系到城市隱秘和被遮蔽環(huán)節(jié)中的人的故事。
大家都被說服了,為她的熱情,也為她的堅持和信念。
而我們在這本書的編輯蘇本的故事中看到的是,時代無論如何流變,總有什么東西是不變的。
在出版人身上我們看到,“單兵作戰(zhàn)”并非只能指向孤獨。當有一群人愿意穿越漫長的時間周期去共同建構(gòu)完整的內(nèi)容體系,我們就永遠能在精神世界里遙遙并肩,同路而行。
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相聚”,我們愿意讓這種相聚發(fā)生。
2024 新世相出版朋友節(jié)將在秦皇島阿那亞舉辦。
這是新世相以“朋友”之名組織的首次線下內(nèi)容嘉年華。我們將以「保護完整性的世界」為主題,匯聚出版、影視、音樂、游戲,品牌領(lǐng)域的嘉賓朋友,一起討論內(nèi)容的世界觀。
12月27日-29日,數(shù)十位嘉賓將在「LESS新世相出版獎頒獎禮」「出版朋友夜」「出版朋友說」「出版朋友玩」等版塊的多場活動中亮相,具體報名信息請關(guān)注后續(xù)發(fā)布。
期待與你們相見。
撰稿:三花
實習:史奴比
責編:梁珂
參考資料:
重光relire《下沉年代,我依然選擇做書》;
做書 《彭倫:我是怎樣做書的》;
做書 《“剎那的乍現(xiàn),剎那的綻放”》;
南方人物周刊 《如何活得久——一個文學出版人的N條軍規(guī)》;
出版商務周報《從出版機構(gòu)辭職后,我一個人用3年做出這個圖書品牌》;
張小滿《無盡的感激與無盡的遺憾》;
晚禱時刻:
“咱們往哪走啊?”
“往前走。”
“哪是前啊?”
“往哪走,都是往前走。”
——米蘭·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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