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炳哲(Byung-Chul Han)，德國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韓國首爾，80年代在韓國學習冶金學，之后遠渡重洋到德國學習哲學、德國文學和天主教神學。他先后在弗萊堡和慕尼黑學習，并于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獲得弗萊堡大學的博士學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爾大學，2010年任教于卡爾斯魯厄建筑與藝術大學，2012年起任教于德國柏林藝術大學。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18—20世紀倫理學、社會哲學、現象學、文化哲學、美學、宗教、媒體理論等。作品被譯成十幾種語言。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譽其為“德國哲學界的一顆新星”。清新的文風，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識，切確而犀利的論述，這都讓韓炳哲對于數字信息時代人類精神狀況的分析批判，顯得尤其重要而富于啟發。

01

今天我們處于從物品時代向非物時代轉型的途中，是信息而非物品定義著我們的環境。我們不再占有土地或天空，而是轉向谷歌地圖和“云端”。

世界變得愈發不可感知，虛無縹緲，鬼影重重。沒有任何東西是扎扎實實的。這讓我想起小川洋子（Yoko Ogawa）的小說《記憶警察》（The Memory Police，1994）。這本書講述了一座無名島嶼，在那座島上，發圈、帽子、郵票，甚至是玫瑰和鳥類，全都會消失，并且再也無處可尋。人們生活在一種遺忘與失去的永恒寒冬當中，一切都逃脫不了逐步解體的命運——就連身體也會片片消失，最后只剩下脫離肉體的聲音漂浮在空中。

智能手機不是一個物品，而是一個“信息格”，甚或是一個告密者（informant），在監控我們的同時也影響著我們。

而物品從不監視我們。這是為什么我們信任物品，與我們不信任智能手機同理。 每一件設備，每一種統治技術，無不生產著自己的圣物，以使更多的人臣服。

《親愛的，我不能沒有手機！》2024

智能手機就是數字信息治下的圣物。作為壓迫的工具，它表現得像是一串念珠，二者在輕便靈巧這一特點上格外相似。“點贊”等同于數字化地祈禱——我們如前人一樣朝著圣物告解，自愿袒露自己，討要的卻不再是寬恕，而是關注。

我不知道那些把所有時間都用來盯著手機的人是否還需要貼心的物件。在我們的注意力排行榜上，物品正在失勢。 如今物品所面臨的惡性通貨膨脹、爆炸式的繁殖，只不過凸顯出了我們對它們的冷漠無謂。它們簡直就像是死胎。

我們已經不再執迷于物品：信息和數據才是新寵。 今天我們生產和消費的信息比物品要多，溝通交流使我們如癡如醉，力比多的投注已然從物品轉向了非物。我們正在成為嗜好信息和數據的戀物癖者。現在甚至有個說法叫“數據戀”。在智能手機上進行點擊和滑動幾乎已經是一個禮拜式的舉動，并且這對我們與世界的關系有著巨大的影響。挑不起我們興趣的信息直接被滑走，而與此同時，我們喜歡的內容則被我們手指的捏動拉近放大。我們在字面意義上掌握了世界，一切全然由我們說了算。

這說明了智能手機如何放大我們每個人的自我（ego）。只需要滑動幾下，我們就讓世界臣服于自我的需求。 世界在數字化的粉飾下顯得完全向我們敞開并且可獲得。然而正是不可獲得讓他者成為他者——因此當他者性被剝奪，剩下的只有可消費對象，就像Tinder把他者變成性對象。在使用智能手機的過程中，我們退化到自戀的狀態里，再也無需面對他者的未知。通過物化，他者變得可得。但這同時也把一個“你”變成了一個“它”。恰恰是他者的消失，解釋了智能手機把我們變得孤獨的原因。

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想去贊頌漂亮的老物件，這是很不哲學的一種做法。 我把物品稱作生活的休憩地，是因為它們能夠穩定人類生活。同樣的桌椅通過它們的始終如一給無常的人類生活帶來些許穩定性和連續性。我們可以在物件上流連，而面對信息，我們無法這么做。

02

如果我們想理解自己生活其中的社會，我們必須理解什么是信息。 信息幾乎沒有什么現時性，因為它仰賴驚喜帶來的刺激感。通過在時間上的不穩定，它把感知碎片化，把我們扔進了持續不斷的話題性狂熱當中。信息把認知系統本身置于一種焦慮狀態，在與信息相遇之時，我們就懷疑它可能會很輕易地變成其他什么東西。這個過程伴隨著基礎的不信任。它強化了意外體驗。假新聞正是信息固有的意外屬性的具象化體現。

我的書《倦怠社會》（2010年）和《精神政治學》（2017年）的核心觀點，是福柯對于規訓社會的分析已經不足以解釋我們的現況了。我把規訓式的統治和新自由主義統治做了區分。規訓式統治依靠指令和約束來生效，它是壓制性的，它抑制自由。但新自由主義統治卻不是壓制性的，而是引誘和放任式的。它不抑制自由，而是剝削自由。我們心甘情愿并且滿腔熱血地剝削自己，同時相信我們在自我實現。

因此，我們已經不再身處一個規訓的社會了，而是在一種精英政治之下。福柯沒有預見到這一點。 新自由主義精英政治下的主體相信他們自己是自由的，實際上卻成為奴仆。他們成為了絕對的奴仆，在沒有主人的情況下實施自我剝削。自我剝削比被他人剝削要更加有效率，因為它和自由的感覺緊密相連。卡夫卡很恰切地形容過這種悖論式的奴仆自由：“那畜牲從主人手中奪過鞭子并鞭笞自己，只為了成為主人。”這種自我鞭笞不僅令人疲倦不堪，還導向抑郁。無論工作本身多困難，都不會導致深深的倦怠感。哪怕工作后我們會感到累，也和一種破壞性的倦怠是不同的。工作總有做完的時候，但我們向自己施加的運轉壓力已經超出了工作時間的范疇。它在睡夢中也折磨著我們，常常導致失眠。從工作中回血是可能的，但我們不可能從這種運轉壓力中解脫。

卡夫卡

我們當下僅僅把地球當作資源來小心呵護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徹底改變與地球的關系。我們應該把它的魔力和尊嚴還給它。我們應該學著再次對它感到驚嘆。自然災害是極端人類行動的后果。行動（action）是歷史（hisotry）的動詞語態。沃特爾·本雅明筆下歷史的天使面對的正是人類行動留下的災難性后果。在他面前，成堆的歷史殘骸漫延到天際。但他無法移走它，因為來自未來的名為“進步”的風暴把他給卷走了。他大睜的雙眼和張開的嘴顯示出他的無力。只有不行動的天使才能抵抗這場風暴。

我們應當重新發現不作為的潛力，一種不訴諸于行動的能力。 所以我現在正在寫的一本新書標題是《沉思或不作為的生活》。它有意對應或者說矯正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書《積極或行動的生活》（譯者注：此書現有中文譯本名為《人的境況》）——后者將人類行動崇高化了。

我的目的不是把世界災難化，而是描述它。我作為一個哲學家的職責就是解釋我們身處的社會。 當我說新自由主義統治剝削自由而不是抑制自由，或者智能手機是數字信息治下的圣物，這些觀點并非聳人聽聞。哲學在于說出真相。

03

最近幾年，我研究信息的現象學，就是為了理解今天的世界。 在《非物》里，我的觀點是今天我們主要用信息的方式感知現實。這樣做的后果是與現實的接觸變得稀缺。現實被剝奪了其當下我們不再感知到它物理性的振動。信息像一層膜一樣把物品包裹起來，鈍化了我們對強度的感知。被降維成信息的感知讓我們對情緒和氛圍的體察變得遲鈍。空間丟失了其詩性，取而代之的是沒有空間感的信息傳播網絡。

人們聚在一起，大多數時候卻只是各自看著自己的手機，這還有什么意義？ 即便達到了暢通無阻的溝通，人們也比以前更覺孤獨。我們把“你”變成了一個可獲得、可消費的“它”。這個世界正在流失“你”的存在，是這件事讓我們孤獨。

從這個角度而言，羅馬、紐約或是首爾沒有什么不同。要獲得幸福，我們需要一個卓越的、高于我們自身的他者。而數字化脫離了任何旗鼓相當的對應關系，任何抗拒的可能，任何的他者。它讓一切變得平滑。智能手機之所以智能，是因為它讓一切都變得可獲得，除去了所有阻力，而羅馬確實是一個不缺乏卓越他者的地方。

我的每本書都以烏托邦式的反敘事結束。在《倦怠社會》中，我用凝結起社群的“我們的倦怠”來對抗導致抑郁的“我的倦怠”。在《他者的消失》（2016年）中，我將日益顯著的自戀主義與傾聽的藝術作了對比。《精神政治學》主張將“癡言癡語”（idiotism）視作烏托邦式的代表，反對完全的互聯和完全的監視。癡傻之人就是沒有與外界互聯的人。在《愛欲之死》（2012年）中，我提出只有愛欲才能夠戰勝抑郁。《時間的味道》（2014年）闡述了一種流連的藝術。我的書分析我們社會的弊病，并提出克服這些弊病的概念。是的，我們必須去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敘事。

數字化剝去了世界的實體性。然后疫情到來，加劇了社群實體經驗的喪失。你想問：我們不能靠自己嗎？ 今天，我們拒絕所有的儀式，認為它是外部強加的，過分正式的，因此是不真實（inauthentic）的。新自由主義發明了一種追趕真實性的文化，這種文化把自我放在最中心的位置。真實性文化發展出對儀式化的互動形式的懷疑，似乎只有自發的情感，主觀的狀態，才是真實的。模范式的行為，例如禮節，則被貶低為不真實的或膚淺的。對真實性的自戀式崇拜是造成社會日益野蠻的部分原因。

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曾經說過，與其哀慟于信仰的喪失，不如干脆走入人群，參與儀式，比如做彌撒、祈禱和唱經。換句話說，就是模仿，因為正是這樣才能讓信仰回歸。外在轉化了內在，帶來了新的氣象，儀式的力量正在于此。我們今天的意識已不再扎根于物體，但這些外部事物可以非常有效地穩定意識。信息卻幾乎做不到這一點，因為它實在是變化無常，并且與生活的相關性十分有限。

今天，所有需要時間考驗的實踐，如信任、忠誠、承諾和責任，都在消失。一切都是曇花一現。我們許諾自己會有更多的自由，但這種短期性破壞了我們生活的穩定。我們能夠與物體產生羈絆，但無法與信息產生類似的關聯。我們只是短暫地注意到信息而已。之后，它就像手機留言信箱里的一條被聽過的留言，朝著遺忘和湮沒而去。

我認為信任是一種社會實踐，今天它正被透明度和信息所取代。 信任使我們能夠與他人建立積極的關系，哪怕在缺乏信息的情況下。而在一個透明的社會中，人們會立即向他人索取信息。信任作為一種社會實踐變得多余，透明度和信息培養出了一個缺乏信任的社會。

確實，事實上讀我的書的藝術家比哲學家多。哲學家們不再對當下感興趣。福柯曾經說過，哲學家是一名用思想捕捉當下的記者。這正是我所做的。此外，我的文章正在走向另一種生活，走向一個不同的敘事。藝術家們對此很有共鳴。說到發展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培養新的意識、建立新的敘事，以反對現行的社會信條，我會把這個任務委托給藝術。這樣的話，救世主就不是哲學，而是藝術。或者說我把哲學當作藝術來實踐。

本文出處：哲學與藝術

轉自 思廬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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